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甲本為《紅樓夢》真本考
乾隆辛亥(1791)萃文書屋本(程甲本)是《紅樓夢》真本的問題，本來是並不存在的。一百多年來，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各種《紅樓夢》版本，都是以程甲本為底本的。1911年，上海有正書局以「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的名目石印了一部80回的《石頭記》，第一次公開提出了《紅樓夢》「原本」為80回的觀念，但並未產生大的影響。直到胡適等「新紅學」家出來，宣揚《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只有帶脂硯齋評的八十回抄本才是《紅樓夢》的真本，後四十回則是高鶚的補作，這一套主張，方獲得了普遍的響應，幾乎成了「定論」。有人甚至斷言，「雪芹『後之三十回』書，橫遭毀滅，突出乾隆與和坤之詭計密謀。真書既殘，假尾旋出——這就是程偉元高鶚等人炮製了偽續四十回的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由來。這假石頭記一直流傳，至今大家看到的《紅樓夢》，即是此物了。」１
於是，有志者或以數十年的精力，慘淡經營，將「皆可視為真本」的十一種抄本《石頭記》，「匯聚而總校之，爬梳考正，寫為清本」，名之曰《石頭記會真》。不過，此種「既求真文，定參真諦」、「發明勝義，燭照幽微」的「會真」之書，迄今尚未公開出版，世人無由窺其真醇之義，而以號稱「保存了原稿的面貌」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為底本的新校注本，倒確實取代程甲本成為《紅樓夢》的通行本，風靡神州達十週年了。「掃蕩煙埃」，「斥偽返本」的偉業既已大功告成，只要在「經過一二百年的開採，已經挖掘得較深較多」的紅學礦藏上按既定方針繼續開掘下去，紅學就一定會有廣闊而美妙的前途了。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某些紅學家不是從多種版本並存的「全部事實」以及事實之間的聯繫出發，運用古籍版本學和古代小說版本的基本理論和一般規律，從中引出科學的結論，而是以前人的成說作為立論的前提，甚至以主觀的臆斷代替客觀的事實。上述論斷，就是完全建築在「抄本」與「印本」人為對立的基礎之上的，是不符合版本的發生過程以及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係的規律的。抄本與印本，只是古籍版本形態類別上的不同，二者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雕板印刷術發明之前，抄本是圖書存在的唯一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抄本與印本的區分；雕板印刷術發明以後，抄本雖然降為圖書版本的輔助形式，但仍然有相當的勢力，因為「古代書籍流傳稀少，交通阻隔，無辦購致，更有秘本未刻，為世罕見，每每轉展移錄，藉有其書」２。曹雪芹寫成《紅樓夢》以後，並沒有立刻刊印出版，「《紅樓夢》版本最初只有抄本」，是不言而喻的。不過，《紅樓夢》初以抄本流傳，「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矣」的事實，正是那位被紅學家誣為「竄改」者和「作偽」者的程偉元在乾隆辛亥(1791)萃文書屋本《紅樓夢》序中第一個說出來的，卻從來不見有人提出過質疑。作為《紅樓夢》流布史上第一個印本的程甲本，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程偉元、高鶚根據當時所能收集到的《紅樓夢》抄本校勘整理而成的。程偉元、高鶚二人聯名的乾隆壬子(1792)萃文書屋本「引言」中說：
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的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
由此可以逆知，《紅樓夢》的抄本，當時就有書坊傳抄用以出售的「繕本」和私家所藏的「秘稿」兩種類型，前者已有程偉元「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的，後者在陳鏞《樗散軒叢談》卷二關於乾隆五十四年春(1789)蘇大司寇家藏《紅樓夢》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一事的記載也得到印證。「各家互異」的前八十回抄本，是程偉元、高鶚彼時彼地工作的基礎，他們所做的「廣集核勘，准情酌理，補遺訂訛」，「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這些做法，顯然都是符合校勘的原則的。至於「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也是符合整理古籍的通例的。
