鄭鐵生：序言二（3）
鄭鐵生：序言二（3）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在兩人論爭期間，蔡元培幫胡適借到了其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為胡適解決了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一些問題。胡適為此很是興奮。胡適的《跋〈紅樓夢考證〉(一)》，就是根據《四松堂集》對《紅樓夢考證》所作的補充與訂正，又寫出《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文章末尾，胡適對蔡元培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謝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著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裡借來的。……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著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裡!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對考證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賞：「閱俞平伯所作《紅樓夢辨》，論高鶚續書依據及於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同樣，胡適也把《雪橋詩話》借給蔡元培，讓他瞭解其中所載曹雪芹情況。兩人的這種雅量和胸懷是後世許多學人無法企及的，堪稱學者的風範。
胡適晚年在回顧這場爭論時曾頗有感慨地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蔡元培晚年回憶自己在北京大學的往事經歷時，總愛提及胡適，顯然他將引進胡適視為自己發現人才而自豪。
（三）辯論的成果
批評和論爭是發展學術的必要方式。學術上的是與非，是在學者們的研討、爭論中才能辨清的。經過胡、蔡之間的論爭，「索隱紅學」很快在讀書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學術地位。胡適把《紅樓夢》研究納入考證的道路，賦予紅學考證以特殊的對象、範圍和方法，並逐漸形成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學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學術規範，為一門學科打開了局面，有力地推動了紅學研究。1964年8月毛澤東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毛澤東的這個評語是客觀的。
學術界普遍把《紅樓夢考證》視為「新紅學」的開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適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論斷，雖經百年時光的衝擊、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著里程碑的性質。從此新紅學考證派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基礎，其後的研究多是以此為起點進行的。
三、與劉心武先生爭鳴的意義
我與劉心武先生爭鳴，其意義首先在學術探討，彼此補益，促進研究。
劉心武先生說：「我個人的研究方法，屬於探佚學當中的考證派，我考證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現在進行這些考證，我覺得不好笑，因為脂硯齋鼓勵了我，脂硯齋就說了，『大有考證』。」
何謂探佚學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為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說：
他所用的論據：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筆、隱喻、暗示和文章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脂批」。從今天看，兩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這一工作，卻仍十分困難。因為伏筆、隱喻之屬，需要猜，猜，就難保證十分準確；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處，要分析、辨別，才能用來印證。……但由於資料有限，而明確的資料更少，這就使得有些結論，猜測推論佔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滿足。在這裡，其意義便只限於提出問題，給出可能的設想……
姚先生說得很中肯，探佚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範式，不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個界限。在界限之內，是探索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研究；超越這一界限，就容易滑進索隱的泥坑。探佚學只能止步於某些片斷的探索上。而實際上這個界限很難把握，操作起來往往是「以賈證曹」與「以曹證賈」同時進行，交錯使用，連環互動。以致當今考證與索隱合流，其實二者早就有扯不斷的聯繫。對此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中講過的一段話：「索隱派憑虛，求工於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於考證……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正是這樣做的，他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悵中，產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於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於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著我們的審美能力！」所以，蔡義江先生認為劉心武的研究可稱為新索隱派。這是我們同劉心武先生之間的分歧之一。
其次，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研究是當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紅學中的反映，所謂「平民紅學」這個提法儘管不準確，但它向從事傳統文化中精英文化的「專業人士」發起一場挑戰。這種文化現象說明：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眾文化。胡文彬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學術講座中指出：「紅學家們應該從劉心武的現象中看到，在普及《紅樓夢》方面，紅學家還做得不夠。為什麼劉心武的講座很受歡迎，那就是大眾在對《紅樓夢》知識的瞭解上還是有很多需求的。」又說，「研究者不應該只做學術，還應該想想怎麼把學術的東西簡單化，讓更多的大眾瞭解紅學。」
劉心武文化現象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其講授的內容所帶來的隱性的負面影響，常常不會為大眾群體所識別。所謂的「秦學」是經過多次的漸變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記，可以找到胡適「自傳說」的胎痕，經周汝昌推向極至，又經過變構，及延至劉心武開創「秦學」。八十年光陰，潮漲潮落，輪番轉換。恰如「文化人類學之父」泰勒在肯定了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的同時也指出：「人類的思想和氣質的全部廣泛的歷史領域證明……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態流傳於世界的。它有時阻滯和停留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這歧途把疲憊的它引向後退 ，引向它久遠以前走過的地方」。他的話恰恰擊中「秦學」的要害，「秦學」的問題集中表現在：
（一）劉心武的「秦學」是新索隱派「紅學」，但它比同類型的索隱派對廣大觀眾有更大的誤導作用，是因為他將索隱、探佚故事化，以文學的感染力打動讀者或觀眾。
（二）「秦學」與曹家本事合流，使廣大觀眾更加信以為真，以為是在還原「曹雪芹的構思」。因為廣大觀眾畢竟不是學者，他們分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何況又是名作家說的。
（三）「秦學」解構了《紅樓夢》的精神、意蘊和哲思，卻以電視講座這一大眾化的消費形式去推廣，以猜謎這種通俗的民間方式表達，頗受觀眾的歡迎。在悄悄而不為人所注意地向觀眾偷換《紅樓夢》真正的審美價值。我將分章加以闡釋，以期與劉心武先生互相切磋，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最後，我認為同劉心武先生爭鳴的過程，也是清理我的學術思想、錘煉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寫作水平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