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1）
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1）
小說批評的方法亦不只一端，二十世紀以來，小說批評發展為多種流派，如同小說創作一樣花樣翻新。但在中國，長時期主要是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被普遍採用，《紅樓夢》研究尤其如此。就《紅樓夢》這個具體對像來說，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是合適的，因為作品所展開的社會面非常廣闊，涉及到封建社會從經濟到政治到思想領域各個方面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滲透出強烈的歷史感，離開歷史的觀點勢必無法正確把握和評價《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文學以外的因素不斷侵擾文學，使批評方法發生變異，結果連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也不能堅持。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基本上是美學的批評，給小說批評派紅學開了一個好頭，但到後來，批評的美學因素已大為減少，只強調歷史的批評或社會學的批評。這種情形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現了更大的變化，不僅美學的因素越來越少，歷史的和社會學的批評也不再時髦了，代之而興的是泛政治的批評，即把《紅樓夢》看做是封建社會末期階級鬥爭的圖解，具體核算書中被統治階層有多少人物，統治階層有多少人物，全書共有多少條人命，以及賈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銀兩、日常開銷、婚喪排場等，凡涉及經濟方面的數字，都受到超出文學研究範圍的超常關注。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莊頭烏進孝交租子的場面，自然不是閒筆，作者聲氣活現地加以描繪，在總體藝術構思中肯定佔有一定位置；甚至可以說這一情節多少觸及到了封建剝削集團與土地經營者之間的矛盾，擴大了《紅樓夢》反映的社會面。但過分誇大這一情節的作用，以為《紅樓夢》的精華就表現在這裡，或據此建立《紅樓夢》思想傾向的農民說，認為農民的反抗與掙扎是賈寶玉、林黛玉等產生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這樣來看問題，就大錯而特錯了。五十年代《紅樓夢》討論時，劉大傑等提出農民說，還沒有完全脫離開作品的形象體系，也沒有格外強調農民思想的影響；七十年代不同，第五十三回固然被強調到不適當的地步，第一回葫蘆廟炸供火逸，甄士隱與妻子商議到田莊上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守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一段敘述，雖只有三十六個字，也視作農民起義的縮影，認為具有烘托背景的作用。從書中搜尋個別敘述和描寫，抓住人物的片言隻語，上升到政治的層面，在方法上已離開小說批評的要求，而與索隱的方法不謀而合。
又比如賈府主子和奴婢們的矛盾，誠然是作者著力描寫的一個方面，由此衍生出許多生動的情節，如金釧跳井、鴛鴦抗婚、晴雯被逐、司棋自殺，以及芳官等女伶群鬥趙姨娘等，都是《紅樓夢》中牽動全局的重要篇章，就中確實反映了當權的統治階層和無權的被統治階層的矛盾，在藝術表現上也熠熠生輝。可是，如認為這就是封建社會的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主要在於描寫了這方面的鬥爭，因而是形象的階級鬥爭的歷史，這樣來認識《紅樓夢》的價值，反而把《紅樓夢》的價值局限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間的盤根錯節的關係及他們榮損與俱的命運，《紅樓夢》裡的確有具體描寫，而且生動地展現出以榮、寧二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過程，這方面的描寫的政治的和歷史的意義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個封建社會衰亡過程的一個縮影。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寶、黛、釵的戀愛和婚姻悲劇在書中佔據中心位置，無視《紅樓夢》愛情描寫的巨大美學意義和社會意義，甚至企圖用政治鬥爭來解釋一切，實踐已證明這樣做是如何偏頗。泛政治化的批評之不能正確闡釋《紅樓夢》，道理甚為明顯，前車之鑒，昭昭在目，無復多言。尤其從現實政治出發的泛政治化批評，根本不在於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學名著現代化，變成現實政治舉措的參照物和辯護口實，結果只能使小說批評變形，引紅學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就徘徊於這樣的歧途之中。當時的許多文章，表面看來採取的仍是小說批評的方法，對《紅樓夢》思想內容的發掘，不無個人所得，但批評的基調則是用單純地闡釋思想內容代替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歷史的批評淹沒美學的批評，用泛政治化的批評取代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用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衡蓋過對作品的客觀評價。而且形成一種人云亦云的評紅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個調子做文章，使紅學的小說批評完全陷入絕徑。本來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隱派紅學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於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與索隱派一樣，都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內容，兩者在紅學觀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個時期的小說批評，情不自禁地以索隱派為援手，形成了紅學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局面。政治小說和政治歷史小說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創自索隱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又接過這一提法，弘揚得比索隱派更加廣泛。所以出現了奇怪的紅學現象——索隱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跡，但索隱派的主要紅學觀點卻一直在流行著，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隱派紅學一個時期有某種合流的跡象。
筆者並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的政治層面的發掘，有某些深入之處，有的比單純從言情的角度看待這部偉大作品要深刻一些。但批評方法的泛政治化，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文學的特性，發表的文章和論著越多，越說明小說批評的方法發生了危機，無法以此來代表紅學的學術成果。只不過應該說明一點，紅學作為世界性的學問，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中國大陸的小說批評一個時期走向泛政治化，國外的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研究者，並沒有一起感染此風，他們在堅持正常的小說批評，不時有不乏新意的論著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