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2）
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2）
研究《紅樓夢》早期抄本和這些抄本上的脂批，有助於瞭解《紅樓夢》的寫作和成書過程，對深入理解這部作品的思想性質和藝術表現特徵，具有重要意義。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後的有關情節的線索，為研究雪芹的原稿和改稿以及「後三十回」的內容，準備了有利的條件。於是才有所謂探佚學。佚者，指的是曹雪芹想寫而沒有形諸文字，或者寫了，被後人篡改和丟失的那部分《紅樓夢》內容，主要是涉及書中人物結局的一些情節。探佚可以把雪芹原著和程、高補作區別開來。周汝昌說：「研究《石頭記》版本，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或者說『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後的情節，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而研究脂硯齋，對三方面都有極大的必要性。」周汝昌：《石頭記探佚·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這是他對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三者關係的概括。
毫無疑問，這三方面的內容為《紅樓夢》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是研究許多其他作家和作品所沒有的天地，考證派紅學可以在這個天地裡大顯身手。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側重的就是這方面的內容。紅學考證一個時期集中在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上，對版本、脂批、續書的研究顯得很不夠。特別是脂批，研究者人人都在引用，但迄今為止，並沒有人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和考證，例如從內容到形式把全部批語一一加以分類，理清楚有署名的多少條，沒有署名的多少條，雖沒有署名但可以考出批主的有多少條，其中脂硯齋多少，畸笏叟多少，起止時間怎麼區分，哪一年批語最多，不同的版本批語如何變化等等，現在還缺少這種一目瞭然、「一網打盡」的研究脂批的文章和著作。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和陳慶浩的《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兩書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1960年修訂後改由中華書局再版；陳慶浩的《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版。，誠然給研究者帶來許多方便，搜求之功令人讚佩，只是仍感到資料價值多於研究成果。紅學考證在這方面主要是做得不夠，還沒有發生曹學面臨的那種嚴重的材料危機。
不過話說回來，考證版本，研究脂批，探討原稿和續作，同樣是有局限的，即使暫時沒發生危機，也有個材料不足的問題。版本就是那些版本：早期抄本共有十二個，除靖本外，都可以看到了。靖本正文無以得見，批語已傳抄出來。很難設想會突然又冒出一個本子，即使有此奇遇，估計那面貌與已有的十二種不過是大同小異。脂批就是那些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後的線索也就那麼多。總之材料就是這些材料，如果沒有新材料出現，對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闡釋，不會永無止境。它不同於研究作品本身的藝術創作經驗，可以因時、因人、因境產生不同的體驗，因而保持永久的魅力。考證要靠材料說話，嚴格地說，科學考證主要是求得不容別詁的證據。推理、猜測、估計，偶一用之可以，始於推理、猜測、估計，止於推理、猜測、估計，則不可。只不過紅學考證有其特殊性，由於資料過分缺乏，一些合理的推理、猜測、估計，也能引起人們的興趣，有時便不以嚴格的考據學的標準來要求了。可是做紅學考證的人，自己不能以此為滿足，應該承認材料不足給考證帶來的局限性。
到目前為止，紅學考證走過了六十多年的道路，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誰?脂硯齋是哪一個?《紅樓夢》後四十回是誰作的?紅學產生之初提出的問題，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無確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決的問題，又為重新分析現有材料提出的新說所動搖，比徹底否定還令人難堪，因為這說明原來立論基礎的薄弱。偶爾有新材料出來，未及運用，就因真偽問題打得不可開交。可以說，在紅學考證的範圍裡，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結論。連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見也沒有完全統一，懷疑論者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加的趨勢。考證派紅學的興旺時期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有點像《紅樓夢》裡的賈府：「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梁啟超論歷史上的學術思潮，分為四個時期，即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和衰落期。他說蛻分期的特點是：「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騷駸乎奪其席。」２《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2至第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衰落期的特點是：「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溶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２考證派紅學的現狀，既有蛻分期的特點，又有衰落期的徵候，比較起來，更接近衰落期。老紅學家俞平伯先生認為：「有關紅學考證，因歷年來有關文物資料的發現不多，而且其中有許多是贗品偽作，所以困難重重，除了再有新資料發現，能做的事已經很少。」《我讀紅樓夢》第37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一見解如出自一般的《紅樓夢》研究者之口，考證派紅學家必大不以為然，現在由俞平伯先生說出，實為甘苦之談，自然會增加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