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爭—關於曹雪芹的著作權（2）
紅學論爭—關於曹雪芹的著作權（2）
這條脂批中，「為」字可能是錯字，吳恩裕疑為草書「有」字之誤，不無道理；還有的句讀成「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亦可成一說。惟獨戴文的校補，絕難成立。蔡義江在《脂評說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中寫道：「戴文對這幾條脂評的校改，雖然不能成立，看來也出於不得已。否則，甲戌本上白紙紅字寫著『雪芹撰此書』，僅此五字，就足以將他數萬字的考證一筆勾銷。」參見《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第277頁。
戴不凡列舉的一系列「內證」，即「大量吳語詞彙」、「雪芹將賈府從南京『搬家』到北京」、「時序倒流」及「『大寶玉』和『小寶玉』」，也在《紅樓夢》研究者中間引起強烈爭議。許多紅學家指出，戴不凡列舉的書中的未盡統一和矛盾之處，過去並不是沒有人發現，只是覺得仍屬於文學創作當中的正常現象，不好以此作為理由證明《紅樓夢》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筆，尤其不能證明曹雪芹只是別人一部書稿的改寫者。吳世昌說：「《紅樓夢》裡人物對話不純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吳語，這本來是我在一篇論及人物對話的文中指出來的……但如果要用一本書中同時出現兩種方言這一事實，來證明此書為二人所著，則是不科學的。」吳世昌：《論石頭記的舊稿問題》，參見《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第109頁。戴不凡舉出二十例吳語詞彙和六個蘇州話的諧音字，用以說明《紅樓夢》裡的吳語詞彙「夠得上是洋洋大觀」；而吳世昌先生一口氣例舉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舉的，約有近百條吳語詞彙。但吳世昌說：「就《紅樓夢》全書而論，則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萬字，這些每條二三字的近百條吳語詞彙在全書中比例，只佔千分之零點三，實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書有一半吳語，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兩種方言者所寫。」參見《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第113至第114頁。我們知道，吳世昌也是主張《紅樓夢》不出自一人之手，認為其前身《風月寶鑒》另有作者，雪芹在此基礎上「加工增刪」成書，這與戴不凡的看法頗具共同之處，而且立說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認為戴不凡的例證不能證明自己的觀點。陳熙中、侯忠義則對戴文所舉二十例吳語詞彙細加辨析，發現其中大部分詞語，即便是吳語地區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們說「這些『道地』的吳語詞並不『道地」陳熙中、侯忠義：《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容輕易否定——就紅樓夢中的「吳語詞彙」問題與戴不凡同志商榷》，參見《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第224至第239頁，原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1期。。
地點問題、時序問題、寶玉年齡問題，也存在類似情況，即矛盾和不統一之處確實多有，但是否如戴文所說，形成了「時序倒流」，書中竟有一個「大寶玉」和「小寶玉」，人們的看法甚歧異。筆者在《秦可卿之死與曹雪芹的著作權》一文中，曾反覆核對《紅樓夢》原文，追尋書中提供的各種時間線索，證明戴不凡對寶玉的年齡推斷有誤。我在文中歸結說：「戴不凡同志在《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一文中，把『時序倒流』和寶玉年齡問題作為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兩大『內證』。我們通過上面的勾稽爬梳可以看出，《紅樓夢》中的時間、節令、氣候基本上是前後貫通、回次相繼的，雖有一些顛倒矛盾之處，但不影響敘事的總體時間性，不能得出『時序倒流』的結論，更不能說『這位偉大作家連時間觀念也沒有』。賈寶玉的年齡，前後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大寶玉和小寶玉』。」參見拙著《紅樓夢新論》第302至第311頁，或《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第311頁至第320頁。
張碧波和鄒進先對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說法，反駁最力張碧波、鄒進先：《紅樓夢舊稿為石兄所作說駁議》，載《北方論叢》1979年第5期。。戴說主要依據曹寅的《思仲軒詩》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為芽，可食。其木美陰而益下，在使院西軒之南。托物比興，蓋有望於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爾。」曹寅《楝亭詩鈔》中提到的竹村有兩個，另一個是王竹村，姓與名連寫，以與這一個竹村不相混淆。張、鄒指出，《思仲軒詩》裡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實是李煦，因為張雲章《樸村文集》卷十一《御書修竹清風圖記》記載，李煦任蘇州織造時，「於郊外種竹成林，結屋數盈，雜村虛間，時一往游，遂自號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兩個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體，所以在傷悼亡弟曹荃的詩中「托物比興」，把昆仲情誼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順理成章的。至於戴文引為旁證的朱彝尊的《題曹通政寅思仲軒詩卷》，張、鄒考證出系通過鮑照和李陵來比照曹寅，因為李陵的《與蘇武詩》有「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的詩句，和《思仲軒詩》的「有望於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之處。他們寫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說法，『竹村』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調』稱頌曹寅《思仲軒詩》，就是以抒寫朋友之誼的李詩比擬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詩，那就是不倫不類的頌揚了。這對一代著名詩人學者的朱彝尊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就對曹寅的《思仲軒詩》的詮釋而言，戴不凡過於深文周納，遠不如張、鄒的解釋更為妥帖。所謂「石兄」就是過繼給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證據實在弱不能支。這說明戴不凡的立論，矛盾和疏漏以及錯訛，是很多的，難怪文章一出來，即引起一場紅學論爭。
儘管如此，戴不凡的關於曹雪芹的著作權的一組文章，在學術上卻不能說無足輕重，恰恰相反，他提出了許多考證派紅學考而未決、證而不清的問題，進一步說明《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仍是一個未解之謎。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證據不足。對於紅學來說，這已經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令人遺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臟病突發，與世長辭了，還沒有來得及一一看到與他商榷的文章，當然更談不上做出回答。據說他是想在反駁他的文章發表得差不多的時候，寫一長文統一作答，可惜此一願望未遑實現，人們無法知道他還將有什麼新觀點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