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2）
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2）
1966年台灣《現代文學》雜誌刊載的夏志清的《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一文，就是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紅樓夢》的悲劇本質的文章。王國維以來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大都把目光注視到作品中以寶、黛、釵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悲劇命運上，但對《紅樓夢》悲劇基調的理解則各有不同。
夏志清提出，聖潔的愛即愛餐遠勝於一般的愛，憐憫與同情遠勝於情慾，是《紅樓夢》悲劇衝突的思想基礎；而作者曹雪芹則徘徊於懷念紅塵和決心解脫紅塵的痛苦之間。他主張必須把作品的意義同作者的意向分開，因為《紅樓夢》的寓言部分充滿了對愛的感情的非難，寫實部分則將妨礙愛的東西如貪婪、恨、淫、社會的殘暴力量，通過藝術描寫蒙上可怖的色彩。愛情和淫慾，在曹雪芹的筆下區別得很清楚，夏志清說，甚至可以概括為一個公式：「陷於粗鄙熱情泥沼中的人(賈雨村是一例外，他在寓言設計中的重要性使他有權利最後得到道家的智慧)並不企圖解脫自己，而那些人，他們愛情如有達於成熟機會便能嚴肅地同遁世理想挑戰且可能代表著另一種實踐(作者的同情使我們能這樣希望)，而他們被摧毀，以便給道家道德留出地位來。」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1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兩廂對比之下，更加強了《紅樓夢》的悲劇性，同時也提純了《紅樓夢》愛情悲劇的美學價值。因此曹雪芹的不朽之作不同於日本描寫宮廷的小說《源氏物語》，賈寶玉不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情人。夏志清寫道：
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賈寶玉不是一位偉大的情人，在小說中他的功能主要的也不是做為一位情人。雖然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姑很早就事先提出警告，指出性的危機，但他以後的行為，雖然是反正統的，很明顯地並未染上淫慾的痕跡。誠然在十幾歲時他便同襲人有了性的關係，但是那位死後仍使他念念不忘的爽朗美麗的女孩——晴雯——在死時還悔恨她那些在未曾表明的感情中虛度的年月。假如源氏處於寶玉的地位，他會不僅調戲他自己住的大觀園中那些美麗女孩子，而且會貪求賈府中所有美麗婦人和丫頭們。寶玉面對一個女孩時的典型感情是崇愛和憐憫——崇拜她表現的神聖之美和理解力，悲憫的是不久她必定被迫屈從於一種婚姻狀態和不可免的(如果她能活著)享受貪婪、嫉妒和毒惡之樂，這種神聖之美不久即完全失落，在他的思想中罕有淫慾。同上，第129至第130頁。
這樣來看待賈寶玉的形象，顯然比以往許多文章要深入一步。對國外有的評論家把賈寶玉比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瑪佐夫，夏志清先生表示異議，他認為寶玉更像陀氏的另外一個主角，即白癡米希金公爵，理由是：「兩個人都處於一個被剝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憐憫的愛被判定或被懷疑為白癡(描述這位中國英雄的重要的字是呆和癡)。兩個人都發現這個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負荷的，結果就忍受著陣陣發作的精神錯亂和麻木無情。兩個人都是同兩個女人有關係，而都未能滿足她們的期望。米希金公爵作為一個白癡的結束，因為納斯塔西亞死後，他發現在一個貪婪與淫慾的世界裡基督之愛是不會有效的；當賈寶玉最後從其呆癡中脫穎而出時，他已認識了愛情的破產，但很典型地他棄絕世界以擔負起一個隱者的無感情。」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134頁。陀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晚生一個世紀，創作活動與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通過比較，我們還是增加了對賈寶玉典型意義的理解。現代的美學觀念和比較文學方法的運用，使夏志清先生這篇《紅樓夢》論文從語彙到批評角度，都具有新鮮感。
宋淇的《論大觀園》刊裁於1972年9月的《明報月刊》，初看似乎是從本文出發的文學考證文章，實際上由典型的小說批評的觀念所統領，立論角度新穎，客觀上具有文學考證般的說服力。
因為大觀園是生活中實有，還是作者虛擬，歷來是聚訟最多的紅學課題，抓住此一問題詳加論證，有助於追溯曹雪芹藝術構思的特點和創作思想。宋淇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提出：「作者利用大觀園來遷就他創造的企圖，包括他的理想，並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線和主題的發展，而不是用大觀園來記錄作者曾見到過的園林。」參見顧平旦編《大觀園》第222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版。他說作者的意圖是想把大觀園變成保護女兒們的堡壘，除寶玉外，一般世俗男子是不能入內的；而這所堡壘的建造，必須有元春其人方能完成，因為要省親，才需要有一個大觀園，正是在這一點上，自傳說露出了破綻——曹家歷史上從未有過皇妃，當然更不會有皇妃省親其事。所以大觀園本身代表一種理想，理想破滅，悲劇由是發生，宋淇寫道：
很多讀者對賈家抄家一事發生興趣，認為這是賈家一敗塗地或賈家中落、大觀園悲慘下場的根源。其實，抄家只是一個外來因素，猶如地震、天災、水災等一樣，帶來極大的不幸，雖然令人惋惜，但並不能產生深刻的悲劇感。《紅樓夢》的悲劇感，與其說來自抄家，不如說來自大觀園理想的幻滅，後者才是基本的，前者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參見顧平旦編《大觀園》第23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