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1)

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1)

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1)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1)

   

我所以說採用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闡述的觀點,來解釋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消長,既有大體上相吻合的一面,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還由於紅學與其他獨立支持的學科領域相比較,畢竟要狹窄一些,紅學三派之間的關係,不簡單是不同時代的科學典範的更迭,或者說孔恩的典範與危機的理論在紅學發展史上表現得還不是很突出。

紅學三派之間的關係,不簡單是索隱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考證派,考證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小說批評派;實際情況是,廣義地說,索隱也是一種考證,考證也是一種索隱,這一點王國維、俞平伯都曾指出過。而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在時間上反而早於蔡元培的索隱和胡適的考證。三派各有其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雖然互相攻伐,並不影響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胡適當年向索隱派發動攻擊,威勢不可謂不猛,但同時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紅學觀念的漏洞。後來此派又發生了材料危機,在解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難點上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隱派才有可能復活。小說批評派紅學一直佔有理論上的優勢,因此發展得似乎較為順利,而且由於它永遠不離開作品本身,《紅樓夢》展示的藝術世界已使它流連忘返,相對地說,不像考證和索隱那樣受一定歷史材料的限制,結果紅學發展到今天,索隱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只有小說批評派方興未艾。可是不知為什麼,沒有考證派和索隱派的喧囂,紅學對廣大讀者的吸引力和紅學的獨特魅力也就減弱了。紅學本身也有一種寂寞之感。這涉及如何保持紅學的學科特性的問題,值得探討。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紅學有自己的特性,單是用一般小說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還不能叫做紅學,尤其不能成為正宗的紅學參見周汝昌的《獻芹集》第187頁至第188頁、第225頁至第2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樣來界定紅學的範圍誠然不無偏頗,但他強調紅學自有本身的樹義,殊可理解,因為小說批評與索隱和考證不僅觀念和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標也大異其趣。紅學之成為紅學,從歷史上看,與索隱派的闡證本事和考證派的家世考證是分不開的。如果小說批評派紅學在發展中盡量吸收索隱和考證的積極成果,在方法上有所融會,是否在樹義方面會進一步保持紅學的特徵呢?

事實上,小說批評派紅學吸收紅學考證的成果,是眾所周知的,甚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正確考訂和確認,還是小說批評賴以知人論世的必要前提。提倡新典範的余英時先生,就反對把小說批評與考證派的自傳說對立起來,他說新典範無可諱言地偏袒自傳說而遠於索隱派參見《海外紅學論集》第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但索隱派的一些觀念和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和小說批評對立起來不可。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曾經以索隱派為援手,當然是非正常時期的非正常情況。可是在探察《紅樓夢》思想內涵和政治寓意方面,索隱派不見得對小說批評毫無啟發。如果沒有蔡元培等索隱大師的啟示,《紅樓夢》客觀存在的反滿思想或如余英時所說的漢族認同意識,極可能為我們所忽略,何況,事情還不止如此。

1980年,牟潤孫先生寫有一篇《論曹雪芹撰紅樓夢的構想》的文章,提出《紅樓夢》裡的賈寶玉是皇帝的象徵,大觀園是清聖祖南巡時蘇、揚、江寧若干行宮與園林的混合體的假設牟潤孫:《論曹雪芹撰紅樓夢的構想》,參見胡文彬、周雷編《香港紅學論文選》第56頁至第7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他說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大觀園中有櫳翠庵、玉皇廟、達摩庵三座廟,櫳翠庵中有尼姑妙玉,玉皇廟中有十二個小道士,達摩庵中有十二個小和尚,這只有皇宮中才如此設置,要不就是皇帝南巡臨時採取的措施。《紅樓夢》第二十三回鳳姐對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或散了伙,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聲用,走去叫來,一點不費事。」牟潤孫據此論證說:「貴妃豈能常常省親,只有隔幾年皇帝就南下巡幸,才可以說『出來就要承應』。」

還有元春歸省時出題要眾姊妹做詩,她給園中各處景物題匾,牟潤孫認為也是倣傚皇帝南巡的行為,因為巡幸中的皇帝經常自己賦詩,要大臣和韻,同時給蘇、揚等地的寺院、迎駕的名園,頒題匾額對聯。書中說:「賈元春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著進去讀書。」牟潤孫說:

這似乎是由皇帝的行宮不准人民入內想出來的,如果真有貴妃省親的事,貴妃娘家如果都要造一座園子,供貴妃省親,而省親之後平時再不許別人進去,在北京的皇后貴妃娘家有多少,要造多少園子空閒起來?只有皇帝的行宮可以禁止別人入內,皇后都不能如皇帝那樣有不許別人進去的行宮,何況貴妃?大觀園要敬謹封鎖,不是象徵皇帝行宮是什麼?

又說:不光元春省親種種排場與皇帝南巡相類似,即以建造大觀園來說,哪一個貴妃家有力量花若干萬兩的錢,為女兒省親,造那麼大、那麼講究的花園?如果賈貴妃是影射曹家之女,康熙時代曹家正在替清聖祖在江南經手弄錢,他又是包衣下賤之人,敢為自己女兒回娘家造個大觀園,縱使清聖祖能容忍,清世宗抄曹家的時候,這座大觀園為什麼不見提起?若說大觀園是隨園前身,元春省親只花了一天的工夫,她如何能去南京?從歷史來看,從情理來推測,元春省親是皇帝南巡象徵,應是毫無疑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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