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紅樓夢》的「本事」（2）
如何看待《紅樓夢》的「本事」（2）
這是站在小說批評的立場對考證派所作的批評，同時也適用於批評索隱派，可見在文學創作的理論層面上，小說批評派紅學佔有邏輯的優勢。但考證派也好，索隱派也好，從來不曾因小說批評派的攻伐而偃旗息鼓，相反，考證派長期居於紅學的主流地位，索隱派也自有其市場。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是索隱和考證在事實上不是完全沒有依憑。
《紅樓夢》中流露的反滿的思想傾向，即為索隱派提供了事實上的依據。當然《紅樓夢》是否有反滿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見，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周汝昌、吳恩裕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們通過不同途徑來揭示曹雪芹與明遺民的關係，相信不滿意滿族統治的思想確在書中有所流露參見周汝昌的《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第七節「鷺品魚秋」及吳恩裕《曹雪芹的故事》小序。。
對索隱和考證持強烈異議的余英時先生，也不否認這一點，他曾撰寫專文論述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參見余英時的《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92至第197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版。。他在引錄敦誠的《寄懷曹雪芹》詩之後寫道：「我現在只想用這開首幾句說明一個問題，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本是漢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獄最深刻的時代，眼看到許多漢族文士慘遭壓迫的情形，內心未嘗不會引起一些激動。這種激動自然不會達到『反滿復明』的程度，但偶爾對滿清朝廷加以譏刺則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在我看來，是很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92至第193頁。從行文語氣看，似乎是在力求與索隱派的紅學觀念劃清界限，但承認《紅樓夢》具有反滿意識的態度甚為明朗。靖本《石頭記》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語，余英時尤其感興趣，認為可以為肯定曹雪芹有反滿意識提供旁證。這段批語的內容如下：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荑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崖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大族之敗，必不致於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肖，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豈得久乎?戊子孟夏，讀虞〔庾〕子山文集，因將數語系此，後世子孫，其毋慢忽之。
批語的寫作時間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後不久，當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時分析說：「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賦序》，序有『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其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95頁。筆者認為這一分析至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內容，同時也符合《紅樓夢》的思想實際。因此索隱派的紅學觀念，至少他們的觀念中的認定《紅樓夢》具有民族思想這一點，來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於考證派所主張的《紅樓夢》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跡，更是有據可尋。例如第十六回趙嬤嬤說江南的甄家「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與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駐蹕在江寧織造府的史實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賈母說，她年輕時看過家裡的小戲班演的《續琵琶》，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寫的傳奇，由賈母口中說出恐非偶然；還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鳳姐，用了「樹倒猢猻散」的俗語，曹寅生前經常把這一俗語掛在嘴邊。當然曹家是被抄過家的，《紅樓夢》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後還將寫到賈府被抄。至於脂批提供的例證就更多了。所以考證派可以振振有詞地宣佈，《紅樓夢》寫的是曹雪芹家族的歷史，而不是索隱派所主張的清初政治史，胡適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向索隱派宣戰，就是以考證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為自己的利器。
問題是，應該在怎樣的程度上來確立這種紅學觀念。要說自傳，世界上許多長篇作品都帶有作家自傳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寫的《紅樓夢辯證的再認識》一文中，已不滿意胡適的自傳說，他說：「曹雪芹不知觀察和思索了多少實在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賈政、賈母、襲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後才產生他想像的人物，所以你現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實在的誰，真是有點做夢，徒勞無益。」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269頁。又說：「再放大一些說，《紅樓夢》寫的處處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連賈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這話我們不敢斷定對否，因為屬於考證的範圍，然以創作家的慣例而論，他們的著作絕不是實際事物的抄寫，要說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為根據則可，要說賈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語病。」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270、271頁。第四十二回寶釵對惜春畫大觀園發的一段議論，每每成為小說批評派紅學樹立觀念的立論依據，即所謂「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不能討好的」，須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經過藝術概括。李辰冬在引錄寶釵這番議論以後繼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