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詩稿》釋疑之一
今年《紅樓夢學刊》第一輯劉相雨先生的《回顧與展望：關於（春柳堂詩稿）問題的論爭》，客觀地介紹了論爭的背景、主要問題和雙方的觀點，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和期待。由此感到，有關《春柳堂詩稿》的論爭仍在受到關注，而我多年積累的有關材料似可澄清一些問題或認識，於論爭雙方或也有所助益，應該介紹出來與朋友們共享。兼之事又湊巧，學刊第三輯將出紀念北京植物園建園五十週年專輯，囑我寫篇有關黃葉村曹雪芹紀念館或曹雪芹與西山的文字，更是理應從命，無由婉謝。緣此，也便暫且放下《曹雪芹家世檔案彙編》的註釋工作，寫篇有關《春柳堂詩稿》諸問題的考證文章，依次辨析鹿港同知興廉不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張宜泉是乾隆時人、張宜泉的朋友「西山曹雪芹」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現先將文章的上篇「此興廉不是彼宜泉」寫出，以與朋友們切磋討論，其不妥之處請予批評指正。
一、鹿港同知興廉的生平經歷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順天鄉試文舉人、官至福建台灣府鹿港同知的興廉（字宜泉），與《春柳堂詩稿》作者張宜泉是否同一個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便有不同認識。1984年冬，我也曾對興廉和張宜泉稍事考索，感到二人實非一人，惟張宜泉與「嫡孫介卿」之間的「年齡差距過大」，尚須做出合理的解釋，遂致函上海徐恭時先生請教。1985年1月11日徐先生復函示知：「……若其孫壽長，於六十歲時請人作序，則時間相近。（有晚生之子，已在四、五十歲時）。宜泉與曹雪芹是否同時人，如單以《懷曹芹溪》一詩，是可確證與雪芹直接交往。至於《八旗藝文編目》把『興廉』與『張宜泉』溶合，弟疑有誤。因年歲不對。他的業師『西江詹先生』、『金台李夫子』，拙意『西江』、『金台』均指地名，一為廣西人，一為北京人。這二位業師之名，恐史傳很難查到，估計不是有名人物。宜泉為鑲黃旗，如能以檔案中查到材料，則很有用。」旋因當時本職工作繁重，無暇他顧，未再深究。迨1994年6月及其後的數年間，上海朱淡文、台北劉廣定教授又相繼來函談《春柳堂詩稿》事，查詢有關檔案與文獻資料，劉教授並將其大作《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試探》惠贈，於是又抽暇查閱了一些檔案和圖書資料，除將所得函告朱、劉二位先生外，也隨手記錄了一些資料。然則興廉的姓氏，張宜泉的名字，特別是二人的家世譜系，迄未查到。所以，目前要判定二人是否同一個人，最為可行可靠的辦法，應該是用已知的興廉的生平經歷，與《春柳堂詩稿》所反映的其作者張宜泉的生平經歷進行比勘：相合，即是一人；不合，必屬二人。
說來也值得慶幸，興廉的生平經歷，不僅福建、台灣方志及楊鍾羲、恩華等人的著述中多有記載，而且清代檔案中也時有提及。茲將一件記明興廉年齡的朱批奏折，即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請以署漳平縣知縣興廉補授侯官縣知縣折」節錄於下：
