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考證和文學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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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歷史考證和文學考證

   

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紅學派別是考證派紅學。考證派紅學的創始人是胡適。當然不是說胡適之前沒有《紅樓夢》考證,索隱派紅學也不能完全避開考證的方法。但把《紅樓夢》研究納入考證的道路,賦予紅學考證以特殊的對象、範圍和方法,並逐漸發展為一種在社會上有廣泛影響的學派,確實自胡適開始。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於1921年,次年,又寫了《跋 》。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說:「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232頁,上海書店1980年複印本。所謂需要做考證的「兩個問題」,指的是作者和版本,這就是胡適為《紅樓夢》考證界定的對象和範圍。作者的考證,必然涉及作者所處的時代,所以胡適在第二篇文章中進一步強調,紅學考證的「證據」不是別個,而是「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305頁。。《紅樓夢考證》和《跋》兩文,主要考證的是作者和時代。1928年和1933年,胡適又撰寫了《考證的新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卷五,《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57頁至第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鈔本》《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82頁至第91頁。,則是屬於版本考證的範圍——前者介紹和考證甲戌本,後者介紹和考證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石頭記》在台北影印出版時,胡適附有跋語,補充論證了他對該本特徵和價值的看法《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92頁至第115頁。。

從今天的眼光和已經掌握的紅學知識來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錯誤是很多的。例如他說脂硯齋就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同上,第85頁。;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現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同上,第57頁、第102頁至第109頁。。這樣的一類看法,明顯地不能成立。還有說曹雪芹是曹的兒子,《紅樓夢》後四十回系高鶚所續等等,也是缺乏根據的論斷。總的看,胡適對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證比較接近實際,至少將《紅樓夢》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方便;對版本的考證,錯誤則比較多,雖據有兩部珍貴的《石頭記》鈔本甲戌本《石頭記》1927年為胡適購得,直到1961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適手中達三十四年之久,庚辰本原為徐星署所藏,也是胡適最早看到的。,卻未做精深的研究。但是,這並不影響胡適作為考證派紅學首倡者的地位。歷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主要意義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規範,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打開局面,而不在於解決了多少該學科內部的具體問題。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不到一年,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就竣稿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竣稿於1922年夏初,距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只半年的時間;亞東圖書館出版《紅樓夢辨》在1923年4月,與胡適印行《紅樓夢考證》的時間也相去不遠。。在研究方法上,《紅樓夢辨》和《紅樓夢考證》有一致之處,都用的是考證學的方法,但所選取的內容、側重點,大為不同。胡適在《考證》中著重解決的是《紅樓夢》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屬於歷史考證的範疇,俞平伯的《夢辨》,重點在辨析《紅樓夢》本身的內容。這一點,顧頡剛在《紅樓夢辨》的序中講得很清楚:「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現;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見《紅樓夢辨》第3頁,顧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再看《紅樓夢辨》的內容:上卷五篇,都是關於後四十回續書的,主要從行文優劣的角度和情節發展線索方面,對程、高補作加以批評;中卷六篇,第一篇談作者的態度,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餘五篇,有的講作品的風格、時間、地點,有的推求八十回以後的情節,有的考訂秦可卿的死因,都沒有脫離開《紅樓夢》的「本文」;下卷六篇,第一、二兩篇談版本,實際上是對後四十回續書問題的補論,其他四篇內容較雜,故作為附錄《紅樓夢辨》下卷作為附錄的四篇是:(一)《讀紅樓夢雜記》選粹;(二)《唐六如與林黛玉》;(三)《記》;(四)《札記十則》。。1952年,經過增刪修改過的《紅樓夢辨》以《紅樓夢研究》的書名重新出版《紅樓夢研究》1952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抽去了《紅樓夢辨》中卷的《紅樓夢年表》,下卷的四篇附錄,補入《前八十回紅樓夢原稿殘缺的情形》、《「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紅樓夢正名》、《紅樓夢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及《紅樓夢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點比較》和《讀紅樓夢隨筆二則》兩篇附錄。,內容上更突出了原書的特點,即研究的重心是《紅樓夢》的內容和有關版本。研究方法雖然是考證學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較緊,是與文學鑒賞結合起來的文學考證。

一個是歷史考證,一個是文學考證,這是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根本不同之處。過去我們把俞平伯和胡適完全等同起來,沒有發現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特異點,在學術上未免失之交臂。現在看來,從《紅樓夢辨》到《紅樓夢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於紅學考證,卻不同於通常的紅學考證,他的研究一開始就包含有與小說批評派紅學合流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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