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2）
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2）
小說批評的特點，一是要求從作品出發，二是在進行批評時要有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的依據。李希凡和藍翎所依據的，從根本上說是唯物史觀，因此他們重視時代思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作品的影響。但對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最有裨益的，是他們提出的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的矛盾問題。
俞平伯喜歡探尋作者的作意，就小說批評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有時過分執著於作者的隻言片語，沒有把作者的主觀思想和《紅樓夢》的客觀意蘊適當區分開來，這是他的偏頗之處。李希凡和藍翎則強調形象大於思想，認為曹雪芹的現實主義創作，必須依據生活的邏輯和藝術規律，結果會戰勝世界觀中某些落後的東西。他們把曹雪芹與巴爾扎克加以比較，並引用恩格斯的話，證明《紅樓夢》作者也獲得了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參見《紅樓夢評論集》第3至第4頁。。我認為這是在那場討論中，他們提出並加以論證的最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可以成為使小說批評深化的永久性的話題。
劉大傑的《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出版於1956年，在時間上比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還要早些。書中包括《紅樓夢引論》、《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藝術形象》、《薛寶釵的思想本質》、《探春的道路》、《晴雯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劇》等六篇論文，其中《紅樓夢引論》寫於1953年12月，當時大討論尚未開始。由於作者是古典文學根底很深厚的文學史家，又不乏新穎的文學觀念，因此對《紅樓夢》的思想和人物所做分析，常常一語中的，言簡意賅。此書的出版，為小說批評派紅學添了光輝。
關於《紅樓夢》悲劇的美學價值，向來是小說批評派紅學注意的中心，劉大傑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紅樓夢》這一悲劇的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絕不是單純建築在賈寶玉、林黛玉戀愛失敗的基礎上，同時是建築在揭露封建制度與貴族家庭的腐爛與罪惡上。由於貴族家庭種種的腐爛與罪惡，由於封建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的荒淫生活，結果是應了秦可卿所說的樹倒猢猻散的預言，使《紅樓夢》在結構上一反舊有小說戲曲的大團圓形式，而創造了極高的悲劇的美學價值。」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第7至第10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在分析賈寶玉的性格特徵和思想歷程時，他寫道：
賈寶玉生活在那個前呼後擁花團錦繡的大觀園裡，他始終是孤獨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時時在尋求自由，想飛到園子外邊的天地裡去，在兩百年前，他找不著道路，找不著方向，他感到的只是窒息和空虛，他有時到佛經裡去求安慰，有時又到莊子裡去求解脫，那一些舊時代的殘骸和虛無的陰影，畢竟不能醫治這位青年的苦悶。賈政罵他的兒子為逆子，不錯，寶玉的思想自然是沒有完全越過舊時代的範疇，但在賈家、在賈政的眼裡，他確是一個逆子。在他的行為和思想中，確實隱伏著一股對封建社會反叛的精神的潛流。他反對代表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父親，他輕視那些霸道荒淫的哥哥嫂嫂，他看不起科舉功名，他說做八股文是祿蠹，是庸俗無恥，他反對父母包辦的婚姻，他同情那些天真爛漫的少女。這位在大觀園裡橫衝直撞的青年騎士，唯一的知己就是林黛玉。因此，他全心全意地想奪取林黛玉的愛情，作為追求生活的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道路。他雖說把那塊掛在頸上的實際是封建婚姻的象徵的寶玉，幾次摔到地上，想用力去砸碎它，然而是砸不碎，大家包圍他防護他，結果那塊玉仍然是套在他的頸子上。在《紅樓夢》裡，賈寶玉對於他的封建家庭，確實打過幾次衝鋒，結果是無法戰勝那惡劣的環境，無法跳過那重重的陷阱，終於受了滿身的傷。最後在失戀、苦痛、絕望的過程中，走上了逃避的出家的道路。他用了這條道路，對於封建社會的富貴功名倫理觀念和其他的一切，作了消極的否定。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第22頁。
把賈寶玉的思想特徵以及他在大觀園內外所處的地位，包括他的掙扎和挫折、尋求和悲哀，描述得非常準確，可以起到幫助讀者把握賈寶玉這個典型形象的思想內涵的作用。對林黛玉，劉大傑先生也把握得相當準確，他認為：
林黛玉這一悲劇典型，是中國古典文學裡出現的最優秀的婦女典型。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裡，在封建社會古典文學裡，我們看見了許多苦痛的優良的婦女形象，但是在她們的身上，總令人感到缺少這一點或那一點什麼東西。《紅樓夢》的作者，以精巧無比的藝術筆力，選擇、比較、概括、綜合過去婦女們的各種特徵，精心結構地創造出來這個完整的新型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她有高度的文學天才，清醒的哲學頭腦，高尚的情操，真摯的熱情，她鄙視封建文化的庸俗，她詛咒八股功名的虛偽，她不諂上驕下，不貪圖富貴，她用生命來爭取她的理想，不屈服不投降，不同流合污，為了堅持自己完整的人格與幸福的愛情，她鬥爭到最後一分鐘。在她的頭腦裡，我們看見了劉蘭芝、李清照、朱淑貞、崔鶯鶯、杜麗娘各種靈魂各種智慧或多或少地點點滴滴的交流。在這種意義上，這一典型形象，是長期封建社會婦女們的才華與苦痛的總結。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第35至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