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3)

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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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3)

   

考證派紅學家對紅學考證的意義,一般都能做較客觀的估計。胡適說他的考證只是做了一點掃除障礙的工作。俞平伯說:「考證正是遊山的嚮導,地理風物誌,是遊人所必備的東西。」5俞平伯:《紅樓夢辨》第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他表示願「做一個掃地的人,使來游者的眼,不給灰塵蒙住了」5。周汝昌說:「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較為便利的條件上,在為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趙岡說:「從事《紅樓夢》考證工作的人始終瞭解,他們是在為其他的研究工作整理材料,做一些鋪路的工作。路不會永無止境的鋪下去,路鋪好了自然會通車。考證工作有了可靠的結論,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這些成果。」見趙岡為《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所寫導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這些話當然都對,態度也很公允,而且是真誠的,但就研究紅學的學術興趣而言,考證家們可情有獨鍾,如果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考證因客觀材料的限制無法進行下去,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願意涉身紅學領域,紅學本身也不會像考證派盛行時期那樣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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