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紅學的終結（2）
索隱派紅學的終結（2）
問題是如何進行索隱。紅學索隱派的致命弱點是求之過深，以為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人不影射，把索隱無限擴大化，結果弄得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還有的無異於重新設計了一部《紅樓夢》，讓書中人物充當自己意念的圖解，這樣一來，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與作者的創作構思了不相關。索隱派中，從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鄧狂言到景梅九、壽鵬飛，再到潘重規、杜世傑、李知其、趙同，基本上逃不出這兩種情況。他們忘記了《紅樓夢》是小說，是文學作品，不是謎語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圖解，如果那樣，就不會有如此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求之過深的結果，反倒把《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看淺了；一個人物一個人物的具體尋求影射，實際上肢解了《紅樓夢》的藝術整體性。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包括鄧狂言認為《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確切的地方，就其對《紅樓夢》豐富的思想內容的發掘來說，總是一種擴展和深入。這在盛讚《紅樓夢》為言情小說的風氣之下，也不失為有勇氣的表現呢。可惜索隱派在方法論上犯了錯誤，把由於讀書心得間捕捉到的點，擴大成為面，把局部當作整體，把索隱變成猜謎，把偶爾的會心獨得敷衍成宏論巨著，使索隱漫無邊際，喪失了必要的規定性。我們從索隱派紅學論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隱者的想像，他們憑借立論的最初的某些會心的發現反而被沖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讀者的信任。長期以來，紅學索隱著作在讀者中難得有更大的市場，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由一點就可以看到索隱失去規定性、走向擴大化和瑣細化的不良後果，即書中的同一個人物，不同的索隱者可以指認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對象。如寶釵，蔡元培說影射高江村，王夢阮說影射陳圓圓，鄧狂言說影射王鴻緒，壽鵬飛說影射雍正，杜世傑說影射洪承疇，趙同說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認為影射朱竹垞，王夢阮認為指董小宛，鄧狂言認為指方苞，壽鵬飛認為指太子胤礽，趙同認為是曹。幾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隱者眼裡，都有不同的影射對象。僅就這一點而言，索隱的可靠性便大可懷疑了。因為依照各家的索隱邏輯，如果願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隱對象。結果是，適合一切的判斷，判斷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倒是早期索隱的始於猜測、止於猜測，不做過多論證，只是作為讀《紅樓夢》之一得，聊供解頤談助，縱使不對，也不至於深陷泥淖，不可自拔，於己於人並無害處。索隱而成為派，反而害了索隱。如同錢靜方所說：「《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參見《紅樓夢卷》第一冊，第326頁。
紅學索隱派的產生，對《紅樓夢》研究而成為紅學，是有貢獻的，就像沒有考證派，紅學不會像現在這樣紅火一樣。但索隱派離開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時代風潮的支撐作用已經失去，新時代的讀者怕難以理解索隱者的苦心孤詣。《紅樓夢》這個偉大的文學之謎，人們將繼續猜下去，今後還會有索隱文章和索隱著作出現；索隱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將不時地為人們所運用；但索隱派紅學，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實際上已經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