竊照侯官縣知縣唐萬里於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因病出缺，經臣徐繼畬恭疏題報在案。所遺侯官縣知縣為沖、繁、疲、難、海疆兼四字要缺，例應在外揀選調補。……惟查有候補知縣興廉，年四十九歲，內務府鑲黃旗漢軍文舉人，充玉牒館清書謄錄，告成議敘以知縣選用，道光二十三年選授光澤縣知縣，十月初十日到任。因赴任違限五月以上，部議降二級調用，奉旨進京引見。嗣查該員赴任遲延，系因留省查看及調辦閹差所至，緣未經專案咨部，至奉部議。經臣徐繼畬前在藩司任內自行檢舉，由前撫臣鄭祖琛會同臣劉馥珂恭折奏請飭部核議更正。經吏部議復，准將原議降調之案查銷，免其送部引見，留閩另行補用。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現署漳平縣知縣。該員才具敏練，辦事穩實，歷任各缺，辦理均屬裕如，且系留閩候補人員，無論題調各缺，均得酌量委用。以之補授侯官縣知縣，洵堪勝任。……１
該朱批奏折的具奏時間為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這就以第一手史料的資格告訴我們：
（一）興廉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時四十九歲，按照當時虛齡計歲的傳統習慣逆推，他出生於嘉慶五年（1800）。明乎此，則興廉既非生於乾隆晚期，更沒有在乾隆朝生活五十餘年後始在嘉慶道光年間中舉做官。
（二）興廉自二十歲即嘉慶二十四年（1819）中舉之後，至四十四歲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離京赴閩出任光澤縣知縣之前，其間曾經充任玉牒館清書（滿文）謄錄，並在玉牒告成後議敘以知縣選用。按，清代玉牒每十年開館纂修一次，每次例選「內閣滿、漢中書各八人，禮部筆帖式八人，各部院筆帖式十二人，充謄錄官」２，而道光七年、十七年均為開館纂修之期。從興廉的實際情況和授官制度分析，他在道光初年當勵志向學，以應會試，而屢試未中後，或在道光十年前後考取筆帖式，交部註冊，並依次得補實缺，迨至道光十七年開館纂修玉牒，以筆帖式揀充清書謄錄，「告成議敘以知縣選用」。
（三）興廉於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到達光澤縣知縣任所，而「赴任違限五月以上」。按清代官員赴任期限規定，凡除授福建邵武府及其屬縣官員，其由京城赴任憑限為八十日，而光澤縣乃邵武府屬縣。據此，興廉離開京城前往福建的時間，至晚也須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
（四）興廉雖「因赴任違限五月以上，部議降二級調用，奉旨送部引見」，但旋經查明遲延原由，「將原議降調之案查銷，免其送部引見，留閩另行補用」，隨由督撫委署「歷任各缺」，並於道光二十八年底由署漳平縣知縣補授侯官縣知縣（或次年初到任）。據此可知，興廉五十歲前後一直在福建，沒有回過京城。
至於興廉補授侯官縣知縣以後的經歷，劉廣定教授《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試探》３固已有基本的介紹和舉證，為免枝蔓，本文不再補充引證，僅概述興廉的生平經歷如下：興廉，原名興義，字宜泉，姓氏未詳。內務府包衣漢人，隸鑲黃旗包衣漢軍（或稱內務府鑲黃旗漢軍）旗籍，祖籍（先祖歸旗前的原籍——戶籍所在地）遼東鐵嶺。嘉慶五年（1800）出生，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順天鄉試文舉人；道光十年前後考取筆貼式，十七年充玉牒館清書謄錄，「告成議敘以知縣選用」；道光二十三年初選授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知縣，十月初十日抵任，旋以「赴任違限五月以上」降二級調用，後經查明遲延原由，免降調，留省另行補用；道光二十八年由署漳平縣知縣補授侯官縣知縣，旋因「神光寺事件」革職，留省效力；咸豐八年（1858）補授台灣府鹿港同知，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享年六十六歲。
