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生機（1）
危機中的生機（1）
我覺得對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大論戰，是考證派紅學的轉折點。如果說這以前紅學考證處於不斷發展之中，並在1962至 1963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時形成高潮，那麼，這以後紅學考證便從高蜂上跌落下來，逐漸走向平淡無奇的道路，至少對曹雪芹生平事跡和家族歷史的考證是如此。出現這種情況，固然與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國內發生動亂有關，主要還是由於考證派紅學自身出現了危機。
紅學考證必須以客觀材料為前提，而材料的發掘受種種條件的制約，到一定時期就要達到一個相對的極限。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說：「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停頓。」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增訂版。所以，考證派紅學的危機，首先是材料的危機。儘管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有過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資料被發現的消息，但常常真偽莫辨，一邊「發現」，一邊引起爭議，很難作為研究紅學或者曹學的科學依據1973年吳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公佈了新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殘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鷂北鳶考工志》的自序、董邦達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題畫石詩；1977年，又在北京發現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跡和芳卿悼亡詩的兩個書箱；還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號老屋的題壁詩文等，應該說都是極為重要的「發現」，但對其真偽，紅學界看法頗不一致，至今未獲解決。。當然危機也好，停頓也好，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考證派紅學並沒有從某一天開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難，對舊材料重新加以考訂，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結論。
趙岡的《紅樓夢新探》就是一千個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紅學考證必須以新發現的材料為依據，則《新探》絕沒有這個條件，這一點，作者在序言裡說得很清楚：「我們因受環境及時間所限，無法按自己設想的線索去發掘原始材料。書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經別人反覆討論了很久。我們不過是把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趙岡、陳鍾毅：《紅樓夢新探》第1頁，香港文藝書屋1970年版。然而這個「重新整理」的工作是極為重要的，紅學考證持續了半個世紀，學者們忙於建立己說，一直沒有人做這種綜合的工作。《紅樓夢新探》把歷年來紅學考證的有關材料，加以溶解和進行系統的梳理，分門別類地做出解釋和說明，在充分比較諸說短長的基礎上，或從他說，或出己見，行文質樸，容易使人接受。書中有些觀點，如說敦誠詩「當時虎門數晨夕」的「虎門」，系指與雪芹共同參加乾隆丙子的順天鄉試２３４５分別見《紅樓夢新探》第62頁、第161至第172頁、第173至第177頁、第198頁、第123頁。，以及認為脂硯齋是曹顒遺腹子曹天祐２、畸笏叟是曹３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似不好遽然論定，只能作為考證中的一說來看。但《新探》提出賈寶玉是曹雪芹和脂硯齋的合傳４，與脂批的內容肯定是相吻合的。還有推斷甲戌本的底本是庚辰本以後整理出來的一個新定本５，也是很深刻的看法，論證有相當說服力。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對後四十回續書的研究，經過比較，考證出程、高排字本共有甲、乙、丙三版，通常所說的程乙本，實際上是程丙本，甲、丙之間還有一個胡天獵本，是為真正的程乙本。這一發現，意義相當重大，可以完全否定高鶚續寫後四十回之說。《新探》通過對《紅樓夢稿》的研究，考證出夢稿本的大致產生經過，認為該本藏主原有一部八十回的脂本，後來得知程偉元弄到了後四十回的文稿，便借來抄下，與前八十回合訂在一起，這就成了夢稿本的正文。但這時程、高正在「復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於是夢稿本的前八十回也被高鶚借去，作為一種版本的參考，看完之後遂在結尾處寫了「蘭墅閱過」四字。程偉元當時得到的後四十回殘稿，可能確實「漶漫不可收拾」，所以才拉上高鶚補訂、修改。夢稿本藏主一定瞭解程、高補訂工作的進程，俟其最後一次改定，便用此定稿本即程丙本來校改手中的抄本《紅樓夢新探》第325至第326頁。。雖然這只是一種描述，帶有推論性質，但描述前已經作了詳細考證，不失為對夢稿本抄配特點的一種合理的解釋。《新探》結合研究夢稿本，確認後四十回續書不出自高鶚手筆，列舉的理由比過去要充實得多。
再一個例子是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