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爭論—什麼是紅學（3）
紅學爭論—什麼是紅學（3）
徐復觀的文章發表後，很快便成為香港學界的熱門話題，而且不久也就知道王世祿是徐復觀的化名。對此，潘重規沒有直接作答，而是由《紅樓夢》研究小組的成員汪立穎，寫出了《誰「停留在猜謎的階段?」》的文章，副題為《答〈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一文的作者》，發表在《明報月刊》1972年第七十四期。文章一開始即申明：「讀完《明報月刊》第七十二期王世祿君的大文以後，我們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的同學都深覺訝異，因為作者既力言研究態度之重要，可是他批評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導師潘重規先生，卻偏偏不根據事實，同時也誣蔑了《紅樓夢》研究小組，筆者作為小組一分子，自然有責任來作一解答。」針對是否「停留在猜謎的階段」的說法，汪文列舉了《紅樓夢》研究小組成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並公佈了1951年胡適寫給臧啟芳的一封信，其中談到了對潘重規的紅學觀點的看法，以證明並不如徐復觀所說，《紅樓夢新解》出來後，「潘先生挨了胡適的一頓罵」。當然也就甲戌本的年代問題進行了辯說。徐復觀同意吳世昌、趙岡的觀點，認為甲戌本在時間上反而靠後，汪文則持潘說，堅持甲戌本最早，前面的《凡例》出自曹雪芹、脂硯以前的石頭或隱名人士之手。汪文在措詞上也是頗帶情緒色彩的，如說徐文充滿了「自欺欺人的瞽說」、「觀念不清」等等。
徐復觀立即對汪立穎的反批評做出回答，以《敬答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汪立穎女士》為題，在《明報月刊》1972年第七十六期上著文，逐條批駁汪文的指控，情緒愈益激烈。而且還牽及文字以外的活動，包括約潘重規飲咖啡，請《紅樓夢》研究小組成員汪立穎和蔣鳳吃水餃等，論爭已超出學術之外。因此蔣鳳又起來作答，寫《吾師與真理》一文，刊於《明報月刊》第七十七期。致使趙岡、周策縱不得不出來規勸，對研究《紅樓夢》的基本態度給予正面說明。
趙岡在《紅學討論的幾點我見》中寫道：「最近幾個月似乎來了一股討論《紅樓夢》的小熱潮。我個人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真理是愈辯愈明。不過我也覺得在討論時有幾點應該注意之處。」於是提出了四點：一是千萬避免使用侮罵的詞句；二是學術討論沒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屬於程度性的問題，如《紅樓夢》的性質怎樣，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斷標準；四是不要只限於討論現有材料，應設法發掘新材料。周策縱在《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一文中，則追溯《紅樓夢》研究的歷史，對許多紅學家不喜歡反面證據委婉地加以批評，提倡「自訟」式的辯難，要求「以當下之我攻當下之我」，認為「這樣的筆墨官司才不會退化成官司，這樣的辯難才算做抬學術槓」。
趙岡和周策縱的文章都發表在《明報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這次論爭基本上是在《明報月刊》上進行的，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規始終沒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陳炳良的批評時陳炳良的《近年的紅學述評》一文，載香港《中華月報》1974年1月號。，才又舊案重提，說徐復觀的文章「並未提出什麼新的問題」，並說：「『王文』教訓我研究態度要誠實，引用材料要正確，他卻沾沾自喜地告訴我說：『據吳恩裕的《考稗小記》，敦誠死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丑時，程偉元刊行《紅樓夢》時，敦誠已經死掉約十個月了。』我查吳著，敦誠是卒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時，不知王文根據何種秘本。像這種『信口開河』的寫作，辯論實在是一種浪費。」潘重規：《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載《中華月報》1974年3月號。毋寧說，這也是一種回答吧。何況，當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紅學六十年》一書時，他把徐復觀的兩篇文章以及汪立穎、蔣鳳和趙岡、周策縱的文章都附錄在書後潘重規：《紅學六十年》第158頁至228頁，台北文吏哲出版社1974年9月初版。，自然也是一種論爭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