二、興廉的生平經歷與《春柳堂詩稿》作者張宜泉不合
在知道興廉的年齡及其經歷的基本情況之後，已然可以確定興廉不會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張宜泉。這自然可以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分析，不過愚以為指出二點也就足夠了：
（一）興廉中舉做官，酣戰名場，張宜泉功名未就，課徒為生，二人的人生經歷不同。
興廉的生平經歷已見前文，不贅。至於《春柳堂詩稿》作者張宜泉的生活經歷，他不僅在《自序》中慨歎「奈家門不幸，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而且詩中也多有透露反映，不妨稍加引錄以明大概：
僻地同空谷，卜居墾硯田。（原註：余徙居無贍，故以舌耕餬口，其人之所患者有不得而避焉。）——《閒興四首》之一
我室無長物，蕭然四壁塵。……終朝磨硯鐵，誓作閉關人。——《遣懷》之二
天命知還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慚計拙，衣帛愧家貧。……晚年無別望，有子喜呼麟。——《五十自警》
一館由來絆此身，漫勞車馬駐行塵。——《在館遙阻葉肯堂到家枉訪》
一貧誰說竟難忘，淡泊家風處士常。閒弄琴棋邀友輩，悶攤經史課兒郎。……惟有簟瓢多樂事，菜根細嚼更馨香。——《撥悶》
既甘朝市身無分，笑倚東風學陸淪。——《四時閒興》之一
秋館蕭條景亦奇，眼前幽賞貴尋思。……往事既成秦鹿失（原註：言家業無存。），浮名應付楚弓遺（原註：言功名未就。）。莫言棗剝林園下，不是庸夫得意時。——《四時閒興》之五
匝巷延扉盡野菜，漸臨深處更無埃。一聲籬鳥曲初罷，數片瓶花香自來。雨洗石枰棋子淨，風喧瓦灶茗甌開。於焉真是忘機地，黃巷青燈老廢材。——《自嘲》
不難看出，張宜泉儘管也曾念念不忘其「先世曾累受國恩」，發出過「吐氣在何年」的詠歎，但到頭來還是「自慚沾世德，未獲丕家聲」（《先塋祭掃》），未博一第，未得一官，靠舌耕授徒餬口，「幸得饑寒免，游閒了一生」（《笑答諸親友》）。顯然，興廉與張宜泉的人生經歷無一相合之處，又豈能是同一個人？
（二）興廉五十歲前後在福建做官，張宜泉五十歲前後在京師教館。前文已經考明，興廉四十四歲時前往福建任光澤縣知縣，直至咸豐元年十二月即五十二、三歲時皆在福建，沒有回過北京。恰好，《春柳堂詩稿》中有一首《五十自警》，乃張宜泉五十壽辰時所作。顯然，如果《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張宜泉是興廉，或者說興廉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那麼，這首《五十自警》詩的前後各詩，就理應是在福建寫的，而內容應該是與閩地、閩事、閩風物有關。事實如何呢？讓我們把《五十自警》詩的前十首、後七首的題目，依次錄示於下：
《題祖先堂畫軸》——《先塋祭掃》——《撫先兄墓自悼》——《書春兒遠持蓮蓬藕見貽走筆以示》——《見老妻病起作》——《通州道上》——《牛市店中作》——《赴張家灣尋訪曾祖柩》——《哭洪九兄》——《書禧兒與弟爭食蘋果以此示之》——《五十自警》——《笑答諸親友》——《冬晚》——《兜犬》——《除夕》——《白雲觀即事》——《游太陽宮有感》——《過柳巷村五顯財神廟》。
從這十八首詩的時序看，大致寫於作者張宜泉四十八、九歲至五十一、二歲期間。而詩題本身即已表明，所寫之事項、之地名、之廟觀在北京，並且寫於北京，這是無可爭辯的。至於有的研究者認為《書春兒遠持蓮蓬藕見貽走筆以示》首聯「有意儔懷橘，池中物可嘗」句中之「懷橘」，是詠「南方的風物」，以證《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確實到過福建」，實乃望文生義，誤以用典為詠南方風物。這，我們將在下文詳議。