關於後四十回的複雜情況，乾隆辛亥本程偉元序也作了詳盡的說明：「……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傳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只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在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版，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程偉元、高鶚還坦然指明，後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困難之處在「無他本可考」，而只有「歷年所得，集腋成裘」的一份殘稿，因此只能「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
任何一個不抱先入之見的人，都應當看出，程偉元、高鶚所說的話，是實事求是、磊落坦蕩的，是可以放心用作考證《紅樓夢》版本的第一手材料的。程甲本儘管不是根據曹雪芹的原稿直接排印的，儘管後四十回由於底本的先天缺憾在「截長補短」的修輯工作中不免添入了整理者的主觀成份，但從根本上講，程甲本稱得上是200年前所能完成的《紅樓夢》的最好版本，這不僅因為「文章妙手稱君最」的程偉元和高鶚，是彼時從事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而且在那時以後，隨著抄本的逐漸湮滅，誰也不可能具備收集到那麼多的原始抄本的條件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程甲本不僅是《紅樓夢》的定本，也是《紅樓夢》的真本。
紅學家說，自程甲本風行海內以後，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結束了抄本的時代。這話對不對呢?從印本與抄本的優劣看，由於印本價格較廉，取閱方便，對於一般讀者，自會捨抄本而取印本，抄本被逐漸淘汰，幾乎是必然的。但從《紅樓夢》的「接受」過程看，情況又確實與一般小說有所不同。士大夫喜談《紅樓夢》，有一班嗜紅成癖的人，甚至把抄錄《紅樓夢》作為一種精神寄托。如道光十二年(1832)恆文致汪恩綬(靜泉)函中寫道：「兩月以來，煤爐藥釜，雜氣薰騰，兒急女泣，淚語嗷噪，晴溪、澤山時相過問，亦只好相視喚奈何耳。……復將原本《石頭記》檢出，日日與筆墨為武，凍餒二字，付之天命而已。」３又如庚子(1900)之難，禁中流出精楷鈔本《紅樓夢》全部，「鈔之者各注姓名於中縫，則陸潤癢等數十人也」，「其書每頁之上，均有細字朱批，知出於孝欽後之手，蓋孝欽最喜閱《紅樓夢》也」４。從失意士人到最高統治者之喜抄《紅樓夢》，都可見社會風氣之一斑。時至今日，於紙上、木上、石上、象牙上全書書刻《紅樓夢》者，亦屢有報道，而其所據之底本，大抵皆為通行的印本，可見印本仍在不斷轉化為抄本，抄本的時代並沒有結束。抄本既不稀見，更不神秘，只是同印本相比，退居於從屬的派生的地位罷了。
二
從抄本與印本這種互相轉化的角度來考察作為抄本的「脂本」的性質，問題就清楚得多了。
紅學家說，現存的十一種「脂本」，都是早於程甲本的早期抄本；不管它們是「第幾次再過錄」，時間都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排印之前。可惜，在作這種推論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拿出證據來。
有人也許會說，寫在脂本正文中的「甲戌」(1754)，寫在脂本封面上的「己卯」(1759)、「庚辰」(1760)，不都比辛亥(1791)要早嗎?夢覺主人序、舒元煒序不是署了「甲辰」(1784)、「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1789)，戚蓼生卒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作序的下限不是不會超過此年嗎?這些證據難道還不足以證明「脂本」之早於程本?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首先回到「抄本的來歷」上來。假如上述抄本中的任何一種，是從清人的墓中出土的話(像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證明了在《孫子兵法》之外確有一部《孫臏兵法》那樣)，那它們的可信性是可以絕對肯定的；假如上述抄本中的任何一種，在乾隆、嘉慶，哪怕道光、咸豐的公私藏書目錄上有所著錄的話，那它們的可信性也是可以相對肯定的。事實上，這些抄本都出現得很晚很晚。有正本的前四十回，石印於宣統三年(1911)，後四十回，石印於民國之年(1912)；標有「脂硯齋重評」字樣的甲戌本，出現於民國十六年(1927)，其餘的抄本，年代還要靠後。再從這些本子所留的藏書印記看，有正本的底本上有「桐城張氏」、「守詮子」、「附圖{圖}珠室」等印章，據考，藏書者為張開模，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甲戌本有劉銓福的跋，分署同治二年(1863)，同治七年(1866)，再往上追溯，就渺茫難求了。如果不能證明這些抄本確係程本刊行以前早期抄本的倖存物，單憑寫在紙上的干支來判定它們的年代，是難免有誤的。以《水滸後傳》精刊本為例，此本題「古宋遺民著」，內封上橫鐫「元人遺本」四字，首雁宕山樵序，署「萬曆戊申(1608)秋杪」。如果據以斷定此書出元人之手，且有明代萬曆刊本，不是大錯特錯了嗎?有正書局石印本《石頭記》，封面題「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胡適毫不遲疑地予以否定，紅學界好像至今無人表示過不贊成的意見。正正規規的印本上的白紙黑字尚且如此，寫在某些個「非常馬虎草率」、「錯訛奪漏，層出不窮」的抄本上的「甲戌」、「己卯」、「庚辰」，就那麼可靠嗎?
