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爭—《紅樓夢》的地點問題
紅學論爭—《紅樓夢》的地點問題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最先提出地點問題，傾向於書中所寫的事情發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斷語，搜尋作品的例證，與南方對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寫給顧頡剛的信中說：「從本書中房屋樹木等等看來，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無線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16頁。因此俞平伯只是提出問題，並沒有解決問題。
1924年4月，即《紅樓夢辨》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一年之後，劉大傑在北京《晨報副刊》上撰寫商榷文章劉大傑：《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晨報》「藝林旬刊」第2號，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這在當時確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見解，因為《紅樓夢》的地點之爭，向來只有南京和北京兩說，從未有人主張寫的是陝西長安。劉大傑的證據，主要是書中有幾處提到「長安」字樣，如第十七回介紹妙玉：「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勝跡，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第三十八回寶釵持蟹賞桂詩：「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第五十六回甄寶玉在夢中說：「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以及第十五回鳳姐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等等。他的這一觀點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對，認為《紅樓夢》的地點，不過是作者所經歷過的各個地方的代表，「謂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當然更不是長安，因為曹雪芹從未到過陝西。至於長安兩字，李玄伯解釋說：「長安兩字常為文人所用，已變成京師之意。文章內或欲模古或避重複，每稱京師曰長安。」李玄伯；《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猛進》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發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進》第八期上，5月11日，劉大傑即在《晨報副刊》著文作答劉大傑；《再說紅樓的地點問題》，載《晨報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號。。5月 22日，李玄伯又在《猛進》上刊出《再論紅樓夢及其地點》一文，繼續進行駁難。12月1日，《晨報》出版七週年紀念增刊，劉大傑在《紅樓夢裡重要問題的討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中，再次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他並且把文章送給胡適看，胡適說：「據種種的考證，曹雪芹永遠沒有和陝西長安發生過關係。他死的時候，確實在北京。書中雖說長安，因古人多稱京師為長安的緣故。」見劉大傑《紅樓夢裡的重要問題的討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的「附記」，載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七週年紀念增刊》但劉大傑並沒有接受胡適的意見，仍然堅持長安說。這之前，他還曾寫信給俞平伯，結果遭到俞的反駁，認為他的證據是「水中撈月」，明確表示「不能贊同」，並推薦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參見劉大傑和俞平伯的通信，載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號《晨報副刊》，題目標為《通信二則》。，等於在劉、李論爭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邊。
劉大傑的長安說顯然無法成立。特別後來甲戌本出現，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確標示：「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著跡於方向也。」使長安說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這一場關於《紅樓夢》地點問題的論爭，卻很有影響，後來不斷有人重提這一「舊話」，即使未獲一致結論，也可以起到激發人們的紅學興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