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爭論—什麼是紅學（2）
紅學爭論—什麼是紅學（2）
接著，《文藝報》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趙齊平的文章，題目是《我看紅學》，對周汝昌的觀點進一步加以駁難。文章一開始就提出：「紅學，順名思義應該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好比甲骨學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辭的學問，敦煌學是研究敦煌歷史文物的學問一樣，不會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辭的學問『不一定』是甲骨學，研究敦煌歷史文物的學問『不一定』是敦煌學，儘管甲骨學、敦煌學要相應地研究與殷墟甲骨卜辭、敦煌歷史文物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若干問題。然而被認定與甲骨學、敦煌學鼎立為『三大顯學』的紅學，偏偏存在著『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的問題，人為地劃分了『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各自領域。」趙齊平說，凡是研究與《紅樓夢》有關問題的，都屬於紅學，不存在這個可以進紅學「殿堂」，那個就不可以進的問題。不贊成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法和態度來研究《紅樓夢》，以為那樣做就會使紅學一般化，是沒有必要的杞憂。相反，他認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為主，而是「不斷由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或者說不斷擴大包圍圈」，倒是涉及「紅學向何處去」的值得憂慮的問題。
《文藝報》在發表了趙齊平的文章之後，無意就此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周汝昌也沒有再寫文章，因此這次論爭也即隨之結束，當然問題並沒有解決，對什麼是紅學，周汝昌以及別人都不會放棄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論爭：潘重規與徐復觀的筆戰
紅學論爭帶有普遍性，可以說，哪裡有紅學，哪裡就有論爭。1966年，潘重規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開設「紅樓夢研究」選修課，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並於次年出版《紅樓夢研究專刊》。這在當時，算得上紅學界的一件盛事，頗受港、台以及海外學術界人士矚目。1971年，潘重規撰寫《紅樓夢的發端》一文，刊載於《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九輯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亞書院學術年刊》。文章通過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觀點，即認為《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頭所記」，也就是「石頭便是作者」，曹雪芹不過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改編人。
提出《紅樓夢》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紅學史上算不得新說，對潘重規而言，也只是舊話重提。但由於潘文對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關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釋，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復觀的批評。
徐復觀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題目是《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署名王世祿。徐文不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觀點，而且對潘先生的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懷疑，因此寫道：「關於《紅樓夢》，尚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研究者可以從各個角度發揮特異的見解。結論儘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態度及導向結論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觀而嚴謹。尤其是研究態度的誠實不誠實，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解釋，有決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著一個誠實的態度，這是保證研究工作在學術的軌道上，正常進行的起碼的要求。我讀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後，最先引起我這樣的感想。」接著，便批評潘重規引用材料斷章取義，抹煞與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說的基礎，措詞相當尖銳。如說：「對材料的斷章取義，如果是偶一為之，這可能是一時的疏忽，或關係於對材料的瞭解程度，不能遽然認定這是由於態度的不誠實。但若大量的斷章取義，大量的曲解文意，這便是態度的不誠實。假使更進一步，抹煞重要的與自己的預定意見相反的材料，而只在並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預定意見，卻用附會歪曲的方法強為自己的預定結論作證明，這便是欺瞞，便是不誠實。」文章末尾更揶揄說：「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中，應當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紅樓夢研究小組領導者的地位，寫出這樣的文章，難怪有人發出『喪亂流離之中，人懷苟且之志，在大學裡千萬不可輕言學術』的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