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紅學集大成者周汝昌（2）
考證派紅學集大成者周汝昌（2）
那末，什麼是「陳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轅雜詩》第十一首的小注裡找到了線索。詩是七絕，四句為：「不遇王喬死即休，吾山何必樹松楸。黃初實下千秋淚，卻望臨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聞曹丕受禪，大哭。見魏志。」曹寅：《楝亭集》(下)第36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曹丕受禪而曹植痛哭，是歷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著對司馬氏篡漢的預斷，因為曹植於司馬氏的野心早有察覺。所以周汝昌發現的這條線索是極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張溥的評論：「論者又雲，禪代事起，子建發憤怨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第7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於是恍然大悟，說道：「杜老微詞閃爍地所謂『陳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這個『臣漢』『之心』了。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五)，載1962年6月2日《光明日報》。就是說，陳思王曹植有臣漢之心，杜說「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證明曹寅也有臣漢之心。結論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實際，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明遺民杜認為曹寅有臣漢之心這件事關於陳思王曹植的臣漢之心，丁晏在《陳思王年譜序》中也說過：「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王受禪，王發喪悲哭，其《情詩》曰：『游者歎黍離，行者歌式微』，《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痛焉。《贈丁儀王粲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稱其父臼『皇佐』，大義凜然。服事之忠，唯王能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事哉!」《見三曹資料彙編》第 2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被嚴絲合縫地考證出來了。只此一例，即可見出周汝昌先生紅學考證的功力。還有根據曹家習慣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個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來源於《詩經·大雅·桑柔》：「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從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紅學考證來說，的確是一種學術貢獻。
周汝昌的紅學考證，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為主，卻又不限於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紅樓夢》的不同版本、脂硯齋的批語、後四十回續書與曹雪芹和《紅樓夢》有關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試圖考其源流，辨其真偽。《紅樓夢新證》的第八、第九章和附錄編，就是對這幾方面問題的考證《紅樓夢新證》第八章為「文物雜考」，辨析丁曹雪芹畫像、脂硯齋藏硯，「怡紅」石印章和曹雪芹筆山；第九章為「脂硯齋批」，分脂批概況、脂硯何人、申著作權、議高續書四節，及補說三篇。。總的看，考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頗多真知灼見，於版本、於脂批、於文物，雖不乏創見，但主觀臆斷成分經常混雜其間，減弱了立論的說服力。最突出的是認為脂硯齋是史湘雲參見《紅樓夢新證》(下)第856頁至第868頁。，無論如何與脂批的內容接不上榫。如《紅樓夢》第四十九回有一條批語寫道：「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便以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便俏，閒取一螂，觀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卻寫盡矣。脂硯齋評。」批語中大講拳譜，自然不會是女性，許多研究者指出了這一點，但周汝昌先生繼續堅執己說；這反映了他的紅學體系的封閉性。他主張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研究《紅樓夢》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不屬於紅學範圍周汝昌：《什麼是紅學》，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置考證派紅學於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正是學術宗派的所謂「嚴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許並未意識到，他這樣做，實際上局限了包括考證在內的紅學研究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