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2）
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2）
另外，黛玉別號瀟湘妃子，是否作者有意安排她做皇帝的妃子?寶釵別號蘅蕪君，據《拾遺記》載：「帝息於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衡蕪之香，帝驚起，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是否也有以寶釵象徵帝妃之意?湘雲二字，見於唐代詩人張籍的《楚妃歎》，很可能是用楚王的樊姬比況史湘雲。
牟潤孫在詮解上述例證的基礎上歸結道：「寶玉所愛的所娶的與續娶的女子都以皇帝妃子相比擬，從與女人關係這一點上說，以寶玉象徵皇帝，應當是符合曹雪芹寫《紅樓夢》構想的原意。入住大觀園的都是女人，此外只有寶玉一個男人，豈不正是宮中只有皇帝一個人是男人的象徵?既是寶玉一個人入住大觀園，從這一點上說，此時大觀園又是象徵皇帝平日居住的園子。」借省親寫南巡，是脂批的明文。考證派對此持論甚堅。現在沿同一方向思考，提出賈寶玉是皇帝的象徵，大觀園象徵皇帝的生活環境，釵、黛、湘象徵皇帝的妃子，究竟有沒有一點道理?或者至少是否可以作為《紅樓夢》研究中的一說?如果認為不是全無道理，那末，索隱派提出的寶玉頸上系的通靈玉是玉璽的象徵，可否成為一條旁證?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推論，大觀園中那些可惡的老婆子，很可能是宮中太監的象徵?當然只是象徵而已，不是說每一尋常言行都與歷史上的人和事相吻合。
牟潤孫在文章的結尾處特地加以說明：「《紅樓夢》是小說，小說中每個人物不能只是象徵一個人，每一個小說人物，可能是許多實在人物形象的集合體。在賈府興盛時，寶玉某些形象是象徵皇帝，到賈府被抄，寶玉遭難，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家族中某些成員的象徵。即在平時，曹雪芹筆下的寶玉，也並非時時象徵皇帝，只是從住進大觀園，一群女孩子圍繞著他，和他與女人的關係，這兩項故事上說他象徵皇帝而已。大觀園在賈貴妃省親時象徵皇帝行宮，賈貴妃傳諭令人住進大觀園也有此象徵。及至賈家被抄，則象徵普通官員的園林而已。小說不同歷史，曹雪芹汲取若干實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小說中的人物，更汲取若干地方的景色，渲染成小說中的景色。《紅樓夢》不是曹雪芹自傳，也不是實事紀錄，豈能要求每個小說中人物與實在人物完全符合。不能在小說中尋求歷史，是人人知道的事。本文說寶玉與女人關係象徵皇帝，賈元春省親象徵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從某一些行為上說，則當然不能從寶玉、元春所有一切行為與語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說他們的遭遇與皇帝完全符合。」這一說明旨在與索隱派劃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為小說批評也不能迴避對作品中象徵意義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確闡釋作家的諸種象徵手法和象徵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說批評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徑。長篇小說的一個特點，在於它的主題的多義性和作家意圖表現的多層次性。
蔡元培說《紅樓夢》在藝術表現方面有「數層障幕」，不失為有識之見。當然他沒有用象徵這個概念。《紅樓夢》可以說是一座像征藝術的寶庫，牟潤孫捕捉到的是一個方面，其他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還可以發現另外的象徵手法和象徵意義。考證、索隱和小說批評，在尋求作品的象徵意義這點上可以相互補充，深化對作品的理解。如是，則紅學三派的觀念和方法在長期衝突的同時，也不是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在理論上有一個關節點，就是對作家的主觀命意和作品的客觀意蘊如何理解。
索隱派和考證派的著眼點，在作家的主觀命意上，所以他們拚力以求的是《紅樓夢》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最初的藝術構思。小說批評派也重視作家的主觀命意，但不贊成離開作品本身去尋找。余英時先生對此有一段極好的概括：「本來在文學作品中追尋作者本意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有時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證也未必能使讀者滿意。詩人事後追述寫詩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為創作時的經驗早已一去不返，詩人本人與一般讀者之間的區別也不過百步與五十步而已。傳說十九世紀英國大詩人勃朗寧就承認不懂自己所寫的詩，不是沒有道理的。那末，文學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遠無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體仍可從作品本身中去尋找，這是最可靠的根據。」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3至24頁，台北聯經版，1981。不過應該補充一點，從作品本身發現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單一的。長篇創作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幾年或幾十年，直至終生，是常有的事。時間的推移必然包括環境的改變，從而使作者思想發生變遷。因此作品的最初構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區別的。曹雪芹寫作《紅樓夢》號稱「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中變化可想而知。
何況，文學語言既是作者表達思想的工具，又是讀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礙；文學意像已不同於作者的構思，作品所展開的世界有時會忘記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說的話，需要與作品的規定情境相吻合，與人物性格一致起來。但不排除聰明的作者興之所至，會做出位之思，把寫作時周圍出現的即情即景、本地風光，以及作者一時的感喟，巧妙地編織進作品中。考證和索隱的一個目標，就是想把文學創作中隨時摻入的部分和前後變化的情況，一一搜尋出來，作為文學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