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的復活（1）
索隱派的復活（1）
索隱派紅學在考證派和小說批評派的打擊之下，自二十年代以來便進入了衰歇期。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正》、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諦》，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響並不大。四十年代中期方豪發表《紅樓夢新考》，表示確信順治與董妃戀愛故事說「有一部分真實性」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300頁。，只是一筆帶過，未做任何論證。五十年代以後，索隱派在大陸上基本上消失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隱派在大陸上雖基本消失，卻在海外得到復活。1959年，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了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漢族志士用隱語寫隱痛隱事的隱書」潘重規：《紅樓夢新解》第1頁，新加坡青年書局1959年印行，下面引錄該書不一一注出。，把多少年來爭論不休的作品的本事問題又提了出來。潘先生表示同意蔡元培的觀察，而不同意胡適的「作者自述生平」的觀點。具體論證方面，《紅樓夢新解》則顯得鮮於創見，許多提法，如說寶玉影射傳國玉璽，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寶釵代表清朝，林、薛爭取寶玉象徵明、清爭奪政權，《風月寶鑒》就是明清寶鑒，以及列舉的理由，包括寶釵的「釵」字拆開為「又金」，亦即後金，薛蟠的「蟠」字從蟲，「猶狄從犬」，是指其為異族番人，通靈玉的形狀和傳國璽差不多，上面的刻字略同於玉璽上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還有襲人是龍衣人，蔣玉函住在紫檀堡，暗含有裝玉璽的匣子的意思，等等，都可以從王、蔡、鄧、壽、景諸家著作中找到出處。潘重規先生的發揮之處，一是認為「寶玉愛吃胭脂，是從玉璽要印朱泥上想出來的」，而且說第四十四回提到的胭脂盒就是印泥盒；二是把有關的理由編綴起來，變成：「一塊玉石，鐫上傳國璽的文字，印上朱泥，盛在紫檀盒子裡，用龍衣包袱纏裹，試問，這是甚麼撈什子呢?這不分明點醒讀者，寶玉就是傳國璽嗎?在這裡，我們既知寶玉即是傳國璽，所以銜玉而生的這個人自然是天子的身份。」旁證是，第三十四回薛蟠有「難道寶玉是天王」的話；第四十六回鴛鴦也說過「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第十六回又寫寶玉的威力可以嚇倒鬼判。在引述這些例證之後，潘重規先生寫道：「由於全書中這一類的明呼暗喚、旁敲側擊的啟示觸目皆是，所以我說寶玉是影射傳國璽，而不敢相信《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的說法。」
關於《紅樓夢》的創作目的，潘先生認為第一是反清，第二是復明，與蔡元培的觀點完全相同。他說第七回焦大的醉罵，是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睿親王多爾袞之事，用以揭露清室的穢德；第十九回寶玉的除「明明德」外無書的議論，是暗示明朝才是正統。應該說，這都算不得什麼新鮮見解，只不過在考證派紅學佔優勢的情況下，索隱派幾乎銷聲匿跡，又重提舊案，在不甚瞭解《紅樓夢》研究歷史的讀者群中，仍不失某種新鮮感。就潘重規本人來說，也應看做是在學術上有勇氣的表現，因為他是在向胡適挑戰，至少要冒被指為「猜笨謎」的危險。《紅樓夢新解》不同於以往的索隱的地方，是沒有把索隱擴大化，主要圍繞作者的立意即創作思想加以探究，避免了將書中的情節與人物一一指實的做法，更沒有徵引大量野史軼聞進行比附，在思路的出發點上和蔡元培較為接近，因此不失為聰明的、保持學術向度的索隱。
索隱派一般都否認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潘重規先生亦如是。但他沒有指實具體人物，只揣想是出自明末清初某一隱名的遺民志士的手筆，後來又說原作者就是書中屢屢出現的「石頭」潘重規：《紅樓夢的發端》，參見《紅樓夢新辨》第72至第94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從書中的具體描寫看，「石頭」擁有作者的身份，似不成問題，只不過何以知道「石頭」就一定不是曹雪芹的化身?所以對著作權問題提出疑問可以，論定則缺乏證據。總的看，潘先生的《紅樓夢新解》，並不比以前的諸家索隱有多少前進，而且是以單篇文章的形式出現的，不能算作索隱方法的系統撰述。但他持論甚堅，在論證寶玉的帝王身份方面頗具說服力。潘先生研究《紅樓夢》，不是只採用索隱一種方法，在考證和小說批評方面也多有發揮，這裡來不及評估他治紅學的全部成果。
1972年在台中市印行的杜世傑的《紅樓夢原理》，是繼潘重規先生的《紅樓夢新解》之後的又一部索隱派著作，全書分「總論」與「各論」兩部分，「總論」七篇，三十三章；「各論」十四篇，五十章，共二十一篇，八十三章，三十多萬字，是自索隱派問世以來篇幅最大、最具系統的一部紅學論著杜氏在《紅樓夢原理》「例言」中稱，該書繫在其所著《紅樓夢悲金悼玉考實》一書的基礎上刪改而成，《考實》筆者未見。。
杜世傑在《紅樓夢原理》中闡述的基本觀點略同於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認為蔡氏關於「《石頭記》者，清康熙朝之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見解「非常正確」，但不滿意只著重於康熙朝的幾個名士，認為蔡氏「沒有發現紅學真實結構，而愈走愈偏，給胡適以攻擊之弱點」。對王夢阮、沈瓶庵的索隱，杜世傑同樣感到不盡滿意，他說：「對紅學真事隱發現最多的，要算王夢阮之《石頭記索隱》，但王氏之方法一無可取。王氏熟悉明清史實及清宮掌故，完全以歷史故事附會《紅樓夢》上各情節，因而有許多情節被他射中，而他自己所留下的矛盾，也足以否定他自己，所以經不起胡適的攻擊。」那麼，杜世傑的「方法」是什麼呢?他所發現的紅學的「真實結構」在哪裡?《紅樓夢原理》的總論部分第一、第二兩篇對此做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