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1）
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1）
紅學進入五十年代，開始了自有紅學以來最不尋常的經歷。不論是胡、蔡論戰，還是考證派紅學在材料方面驚喜的發現，影響的範圍都是在學術界之內。只有五十年代初期環繞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展開的討論，波及到了整個社會，甚至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生活。就紅學的發展來說，這當然是不正常的。但筆者無意重新探究那場討論的前因後果，更不想對學術以外的現實政治因素細加辨析。只願指出，如果單純從學術的層面著眼，當時對俞平伯的研究紅學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很大的誤解。李希凡和藍翎在批評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示不贊成把考證的方法運用到藝術形象的分析上，認為：「考證的方法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辨別時代的先後及真偽。俞平伯先生卻越出了這個範圍，用它代替了文藝批評的原則，其結果，就是在反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紅樓夢問題討論集》第一集，第67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顯然沒有將俞平伯的文學考證和胡適的歷史考證區別開來，忽視了俞先生所追求的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合流的特徵，這是非常大的誤解。
誤解的後果是多重的。俞先生本人固然因誤解而蒙冤，障蔽了讀者對他的紅學研究的理解，就研究方法而言，則使考證與小說批評分道揚鑣。從作品出發的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原無矛盾，包括分析藝術形象，也可以輔之以考證的方法。現在視兩種方法如水火冰炭，以為絕對不能相容共濟，必然造成對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的兩傷。但另一方面，由於對俞平伯的批評發展到對整個紅學考證派的批評，帶有向占主流地位的考證派抗爭的性質，客觀上可以為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造成有利的環境。
事實上，五十年代以後，依據小說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是暢行無阻的。正是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之下，小說批評派紅學枝葉日趨繁茂，結出了較豐碩的果實。
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收論文十七篇，是作為參加1955年至1956年《紅樓夢》討論的成果，由作家出版社於1957年出版的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1957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再版，1973年3版。。這本書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等九篇文章，以思想論爭為主；第二部分八篇文章，側重於正面立論。今天看來，第二部分更有學術價值，基本上運用的是小說批評的方法，比較全面地闡述了《紅樓夢》思想成就和藝術特徵，對賈寶玉典型形象的意義和《紅樓夢》思想傾向的辨析，堪稱一家之說。他們反覆說明，賈寶玉的身上存在著新的因素，具體地說就是個性解放的內容，這與明、清之際因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產生的進步思潮相互輝映。因此寶、黛的悲劇是「社會的人的悲劇，而不只是個人的悲劇」參見《紅樓夢評論集》第125至第127頁。。
就立論的基點來說，與上面提到的陳覺玄的《紅樓夢試論》，當然不無重合之處，但他們對這一思想的探討在理論上又深入了一步，論證顯得更加堅實。例如對賈寶玉的形象內涵和思想動因，他們分析道：
賈寶玉以一個叛逆者的光輝形象，出現在腐朽的散發著霉爛臭氣的封建貴族生活的環境裡， 出現在死抱著頑固的道統形式的封建統治者的人群中，出現在毀滅著生活的美和理想的吃人的禮教制度面前，這種現實與他的生活直接而密切地聯繫著。他的反抗也只能從這裡開始，因而他所提出的要求也就最突出鮮明地表現出與這種現實直接對立的色彩。他的要求雖不可能是自覺地代表著但在客觀上卻體現著符合著社會的進步要求。他反對籠罩著生活的壓迫、痛苦、哀傷、犧牲的煙霧，追求貫串著愉快、歡笑、青春、幸福的基調的合理的人生——不僅是在愛情領域裡，而且是在整個生活領域裡。透過這種要求鮮明地反映出了人生的道路問題。它表明了封建社會所規定的人的生活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是奴隸的生活。真正的人的生活應該是平等自由的，不受任何干預而獨立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就歷史的性質說，這明顯地具有了與封建社會不同的新的意義，標誌著個性的覺醒與要求個性的解放，這是賈寶玉悲劇性格中最根本的也是決定性的因素。在那樣一個強大的現實的壓力之下，賈寶玉體現出了這種要求，絕不能解釋為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反映著歷史發展的要求下的新課題。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