其實，興廉中舉做官、「半世名場酣戰」的人生經歷，不僅與張宜泉自己的夫子自道迥異，而且與貴賢、延茂、濟澄的序跋不符。貴賢在序中稱作者「久輕軒冕，混跡樵漁」，延茂在序中也稱作者「隱下僚，淡於利祿，敦古處，好讀書，與人相接怡然曠然」，而濟澄在跋中則稱作者的詩「其一種沖淡之致，如不食煙火人語」。凡此種種，都說明《春柳堂詩稿》作者絕不是「半世名場酣戰」、「天涯漂泊年年」，而因仕途屢蹶發出「人生難得休官早」的興廉。
總而言之，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文舉人、官至福建台灣府鹿港同知的興廉，與《春柳堂詩稿》作者張宜泉，二人生平經歷全然不合。顯然，除非張宜泉玩弄「分身法」，一變為二，本人常住京師「舌耕餬口」，分身前往福建「名場酣戰」，不然，興廉就不可能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
三、「歐陽健所舉例證"釋疑
從《春柳堂詩稿》所收全部詩作考察，其作者張宜泉的行蹤只限於京城和近畿順天府轄區，除西郊、南苑外，最遠也只到過京南的固安縣、京東南的東安縣（今河北省安次縣）、京東的通州。有的研究者為了證實興廉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竟稱《詩稿》「屢屢詠及南方的風物」，乃至某些地名「都是福建的地名」，而不明究竟的讀者乃至研究者，也便被忽悠得不知何者為是了。請看下面這段話：
歐陽健認為「巴園栽橘」、「懷橘」都是南方的風物，「粉荔失迎年」中的「荔枝」更為地地道道的福建特產，他還舉了《晚投彩嶼村》、《過馬跡橋弔古》中的「彩嶼村」、「馬跡橋」等地名，認為這些都是福建的地名，表明「《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確實到過福建」。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健所舉的例子都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之後。它們在《春柳堂詩稿》中的次序如下：《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閒奕》——《喜生子》——《陪吳三兄釣魚台訪友》——《遣懷》——《過馬跡橋弔古》——《晚投彩嶼村》。根據《春柳堂詩稿》的編排規則，這些詩歌應該大體上寫於同一時期。因此，筆者認為，歐陽健所舉的例證是值得注意的，是否可以說明《春柳堂詩稿》的作者曾經到過南方，並且可能在南方住過一段時間？４
其實，「巴園栽橘」、「懷橘」、「粉荔」並非是詠「南方的風」物，「天台山」也不是浙江的天台山，「馬跡橋」、「彩嶼村」更不在福建。讓我們逐一進行考析以釋疑（點到為止）：
（一）關於『巴園栽橘」。
《春柳堂詩稿》五言近體第24題《閒奕》：
暇日休閒過，楸枰暫一開。有憂能少解，非約亦多來。別墅花仍植，巴園橘尚栽。風流高所寄，作賦見奇才。
這是一首寫下象棋的詩。「巴園橘尚栽」用的是一個有關象棋遊戲的典故。唐·牛僧儒《幽怪錄》載：
巴邛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相對像戲，談笑自若。……一叟日：「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緣此，後人因稱下象棋為「橘中戲」或「橘中樂」、「橘中趣」，並有「橘叟」之稱。「巴園橘尚栽」顯系由這個傳說故事化出，作者以巴園橘叟自喻，與詩題《閒奕》正合，而與詠南方風物無涉。
（二）關於「懷橘」。