其實，紅學家對此還是心中有數的。有位專家撰文承認：「現存的各種《紅樓夢》的早期抄本，無論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還是列寧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沒有留下它們的抄寫時間的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楊繼振藏本的兩個影印本都題為《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那『乾隆抄本』四字只是我們這一時代的個別人的看法，其實並沒有獲得書中任何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的支持。」５就是一個例證。從版本鑒定的角度看，三個脂本都不曾自稱「原本」，都沒有序跋交代抄錄的緣起和經過，三個脂本的字體都極拙劣、草率，甲戌本一律不避「玄」字，庚辰本「玄」字也有不避諱的，都可以肯定不是清人的抄本。己卯本曾被確認為「怡親王府的原鈔本」，根據是此本「嚴格地避三代怡親王允祥、弘曉、永琅的諱」，但此本第二冊目錄頁「賈天祥」的「祥」字就沒有避諱，「鐵證」云云，也就不攻自破。專家撰文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證明脂本的晚出，而是為了證明「舒本」是諸抄本中「唯一的例外」，是「確鑿可信的乾隆年間的鈔本」。他所舉的第一個證據是：舒元煒序文末尾「虎林董園氏序並書於金台客舍」中的「序並書」三字，證明「序文不僅為舒元煒所撰，而且也為舒元煒親筆書寫」。其實，緊接序後的《沁園春》詞，為其弟澹游所題，字體完全一致，恰恰證明舒本也是一種過錄本。他所舉的第二個證據是：在序文末行下端，鈐有舒元煒印章兩方，「印泥的顏色和書中句讀打圈所用的顏色一樣」，「可見，印章鈐蓋之時正是舒元煒序文書寫之日」。印章與序文的同時，不能證明舒本「確為兩百年前的舊跡，斷非出於後人的偽造」，這同樣是不難明白的。
八十回的抄本是否早於一百二十回的印本，還可以從幾篇序文得到檢驗。有正本的戚蓼生序，紅學家總是很相信的了。此序是加在八十回本之上的，所以對八十回本以極高的評價，未云：
……乃或者以未窺全豹為恨，不知盛衰本是迴環，萬緣無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轉語，而萬千領悟，便具無數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葉以求之者，其與開卷而寤者幾希!
戚序對「沾沾焉刻楮葉以求之者」進行了嘲諷，透露了八十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關係的重要信息。《韓非子·喻老》說：「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未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戚蓼生以八十回本為「真」，以一百二十回本為「偽」，諷刺一意求窺全豹者「其與開卷而寤者幾希」，可見「戚蓼生」在作此序時，已有一個全本《紅樓夢》橫在他的面前，他要為八十回之「不作轉語」尋找存在的理由，就一定要貶低乃至否定全本的價值。這恰是材料本身提供的此本出程本之後的證據。
舒元煒的《紅樓夢序》也有同樣的情況，說：「惜乎《紅樓夢》之觀，止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豹斑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閒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為嫌。矧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雲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於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又說：「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讎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於斯部，數尚缺夫秦關；返故物於君家，璧已完乎趙捨。」可見舒元煒早已確知120回全本《紅樓夢》的存在，並對繼續收集後四十回充滿了信心，所以要說「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了。
紅學家還說，早期抄本「都帶有脂硯齋的評語」，是程本付諸排印時統統刪去了。但是，在作這種推論的時候，他們同樣沒有拿出證據來。
一部小說作品完稿之初，一般應是沒有評點的「白文」，而後由於作品的廣為流傳，博得眾多讀者的喜愛，才有評點本產生出來，以適合讀者的需要，而各種評點本之間，又會相互競爭，結果是優勝劣汰，或者幾種較佳的評點被合成統一的匯評本。作品是作家思維活動的產品，每一個作家——尤其是大作家，都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心理結構。作家在構思創作過程中，是絕不可能讓別人在自己身邊指手劃腳、操縱指派，甚至越俎代庖地在未定稿上濫加批點的。胡適在1921年認定「有總評，有點評」的本子決不是原本，是合乎情理的，後來卻改口說唯有題了「重評」的抄本才是「真本」、「原本」，豈非自相矛盾?
