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爭—關於「」和「點犀」
紅學論爭—關於「」和「點犀」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寫寶玉、黛玉、寶釵到櫳翠庵品茶，妙玉給寶釵用的飲器叫，給黛玉用的叫點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紅樓夢》的注中，釋「」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類名，所以就是近似瓜類形狀的酒杯；釋「」為古代碗類器皿，「點犀」用的是李商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從文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沈從文：《「」和「點犀」——關於〈紅樓夢〉註釋一點商榷》，載1961年8月6日《光明日報》。，對人文版《紅樓夢》的註釋提出商榷。他說明代以來，南方新抬頭的士紳階層中，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還要仿照古代銅玉器物，做成各種形態花紋。，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註釋中所說的「這個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沈從文說「正好相反」，這是就「務實」方面而言，至於「務虛」方面，他認為作者是用此器物隱喻妙玉做作、勢利、虛假，因為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說法。疑是「班包假」的諧音。至於點犀，沈從文說系宋明以來，官僚貴族為斗奢示闊，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間有白線直透到角頂。書中以此器象徵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會意，與的諧聲相映成趣。他認為《紅樓夢》第四十一回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虛假，因之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於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音，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並非真有其物，可又並不是胡亂湊和。」沈從文是文學大家，又是古器物專家，他出面從歷史、文物、習俗和修辭幾個方面對《紅樓夢》的註釋進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獨為訓詁，同時也是一篇卓見別具的賞析之作，自然會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但由於涉及對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間也有不同意見。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談「」和「點犀 」》在《光明日報》刊出，表示贊同沈從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寫這些古怪飲器名稱，不限於字面意義。但他不同意說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紅樓夢曲》中的《世難容》一支，充滿了悲憤，沒有絲毫譏嘲口吻；是續書把妙玉糟蹋了。他說：「我以為，特筆寫出給釵、黛二人使用的這兩隻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於妙玉自己一人，還應該從釵、黛二人身上著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寶釵用，暗含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與書中「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的描寫正合。而「點犀」，周汝昌說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於黛玉，則是「性蹊蹺」的隱語，不能採取會意的解法，這與書中描寫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還提出，「」應該是古匏器，而不是沈從文所說的明清時代的葫蘆器；「」字也沒有「高足器」的意思，因為書中明言「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缽。
周汝昌的文章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又刊出了沈從文的致周汝昌書，仍堅持是明清器物，與古代器不相干。他說古器和明清仿器他「過手過」，「說的大致不會太錯」。關於「點犀」還是「杏犀」，他對「杏犀」一名深表懷疑，寫道：「就我所知，談犀角事諸書，實均無此名色。」而「」字，如從實說，他認為肯定是高足器，根據有二：「一、事實上只有這種高足犀角飲器，可還從未見有似缽而小的犀角飲器。談談犀角杯品種還是不為白費。二、從字義說，高足銅鼎為『鼎』，高腳木馬名『高』，橋字本身也和隆聳不可分。以類例言，還是高足器皿為合。」
這是一次學術性和知識性頗強的紅學學術論爭，後來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可能與在兩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識準備不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