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最初發表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雜誌，第二年收入《靜安文集》，比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早13年，比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早17年。關於考證《紅樓夢》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國維在此文中首先提出來的，他說：「若夫作者之姓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說，「《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惟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惟一考證之題目。」一再致意，有望於來者之情甚殷。可見胡適的考證，是為響應王國維的號召而作，即使講考證派紅學，也應追溯一下對考證作者和時代兩致其意的王靜安先生。
對索隱派紅學，《紅樓夢評論》也有明確態度，指出：「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像，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比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現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這是依據藝術須塑造典型的理論，批評索隱之不可靠。但王國維並不以簡單的方法對待紅學索隱，在持批評態度的同時，又不否認納蘭性德的《飲水集》與《紅樓夢》有文字之間存在的關係，即索隱派之一所力主的納蘭性德家世說，「非無所本」，只是覺得如尋找詩文和小說家用語之偶合，當不止容若一人，所以其科學性畢竟值得懷疑。筆舌恣肆，簡而能備，讀之令人心服。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最大貢獻在美學方面。他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哲學和美學觀念，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衡定《紅樓夢》藝術價值的人。這不僅在紅學史上，在整個學術發展史上都有重要意義。我們說王國維是小說批評派紅學的開創者，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紅樓夢評論》共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第五章，余論。全文一萬四千餘言，理論層次清晰，文章結構嚴謹，真正是既不同於評點又不同於索隱和考證的小說批評之作，在王國維之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帶有現代意味的紅學研究文章。
王國維所援用的哲學和美學觀念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理論。《紅樓夢評論》第一章論生活的本質一段寫道：「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百，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曰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故苦痛而無回復之快樂者有之矣，未有快樂而不先之或繼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與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減。何則?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又其感苦痛亦彌甚故也。然則人生之所欲既無以逾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此段文字對叔本華觀點的表述相當準確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至第433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石沖白譯。。要而言之，在叔本華看來，生活就是慾望，而慾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無法得到滿足，因而必然陷入痛苦，這就是人的全部本質。
如此悲觀地看待人生，當然是消極的，無論如何我們不敢苟同。但作為一種哲學觀點，把他所捕捉的看做人生的一個側面，叔氏的觀點亦未嘗沒有可理解之處。特別對藝術而言，認為人生是不幸的，比陶醉在幸運之中，更能成就偉大的藝術家。叔本華並不否認生活中也有喜劇，他說：
任何個別人的生活，如果是整個的一般的去看，並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輪廓，那當然總是一個悲劇；但是細察個別情況則又有喜劇的性質。這是因為一日之間的營營苟苟和辛苦勞頓，一刻之間不停的彆扭淘氣，一周之間的願望和憂懼，每小時的岔子，借助於經常準備著戲弄人的偶然巧合，那就是一些喜劇鏡頭。可是那些從未實現的願望，虛擲了的掙扎，為命運毫不容情的踐踏了的希望，整個一輩子那些倒楣的錯誤，加上愈益增高的痛苦和最後的死亡，就經常演出了悲劇。這樣，命運就好像是在我們一生的痛苦之上還要加以嘲笑似的；我們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劇的一切創痛，可是我們同時還不能以悲劇人物的尊嚴自許，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廣泛細節中不可避免地成為一些委瑣的喜劇角色。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41至第4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