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3）
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3）
所謂「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實際上就是關於塑造藝術典型的理論。前面所引黃乃秋批評胡適自傳說的文章，在理論上直接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相承接。《紅樓夢》中的許多人物，特別是主人公賈寶玉是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就中有「人類全體之性質」，卻用生活中的某「個人以實之」，無論是考證派的主張是作者也好，還是索隱派的認為是納蘭成德也好，都違背藝術創作的根本規律，是知力不夠的表現。王國維說，如果明白《紅樓夢》的精神及其在美學上和倫理學上的價值，種種離題甚遠的議論本來不會發生。他說他寫《紅樓夢評論》，就是為了「破其惑」才這樣做的。
請看，王國維對索隱乃至考證的紅學觀念的批評，何等徹底，在理論上多麼自覺。而他的正面立論，圍繞《紅樓夢》是「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的命題，闡述得更具有系統性。按照余英時先生提出的科學史上樹立典範的巨人必須具備的兩項條件：一是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並且這種成就還起著示範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著他的足跡前進；二是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卻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而是一方面開啟了無窮法門，另一方面又留下無數新問題，讓後來的人繼續研究下去，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傳統２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頁、第15頁。。這兩種特徵，王國維可以說完全具備，甚至比蔡元培或胡適還要優越些。因此，不應該否認，王國維在紅學史上也是一個樹立典範的學者。他的典範，就是從美學的和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小說批評。
余英時渴望建立的不同於索隱和考證的新的紅學典範，他說有兩個特點：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應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２我們從上述所引《紅樓夢評論》中的一些論述，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紅學觀念和研究方法，與余英時所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徵殊無二致。不僅王國維，1925年與自傳說決裂的俞平伯，以及所有小說批評派的《紅樓夢》研究者，都是這樣看的。只是余英時先生尚需補充一點，就是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觀察問題，除了強調《紅樓夢》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虛構性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紅樓夢》的寫實性，包括完全虛構的大觀園的寫實性，重視到認為它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從書中的人物身上可以「發現人類全體之性質」，當然這是迥然有異於自傳說的寫實性。余英時描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徵，強調《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的理想性和虛構性，而沒有把現實性和寫實性放到一定位置，這是他這組論文中的又一個疏漏之處。
我感到詫異莫解的是，以余英時先生的慎思明辨，何以竟忽略了王國維以來的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傳統?莫非他所說的新典範不是小說批評，而是另有所指?事實並非如此。不妨看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結尾處的一段話：
前面已說過，新典範與其他幾派紅學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於它把《紅樓夢》看作一部小說，而不是一種歷史文件。所以在新典範引導之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於廣義的文學批評的範圍，而不復為史學的界限所囿。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歷史的考證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至29頁。。
顯然余英時所說的新典範就是小說批評派紅學，而且是不排除文學考證的小說批評，因此要說新典範，王國維固然合格，俞平伯也是很合格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余英時忽略如此?俞平伯的《讀紅樓夢隨筆》中「記嘉慶本子評語」一節，有「大觀園即太虛幻境」字樣，余英時在著文時沒有看到，他深為「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而感到遺憾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62頁，注。。可是忽略了紅學史上的整個小說批評的傳統，就不光是漏網之魚的問題了。
幸好，我們在關於自傳說受到的三種挑戰的論述中，看到一點端倪。第一種挑戰，余英時先生認為是索隱派的復活，自無異議；第三種挑戰，余英時認為是新典範，也就是紅學的小說批評，看法亦無不同，問題是所謂第二種挑戰，余英時稱為「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1頁。，就值得商榷了。
我個人是同情並贊同余英時先生對1954年以後國內紅學的偏向所做的批評的，那種簡單地用階級鬥爭的理論統領《紅樓夢》研究的做法，那種泛政治化的批評，於紅學實在有百弊而無一利，現在當新的歷史時期，人們已經摒棄了那種不利於學術發展的陋習。我的意思是，不能以「鬥爭論」來概括1954年以後國內的全部紅學。李希凡的《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是一個特例。因為它出版於1973年，正當國賊肆虐的動亂時期，那時的紅學確是「鬥爭論」占「正統地位」。但那之前和那以後，似乎還不能如此概括。即使1954年《紅樓夢》大討論的許多文章，也不是「鬥爭論」所能概括的。何況說到底，「鬥爭論」也是小說批評的一種形式，只不過是公式化、概念化、簡單化的批評，其極致則是小說批評的變形。所以，「鬥爭論」向考證派的挑戰，應包括在小說批評派向考證派的挑戰之中，所以實際上不是三種挑戰，而是兩種挑戰——索隱派和小說批評向考證派挑戰。歸根結底還是紅學三派之間在觀念和方法上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