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三大索隱派之三（2）
清末民初三大索隱派之三（2）
這則記載，1915年出版的《紅樓夢名家題詠》曾加以引錄，可見認為《紅樓夢》是寫滿漢關係的書，在當時是一種時尚。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的特點，是把這種觀點加以系統化，上升為理論，認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紅樓夢》的「本事」，同時也是全書的主題。他還對自己索隱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寶釵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學、王熙鳳影射余國柱、史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劉老老影射湯潛庵，寶玉則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石頭記索隱》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證史料，對比《紅樓夢》中有關情節，推求這幾個人物是如何影射的。以蔡氏的淵博和嚴謹，所引史料應承認是可靠的，具體推求，也不乏學術的嚴肅性，同為索隱，終究有一種特異的學術味道，吸引讀者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共鳴。
但蔡著之失，一是將「本事」與主題思想混為一談，二是具體索隱求之過深，未能逃脫比附的歧途。如說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絳珠，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瀟湘館，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號。這用的就是「姓名相關」的索隱方法。朱竹垞走到哪裡必帶《十三經》、《二十一史》，在京華仍有插架書，不廢著述；林黛玉奔父喪後也帶了許多書籍來，劉老老因而把瀟湘館誤認做「哥兒的書房」。這就是所謂「品性相類者」。朱竹垞與陳其年曾合刻《朱陳村詞》，而黛玉和湘雲在凹晶館聯過句，便成為「軼事有征者」。不過如此推求，讀者在佩服索隱者的好學深思的同時，也會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結論一定可靠。又如說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稱三姑娘。徐乾學曾以第三名及第，稱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類處。徐乾學喜愛文士，薦舉過許多人才，探春雖無此表現，但《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探春囑寶玉說：「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串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玩意兒，替我帶些來。」又說，「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蔡元培認為，這些描寫表現的就是徐乾學「延攬文士之故事」。不知這依據的是索隱的哪一種方法，哪一條原則?「軼事有征者」?徐乾學「延攬文士」誠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樁「軼事」，但這與探春的喜愛「輕巧玩意兒」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費解。《石頭記索隱》對寶釵影射高江村、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鳳姐影射余國柱、劉老老影射湯潛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參證之史事容或有別，具體推求的方法無大不同。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曾尖銳批評蔡元培對王熙鳳和余國柱「姓名相關」的索隱方法。蔡元培說：「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國，故王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並註明「楷書王、玉同式」。胡適寫道：「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只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去。這樣的謎，可不是笨謎嗎?」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6頁。批評得是很有道理的。但「笨謎」一詞，又言之過重了，因為蔡先生對《紅樓夢》的反滿思想畢竟有所發現。又比如《紅樓夢》裡屢稱鳳姐不識字，蔡元培也視為證據，認為余國柱不是文學家，「故以不識字形容之」。其實，余國柱是順治九年的進士，無論如何不能用「不識字」來形容，如果說這也是在影射，只能說明《石頭記索隱》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圓解其說。蔡元培還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府代表「偽朝」，賈政是偽朝的吏部、賈敷和賈敬是偽朝的教育、賈赦是偽朝的刑部、賈璉為戶部、李紈為禮部，只缺兵部和工部沒有著落，否則就六部俱全了。至於如此索隱的理由，則顯得不夠充分，如不瞭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認為是望文生義。何況說賈赦代表偽朝的刑部，是因為賈赦的妻子姓邢，與刑同音，兒媳婦姓尤，表示「罪尤」；賈璉稱璉二爺，戶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賈璉就是戶部，李紈代表禮部，是因為「李、禮同音」。這與《石頭記索隱》自定的索隱三原則也有所遷違。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說：「《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隱尚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闕之，此正余之審慎也。」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第37頁。就出發點來說，蔡元培的索隱不能說不審慎，因此他所說的自屬真誠，有些猜想，亦不無會心處；但因具體方法在求一一套實，結論固多誤，就整體而言，又不好以審慎目之。這並不是說可以無視《石頭記索隱》在紅學史上的價值，揭示出書中的反滿思想不必說了，應當承認有一些具體見解也是很有價值的。如認為元妃省親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這樣看的，觀點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寶琴作的《蒲東寺懷古》詩：「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蔡氏認為詩中「似以形容明室遺臣強顏事清之狀」，』雖不一定指實，作為一說，也是可以的。問題在於不能把索隱擴大化，以為無一事無來歷，無一處不影射。
《紅樓夢》的政治內容，及有的情節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這是《石頭記索隱》的可取之處；甚至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都不無一定道理。但一定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寶玉有愛紅之癖，就是滿人喜歡漢人文化，寶玉好吃女孩子們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漢人唾余」，就有穿鑿附會之嫌了。《石頭記索隱》的失誤，主要是徵引指實得太具體，致使結論不易立足，湮沒了許多好見解。如果不拘泥於表面比附的索隱的方法，對《紅樓夢》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蔡元培的紅學見解會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