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2）
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2）
作者旅籍，生於金陵，長曾到揚州，終老於北京。他寫大觀園是綜合南北的芳韶風物，創造出這麼一個極樂園。若我們做此愚問，「究竟它在哪裡呢?」則必要碰到一個軟如天鵝絨的釘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２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8頁至第9頁。
所舉雖只三個例證，但俞氏說：「舉一以三反，則泛覽全書，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煩我的饒舌了。」２
對考證派的主要紅學觀念——自傳說的批評，俞平伯之後，包括1954年那樣的大規模的批評，直到1974年餘英時撰寫的三篇論文，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夠說大大超過俞平伯於 1925年自己所做的批評?然而俞平伯猶感意猶未盡，在文章接近結束時進一步反省道；「《紅樓夢》在文壇上，至今尚為一篇不可磨滅的傑構。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於一切的，既不能借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來寫自己的生平。彷彿一個浪蕩子，他方且張口向你借錢，你反要叨他的光，豈不好笑。我們之愚，何以異此。文藝的作者們憑著天賦的才思，學得的技巧及當時猶忿湧著的白熱情流來熔鑄一切先天後天的經驗，突兀地團凝出嶄新的完整。所謂奇變，如是而已。」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8頁至第9頁。對自傳說的檢討，最後又落到文藝創作的一般規律上，而且字裡行間融會著自己的文學創作的經驗。
以上是1925年1月，俞平伯在撰寫《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所表達的思想。越五年，即1930年，他為趙肖甫編的《紅樓夢討論集》一書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張：「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紅樓夢》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別。以小說為名，作傳記其實，懸牛頭，市馬脯，既違文例，事又甚難，且亦無所取也。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某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也。」參見《紅樓夢研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16頁。對自傳說的批評又進了一步，且慮及未來的評價，說明已完全與自傳說決裂矣。他說胡適和顧頡剛對待《紅樓夢》的態度，與索隱派無根本的差別，只是方法和途徑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卻不同於胡、顧二人，所謂「以此評胡、顧二君或可，若僕則深自慚汗，未敢輕諾也」 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15頁。。意謂，如再有人稱他為自傳說的擁護者，他絕計不能贊同。
可見，余英時認為直至1953年俞平伯撰寫《讀紅樓夢隨筆》，才對自傳說進行深切的反省，在時間斷限上是不準確的，大約是他沒有看到《紅樓夢辨的修正》和《紅樓夢討論集序》兩篇文章所致。因此之故，他所說的俞平伯應該是最有資格發展紅學史上新典範的人，由於自傳說的窒礙而沒有彰顯出來等等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7頁。，便大可商榷了。實際上，俞平伯的考證是從文本出發的文學考證，他所代表的是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的合流。余英時企望的「新的紅學革命不但在繼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馳轉為內斂，而且在開來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證工作和文學評論合流」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後，已經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實現。而王國維開創的紅學的小說批評，在時間上既先於考證派又先於索隱派，而且從未斷絕，並不是如余英時先生所說：「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9頁。這一點，筆者在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崛起與發展一章論述甚詳，此處不多贅。
因此，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闡述的孔恩的危機和典範的觀念，在理論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釋紅學三派的產生和發展，也大體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議之處。首先，他對不同於索隱和考證的新典範的建立，所持態度過分消極，認為截止到他撰文之時，以前只有新典範的種子，而沒有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覺的階段，對自傳說的挑戰因而沒有受到普遍注意。可是從前面介紹的俞平伯對自傳說的反省和批判來看，在理論和方法上已相當自覺；更不要說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一方面批評了索隱派的種種猜測，另一方面對自傳說也表示了明確的態度。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參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余論」。批駁得簡捷、通俗，令人無置辯餘地。魯迅在談文學創作的特徵時，也曾引靜庵先生所舉的《水滸》和《三國》的例證。而且王國維從藝術規律出發，把索隱和考證一例看待，認為都是由於對藝術創作缺乏正確的認知。他說：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像，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