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暴露出來的矛盾（2）
新材料暴露出來的矛盾（2）
該臣等會議得：山東巡撫塞楞額奏稱，運送緞匹員外郎曹等，於勘合外加用沿途州縣各站馬匹、騾價、程儀、槓夫、飯食革料等物一案，審據曹供稱：「從前御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潮濕，改為陸運驛馬馱送，又恐馬或驚逸，途間有失，是以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將運送緞匹於本織造處雇騾運送，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歷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多支馬匹，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我受皇恩，身為職官，不遵定例，冒取驛馬銀兩等項，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辯處」等語。筆帖式德文，烏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新赴任所，去年初經陸運緞匹，以為例當應付，冒昧收受，聽其預備。就是我們死期到了，又有何辯處。」等因。俱已承認。隨將沿途索取銀兩帳目核算：曹收過銀三百六十七兩二錢，德文收過銀五百十八兩三錢二分，麻色收過銀五百零四兩二錢。查定例「馳驛官員索詐財物者革職」等語。但曹等俱系織造人員，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謹慎事體，敬守法律，乃並不遵例，而運送緞匹沿途騷擾驛站，索取銀錢等物，殊屬可惡。應將員外郎曹革職，筆帖式德文、庫使麻色革退。筆帖式、庫使均枷號兩個月，鞭責一百，發遣烏喇，充當打牲壯丁。其曹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馮有金，雖聽從曹等指令，而借前站為端，騷擾驛途，索取銀錢，亦屬可惡。應將方三、祁住、馮有金各枷號兩個月，方三、祁住鞭責一百，馮有金責四十板。其曹等沿途索取銀兩，雖有賬目，不便據以為實。應將現在賬目銀兩照數嚴追令交廣儲司外，行文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巡撫，如此項銀兩於伊等所記賬目有多取之處，將實收數目查明，到日仍著落伊等賠還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參見《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1輯。
該題本原藏大連市圖書館，與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會」兩相照應，對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後的遭際有一定意義。但有的研究者認為，此一題本的發現，加強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經濟罪案說，或更加證實了張書才提出的騷擾驛站說，余以為不然。題本中保留的口供說：「從前御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緞匹潮濕，改為陸運驛馬馱送，恐馬驚逸，途間有失，於是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將運送緞匹於本織造處雇騾運送，而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歷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加用夫馬，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這說明運送龍衣時多加一些騾馬、草料、程儀，是三處織造會同地方官決定的，歷行已久，並不是曹膽大妄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裡也說：「沿路驛站所給銀兩俱系我們經手是實，所給數目多少不等，俱有賬目可查。」總管內務府查的結果是：「內開曹收過銀三百六十三兩二錢。」則又說明路上賬目異常清楚。那末，既是「厲行已久」之事，賬目又一清二楚，為何偏要在這個時候懲辦曹?豈不令人深長思之麼?此其一。
其二，此題本開頭部分山東巡撫塞楞額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認：各驛站的過往差使因種種原因額外多索以及違例應付的情況，經常發生，是「歷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雖然知道違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說明對此類事以前並未深究。何況塞疏說的是一般的驛遞差使，至於運送龍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僅不好深究，說不定沿途各地方驛站還要主動加馬加糧，惟恐拍不上織造官的馬屁而懊喪呢。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誰敢碰江寧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這位塞楞額偏要追究，親自將三處織造最近一次運送龍衣的情況「查訪」得清楚「既確」，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織造官，以後不得多索夫馬、程儀，以發揚「愛惜物力、培養驛站之聖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議，並表彰塞楞額「毫不瞻徇，據實參奏，深知朕心，實為可嘉」。要不是塞楞額事先已獲悉雍正對曹一家的態度，他和「聖心」能夠符合若契嗎?因此所謂曹「騷擾驛站」一案，說穿了不過是整治曹的口實而已。
其三，還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產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總管內務府對曹「騷擾驛站」案做出判決，已經是雍正六年六月，時間過去半年之久。豈有半年前發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後對另一事的判決所致之理?
因此，依筆者愚見，雍正六年總管內務府題本的發現，非但未給曹家被抄的經濟罪案說和單獨的騷擾驛站罪案說增添論據，反而暴露出此二說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還是政治牽連說更接近歷史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