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紅學的終結（1）
索隱派紅學的終結（1）
索隱派紅學的產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時代思潮及文化環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經談過了。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文學的特性和學術傳統方面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紅學索隱派存在的理論前提。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書面語言必須借助於文字方能表達。中國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的結合，憑借方塊字可以變化出許多花樣來。所以《文心雕龍》有「諧隱」篇猶嫌未足，復又有「隱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討隱語和復義問題。劉勰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又說：「隱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他還列舉春秋戰國以來許多婉曲表達和諷喻的例證，說明隱這種修辭格具有怎樣的語言效果。所謂「重旨」、「復義」、「伏采」、「遁辭」，是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最常見的特徵。中國傳統文學重意在言外，講象外之象，道理即在於此。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探討隱語和復義時，已經聯繫到小說，寫道：「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採，以廣視聽。」當然劉勰是用小說作比，證明諧隱這種文體，或諧隱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說做比，也由於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包納隱語和復義的表現方法。特別是進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說，象徵和隱喻已司空見慣，隱像是小說形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中出現索隱的方法，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結果，也是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種需要。因此索隱作為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應該承認其產生並存在的理由。
應用索隱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並不始於對《紅樓夢》的研究，更不是說只有《紅樓夢》才能用索隱的方法。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即舉了《世說新語》裡以「黃絹幼婦，外孫齏臼」當「絕妙好辭」的例證，並指出《儒林外史》的莊紹光即指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連竭力反對索隱的胡適也是承認的。《金瓶梅》問世後，猜測書中人物系誰之化身，不絕於編關於《金瓶梅》的影射問題，袁中道的《游居柿錄》、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均有記載，可參閱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第81至第83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過對《紅樓夢》的索隱更集中也更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發展到後來，形成了名副其實的紅學索隱派。作者在開卷第一回公開宣稱，他已經「將真事隱去」了，並描寫了「甄士隱」其人，還能怪尋根問底者要去索隱一番嗎?何況《紅樓夢》中確有很多謎語，不獨研究者，一般讀者也想來猜一猜。香菱的判詞是：「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甲戌本的批語在第三句後面註明「拆字法」三字。鳳姐的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這其中的「一從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註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釋?研究者意見紛紜，迄無定論。「人木」自然是一個「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個「冷」字，但「一從」呢?還有元春的判詞：「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頭一句是個時間概念，絕不是隨便湊數的，但作者說的是哪一個「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個年份呢?實難索解。而元春的命運又與朝廷有關，自屬重要，人們都想猜出這個謎。
更可詫異者，是迎春的判詞，劈頭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寫法上與其他人的判詞迥異，不是直接寫迎春，而是罵孫紹祖，未免罵得蹊蹺，而且在文字風格上也過於劍拔弩張，顯得不夠蘊藉。趙同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認為迎春和孫紹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氣才那麼大。當然他說得不一定對，但如此寫法，總有特定的原因罷。更不要說書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諧音取名，如賈化(諧假話)、嬌杏(諧僥倖)、單聘仁(諧善騙人)、卜固修(諧不顧羞)、詹光 (諧沾光)；地名則有十里街(諧勢利街)、仁清巷(諧人情巷)、湖州(諧胡謅)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總之，《紅樓夢》中確有隱語、隱事、隱物、隱義，甚至包含著一些謎語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寫出了「誰解其中味」這樣的寓意深長的話，他是怕讀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運用索隱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與對象的特徵是相吻合的，我們沒有理由加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