《春柳堂詩稿》五言近體第56題《書春兒遠持蓮蓬藕見貽走筆以示》云：
有意儔懷橘，池中物可嘗。買來途最遠，獻處幾生香。苦粒含蓮子，情系斷藕腸。既知當努力，幽谷益輝光。
又見七言近體第22題《友人母喪未及往弔書寄志慨》：
華堂雙慶識君初，懷橘濕衾遜不如。身鬻昔曾憐董永（原註：昔董永賣身葬父。），口號今又歎皋魚（原註：昔皋魚母沒有號風之慘。）。脫驂有自情難達，化鶴無由計亦疏。罔極深思酬未得，孤哀何禍竟同予。
顯然，這二首詩中的「懷橘」，用的是一個孝親的典故。《三國誌·吳志·陸績傳》載：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日：「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日：「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其實，「懷橘」一典並不生僻，如范成大《送詹道子教授奉祠養親》詩，即有「下馬人門懷橘拜，身今卻在白雲邊」之句。以歐陽健先生之博學強記，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竟以「懷橘」這樣的孝親典故為詠「南方的風物」，著實有點兒匪夷所思，令人不解了。
（三）關於「粉荔」。
《春柳堂詩稿》五言近體第34題《冬暮二首》之一：
癙憂何日解，門冷市中煙。妻老牙常痛，兒嬌膽未堅。絲雞虛餞臘，粉荔失迎年。惟聽春雷動，壞蟲啟蟄眠。
詩以《冬暮》為題，「絲雞餞臘」與「粉荔迎年」對舉，所寫顯然是年節習俗。元·瞿祜曾在其所著《四時宜忌正月事宜》中記載：
洛陽人家，正月元日造絲雞、蠟燕、粉荔枝。
於此可見，早在宋元時代，中原洛陽一帶就有製作絲雞、蠟燕、粉荔枝等以迎新年的風俗。詩中所說「粉荔」即「粉荔枝」，用粉做成，狀如荔枝，與「地地道道的福建特產」荔枝實在不是一碼兒事，搭不上界。
（四）關於「天台山」。
《春柳堂詩稿》五言近體第23題《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宿魔王寺》，全詩四首，篇長不錄。其第一首「非攜劉阮至」句下雖有「昔劉晨阮肇採藥天台遇仙女成配既歸子孫已七世矣」的原注，但所登不是浙江的天台山，而是京西的天台山。據我閱讀所及，京郊有兩個天台山：
其一，在房山縣。據民國年間所修《房山縣志》卷一《山脈》下記載，天台山位於「城西南三十餘里，在南甘池西南」，乃白雲山的三十三個支峰之一。六年前曾請學友孟慶先、李一鶚就近踏勘訪查，未查到任何遺跡和口碑傳說，當時即予排除。
其二，在京西磨石口，又名天太山，天泰山。敦敏《懋齋詩鈔·送敬亭游西山》長詩中曾提到天太山，似與八大處之香界寺相距不遠，茲抄錄於下（句下原注略）：
送敬亭游西山
去年四月西山道，柳翠煙濃花正好。嶔崎直上白雲顛，眼界胸襟何浩浩。層巒秀疊重崖垂，招提半屬前朝基。君今二月奚囊去，我能歷數西山奇。到山徑尋翠微境，柏榻禪龕梵宇靜。谷殽鏜鉻鳴鐘聲，鳥語松風發猛醒。迂迥石磴走嶙峋，香界廟貌香煙新。朱門碧瓦離宮院，仙風綽約仙姿春。煮茶曾試龍泉水，一泓如鏡清且旨。遙以飛灑覓源頭，此泉寧止此山裡。怪哉秘魔真奇異，二青誰與傳其事。崖橫路斷老樵蹤，古澗幽深藏鬼魅。振衣更上蹲嵯峨，峰峰相峙樓台多。南望白石瀘溝路，西看碧浪昆明波。寶珠古洞森煙蘿，中旋一隙通巖阿。問君幽宿何方寺，躋攀天太可能過？平生自負雙屐健，春來遊興為君羨。去去四望想詩懷，一時古寺題留遍。５
「躋攀天太可能過」句之「天太」二字下原注「山名」，知其為天太山。
又，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香界重遊》有云：