也許有人會辯解說，這些只是版本流傳的「一般現象」，《紅樓夢》的版本完全可能有特殊的規律。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紅樓夢》版本自身提供的內證罷。有正本是11種抄本第一個出現在大眾面前的本子，儘管這個本子沒有標出「脂硯齋重評」的字樣，但從它的正文和批語看，的確與後來出現的脂本有較多的聯繫。但戚蓼生的序，除了對《紅樓夢》的藝術成就發表了一通議論外，卻絲毫未談及作者生平、編輯體例、抄本來歷、作序緣起等通常序跋題中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無一字提及書中的批語和批語的作者。假如戚蓼生作序時所據的底本，確有大量精妙獨特而又是出自與作者有極密切關係的脂硯齋之手的批語的話，他是沒有理由毫不涉及的。舒元煒的序言還要妙，中說：「董園子偕弟澹遊方隨計束之暇，憩紹衣之堂，……筠圃主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矣，二子其為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明說此書之批語出舒氏弟兄二人之手，如此本第六回「周瑞家的又問板兒」，有側批云：「周家的如何認得是板兒」，就是舒氏的作品。這些都足以證明：有正本和舒序本的底本，在他們加序的時候，都是沒有批語的白文本。
三
那麼，應該如何解釋《紅樓夢》刊本風行海內以後，卻時有以「原本」名目的抄本問世的現象呢?答案還要到程偉元、高鶚那裡去找。程甲本程偉元序中說：「《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今所傳只八十回，殊非全本」，高鶚序中說：「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程乙本程偉元、高鶚引言又說：「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等等。程偉元、高鶚做夢也不會料到，這種負責任的態度，居然誘發了書賈造假的意念，也提供了造假的餘地與可能。試想，假如程偉元、高鶚當年不作如此的表白，甚或乾脆宣佈120回本就是《紅樓夢》的全璧和定本，在印本廣為流傳的情況下，即便有一、二抄本聲稱自己是「真本」和「原本」，又有誰會相信呢?
提出抄本出於後人作偽的問題，許多人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古今中外，在古字畫、古書籍及其他文物上作偽造假的事，可以說層出不窮，《紅樓夢》版本領域，也不會是一塊淨土。從技術上講，古字畫的作偽遠較古書籍為難，因為它要求「亂真」，即與原作完全一致。虞酥《法書要錄》：「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顧公燮《銷夏閒記》：「太倉王衧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衧不忍捨，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偽矣。』」可見古字畫的作偽，必須與原本不差毫分，方能瞞過世人眼目。古籍版本的作偽，目的是以新冒舊，以次充好，往往採用挖改、添補、偽造題跋印章、混雜、制舊等手段。《紅樓夢》抄本的作偽又有自己的特點，即不是追求「亂真」的效果，而是刻意在內容上「求異」。設若書賈以與印本文字完全相同的抄本求售，則必被嗤之以鼻。要給人以「原本」、「真本」的印象，除了在形式外觀上做一些手腳，製造一些「舊本」的假象以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對印本的文字作或改、或刪、或增的變動，其中尤以增為大宗，如甲戌本增寫各本皆無的石頭與僧道對話的四百二十餘字，諸抄本增寫大段印本所無的文字之類，從而讓人相信確是「原本」。不過，作偽者或者由於學識才力的欠缺，或者由於對原作精神領悟不深，甚或由於藝術趣味的低下，都必然會留下許多破綻。《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的存在，就是典型的例證，這個本子抄寫馬虎草率，抄錄過後，又用流行的程本加以標改，改得密密麻麻，滿紙烏黑一片。「夢稿本」要麼就是稿本，要麼就是後人的作偽，因為世界上絕對沒有作家會按照別人的草稿依樣抄寫的。不是稿本而又要弄得像一個「稿本」，其間的「某種動機」，不就是欺騙世人、嗜財圖利嗎?
但是，終清之世，這種《紅樓夢》「原本」、「真本」的交易，都只在書賈與嗜古成癖的文士之間進行，獲利者與上當者，都是個別的，對《紅樓夢》的閱讀和研究，基本上不起作用，形不成什麼氣候。1927年胡適得到所謂的甲戌本，又從理論上大肆鼓吹「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並得到了紅學界一致響應以後，粗劣、淺陋、破綻百出的贗品的八十回脂本，竟被當作《紅樓夢》的「真本」推銷給廣大讀者，這實在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厄運，也是對這部偉大作品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