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3）
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3）
如果從對賈家的打擊來說，放在清中葉的歷史背景下，當然抄家一事非比尋常，讀者關注是有道理的；但從藝術創作和美學意義上看問題，大觀園的衰敗和破滅，確具有更深刻的悲劇感，宋淇先生的論斷是精闢的，可謂發人所未發。而且他無意中揭示出了《紅樓夢》悲劇構成的第三條線索——大觀園的興衰及作者理想的破滅。賈府衰亡和寶、黛、釵愛情及婚姻的悲劇，是另外兩條線索，已為許多論者所指出，惟獨大觀園的興衰這第三條線索，過去沒有人論及，實為宋淇的獨家發明，筆者認為只此一點，就可以看做是對小說批評派紅學的貢獻。夏志清在《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中，也曾注意到大觀園的特殊作用，他說這個園子是為元春所建，賈府的孩子們住進去也是元春之命，她要他們能享受她在宮闈中被奪去的那種友情與溫暖，因此大觀園可以象徵地被看做受驚恐的少男少女們的天堂，後來在大觀園裡拾到了繡春囊，就像蛇進入伊甸園一樣，亞當和夏娃不得不由天堂下落到人間，於是大觀園迎來了末日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1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這些分析與宋淇的看法甚為相合，但宋淇更重視內證，從書中情節發展的內在邏輯中推導出必然的悲劇結局，立論的說服力更強宋淇後來又撰有《論怡紅院總一園之首》一文，進一步論述怡紅院在大觀園的悲劇中的作用，可視作《論大觀園》的續篇，載香港《中報月刊》1980年第6期，可參閱。。
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在紅學觀念上直承宋淇的《論大觀園》，刊載於1974年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發表後反響熱烈，可以說是七十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紅學文章。所謂『兩個世界』，是指理想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在書中就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曹雪芹用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來象徵兩個世界的不同。問題是大觀園這個女孩子們聚居的理想世界是否真正乾淨?余英時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原則上曹雪芹在大觀園中是只寫情而不寫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穢渲染得特別淋漓盡致，便正是為了和園內淨化的情感生活做一個鮮明的對照。」參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7頁，台北聯經，1981年版。為證實這一點，他具體辨析了第三十一回晴雯和寶玉一起洗澡的情節，指出作者用的是險筆，故弄狡獪，後來寶玉探晴，已由燈姑娘從旁作證，使晴雯在讀者面前保持清白。還有繡春囊一事，余英時說這自然是司棋與潘又安所失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說明被鴛鴦驚散，兩人並未成雙，仍未混淆情與淫的界限。宋淇論大觀園，側重於園子內部的興衰，余英時對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關係更為注意。他寫道：
作者處處要告訴我們，《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要我們不要忘記，最乾淨的其實也是在骯髒的裡面出來的，而且，如果全書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來，我們一定還會知道，最乾淨的最後仍舊要回到最骯髒的地方去的。「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這兩句詩不但是妙玉的歸宿，同時也是整個大觀園的歸宿。妙玉不是大觀園中最有潔癖的人嗎?曹雪芹一方面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要這個世界長駐人間。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毀這個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不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這種關係是動態的，即採取一種確定的方向的。當這種動態關係發展到它的盡頭，《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也就升進到最高點了。參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0頁至第51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版。
這在對《紅樓夢》悲劇意義的理解方面，比宋淇又進了一步。而且由於作者是歷史學家，洞悉我國學術考據傳統的得失利弊，為了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點，率爾出位從小說批評的角度探究《紅樓夢》的創作意圖，這使我們格外看重這篇文章。其他許多論著大都是依據自己的或從別人借用來的美學觀念，來批評《紅樓夢》，余英時則是從作品本身出發，概括出兩個世界的理論的。
1971年9月出版的台灣《幼獅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基本上是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專輯該刊此期刊載的文章計有：(一)徐小玲的《從寶玉的覺悟看紅樓夢的出世精神》；(二)呂正惠的《甄士隱與賈雨村》；(三)黃美序的《紅樓夢的世界性神話》；(四)黃挽華的《宗法社會的畸形面——談探春母女的衝突》； (五)康來新的《一雙感情事件的對比——齡官與賈薔》；(六)康來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氣韻的品評》；(七)陳秀芳的《曹氏筆下受屈辱的女性》；(八)吳宏一的《紅樓夢的悲劇精神》；(九)嚴曼麗的《紅樓二尤的悲劇情味》；(十)柯慶明的《論紅樓夢的喜劇意義》；(十一)童元方的《論紅樓夢中的丑角》；(十二)嚴冬陽的《紅樓夢的反封建意識問題》；(十三)南海的《一部「人像畫廊」作品的再評價——訪王文興先生談紅樓夢》；(十四)高陽的《紅樓夢新探質疑》。除最後一篇，其餘大都是從小說批評的角度撰寫的論文。，有的談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談藝術結構的安排，有的分析書中的矛盾衝突，有的探討作者的創作思想，各有所得，足以啟發《紅樓夢》愛好者的思考。其中尤以康來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氣韻的品評》，寫得文情並茂，饒有韻致，剖析的是一個人物，看得出作者對全書別有賞會。而童元方的《論紅樓夢中的丑角》，把賈珍、賈璉、賈容、賈瑞、薛蟠、邢大舅、李貴、周瑞、林之孝、賴大、來旺、焦大、鮑二、茗煙、興兒、喜兒、壽兒、周瑞家的、李嬤嬤、劉老老、芳官的乾媽、春燕的姨媽和姑媽、趙姨娘、馬道婆、王善保家的、晴雯的嫂子、來旺婦、多姑娘、王一貼、張道士、葫蘆廟的小僧、傻大姐等，作為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徵的人物類型，透視作者如何描寫他們，探討這些角色在書中所處的地位及其性格和語言的特徵，立論的角度頗別緻，過去沒有人這樣做過。文章結尾處總結說：「這些人物的故事，不論是哪一張臉譜，大部分只有開始，沒有發展和結束。有些支離破碎，彷彿布幕一拉開就在那裡了，連開始也不明顯。他們或許間接表達一些主題，或許不但和主題無關，還被寶玉指明為討厭的老貨，但有一樣重要的是他們共同表現了人生的多面。或許我們從這一個角度又能發現《紅樓夢》的新價值。」見胡文彬、周雷編《台灣紅學論文選》第36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又按：筆者當年介紹台灣《幼獅月刊》所刊紅學論文，重點評述了康來新、童元方兩位作者的文章。不意康、童兩位後來與我先後相識，且成為好友，倒與我的評述無關。只不過賞析趣味異地而同罷了。世之因緣，大都如此。2005年5月補記。是的，可以肯定地說，對這方面的人物類型加以探討，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紅樓夢》的審美價值，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特點和優勢，就表現在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