癸卯六月十日，余約二客，重遊香界。早飯後，同乘笱輿，由寺重覓徑北上，過洪福寺廢址，至絕頂，有橋橫兩山凹，石刻「念佛」二字。過橋即平坡，山高而不銳，盤旋以登，至絕頂有坊一，外額「歡喜地」，內額「堅固林」。過坊，觀音殿日「諸法正觀」。皆高宗御題也。殿後有寶珠洞，洞石本黑，白點滲之，珠名以此。入洞黝黑，晝不見人，中坐海岫禪師像，俗稱鬼王菩筐，與天台山魔王並稱，香火頗盛。余問原委，僧不能答。６
文中「與天台山魔王並稱」一語，已然證明此天台山就是張宜泉詩中之天台山。而從敦敏、麟慶皆是寫香界寺而及天台山，其址應在京西石景山區之八大處左近。
2001年11月，承崇文區政協孟立同志惠贈新出《北京地名典》一冊，從中查到：
敬德寺村，位於石景山區西北部，天台山南麓。７
相傳，清朝乾隆皇帝到天泰山拜佛，途經此地，環顧四周，多為平台，故取名四平台。８
至此，又知天台山一名天泰山，在石景山區西北部，遂動前往實地考察之念。2004年初，在一次會議上得遇老朋友嚴寬先生，承他告知，天台山魔王寺已於2000年重建，修葺一新，已經對外開放，隨時可去參觀。９
至於《燕京歲時記》、《北平旅行指南》有關天台山暨魔王寺（慈善寺）的記載，蔡義江先生《張宜泉不是興廉的新證據》一文已經引錄，本文不贅。蔡先生的文章是篇靠證據說話的好文章，已經把天台山的所在講清了十。
（五）關於「馬跡橋」、「彩嶼村」。《春柳堂詩稿》五言近體第28題《過馬跡橋弔古》、第29題《晚投彩嶼村》、第30題《登東安縣城樓》，顯然是同一次出行經過或到達該處時所作，而這次出行的終點站即是東安縣城，馬跡橋、彩嶼村則是京城前往東安縣經過之地。雖然我們在京南一帶的古今村鎮中查不到馬跡橋、彩嶼村之名，但從《過馬跡橋弔古》、《晚投彩嶼村》二詩的具體描述中，則可考知這兩個地名的具體所在。先將二詩錄示於下：
過馬跡橋吊
古橋名呼馬跡，有廟建何年？紅日來仍照，白雲去不還。東村莎逕雜，南苑土牆連。或恐迷行客，停車話灌田。
晚投彩嶼村
彩嶼原無嶼，尋名駐晚天。孤村千店月，冷樹萬家煙。犬吠長街靜，牛鳴短巷連。當爐能助興，頻送酒如泉。
在《過馬跡橋弔古》第三聯有「南苑土牆連」一語，可知馬跡橋與南苑相鄰。經查光緒《順天府志》大興縣圖，唯有南苑東牆外有一馬駒橋，其址在南苑東大紅門外偏南之涼水河上。光緒《順天府志》卷二十七《地理志九·村鎮一》通州下載明：「（西南）四十里馬駒橋汛，把總駐焉。橋即洪仁橋，跨涼水河。」於此可知，馬駒橋在南苑東牆之東，與「東村莎逕雜，南苑土牆連」句意全合。同時，馬駒橋也是由京城前往東安縣的途經之地，過橋後由鳳河東面東南行，至采育裡，而後渡鳳河南行人東安縣界至縣城。據此，完全可以確定，張宜泉詩中所說之「馬跡橋」，實即「馬駒橋」，當因「跡」、「駒」音近而記誤。
在明確「馬跡橋」即馬駒橋之後，「彩嶼村」也就自然有了著落，它應該就是大興縣治東南七十里，恰在馬駒橋至東安縣城途中的采育裡（采育鎮）。孫承澤《春明夢余錄》云：
采育，乃古安次縣采魏裡，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們呼采育，合新舊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
乾隆敕撰之《日下舊聞考》又云：
采育在左安門外五十五里，居民數千戶，為畿輔首鎮。
那麼，張宜泉筆下的「彩嶼村」又是如何呢？從詩中「千店月」、「萬家煙」、「長街靜」、「短巷連」的具體描寫看，顯然也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大村鎮，與「居民數千戶」的大興縣采育鎮恰相符合。明乎此，則由於舊時「彩嶼」與「采育」讀音完全相同，張宜泉將「采育」誤為「彩嶼」，應該說是完全可能並且可以理解的。
通過對「巴園栽橘」、「懷橘」、「粉荔」、「天台山」及「馬跡橋」、「彩嶼村」的考察辨析，事實當已清楚，「歐陽健所舉例證」既不能證明張宜泉到過福建，更不能證明興廉就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