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夕葵書屋」殘頁及其他
不久前友人見示筆者1993年第4期、1996年第4期《紅樓》雜誌和1994年《紅樓夢學刊》第1期所載《石昕生與毛國瑤先生通信錄》、《談靖本〈紅樓夢〉有關問題》、《〈夕葵書屋〉殘頁辨偽》幾篇文章。筆者因患腦梗塞，對《紅樓夢》擱置已久，不參與任何活動。讀了這幾篇涉及筆者的文字，深感石昕生所表述的一切，真是匪夷所思，似讀了偵探小說，令人眼花潦亂。石先生種種分析論述，好似他親自目睹了"作偽"的全部過程。
他公佈了過去筆者和他的全部通信摘要。對這些問題，石先生在發表以前沒有徵求過筆者的意見，且在發表時斷章取義，隱瞞了某些筆者的重要意見。這樣片面公佈個人之間書信往返是不尊重對方的表現。筆者在以前也曾單獨發表過一些與俞平伯先生的通信，筆者對那些準備發表的內容都事先將原稿複印寄給發表部門，經審核同意刊出時，再把原件複印稿通過一定渠道寄送俞平伯先生親屬再行審讀，得到同意後才付發表。通信內容也是著作權，何況是對某些正在討論的問題，更不應該片面公佈，從而指責通信的對方為"作偽者"。這些問題必定要有充足論據，不是靠少數人依片面分析所能下結論。這是有關個人的姓名權和名譽權的大事，是法律問題，石昕生先生在當今法制社會下，應當知道這些道理，對學術問題，尤其是對有爭論的問題，只憑個人揣斷，無任何根據妄自下結論，就是侵害了對方的姓名權和名譽權。
石昕生先生在《〈夕葵書屋〉殘頁辨偽》一文中說：曹雪芹的卒年，紅學界有三種說法，一、壬午說，二、癸未說，三、甲申說。他指出當年郭沫若先生說："壬午二字，字體較小而不貫行，頗致疑慮"。他指出疑點而不是作結論，並不存在"天秤"。石昕生先生又說："俞先生通讀全部批語，竟無一處涉及卒年問題，向毛君尋問'卒年'是必然之事，之後就有人煞費心思的炮製了這張破綻百出的'夕葵殘頁'"。這一段話石先生完全是個人估計。事實上俞先生從未向筆者尋問過'卒年'，更沒有什麼"必然之事"。筆者現在保存著俞先生全部當年的來信，可以證實石昕生先生完全是憑臆造。
靖應鶤先生當年寫給俞平伯先生的信上說"據毛君說是批語，不是原文。認為很有價值。"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話，不存在什麼"石破天驚逗秋雨，驚天地泣鬼神"，更不存在把"癸未說者一下子打翻在地"。石昕生先生還說："毛君不僅說出最'很有價值'的話，現又說'甲申是對的'那末'夕葵殘頁'的炮製者不是毛先生又是何人"。僅據這兩點，就斷言筆者是"夕葵殘頁"的炮製者嗎？殘頁是靖應鶤先生促（從）他家中所藏《袁中郎集》裡找到的，也是他自己寫（信）告訴俞平伯先生的，石先生根據什麼說筆者是殘頁的炮製者？這完全是憑個人想像加罪筆者。這是什麼邏輯？那家的推理法？說明石昕生先生早就有加罪筆者的想法，因而寫出"因之不能不讓人不由得想到這是毛國瑤先生為俞平伯先生特製的"。這種理由能說服讀者嗎？這裡可以看出石昕生先生的強調奪理和不顧事實。
對殘頁本身，石先生說："其紙甚敝，其字甚新。完全不像經歷一二百年的字。"按石昕生先生從未見過（這）張殘頁的原件，只見過複印件，如何能下這般斷語？筆者在致紅樓夢研究者的分開信中曾說過：1964年筆者去北京時看到裱好了的殘頁原件，俞平伯先生告訴筆者，他在送裱時店中負責人告訴他，殘頁抄寫在明代紙張上，這種紙比乾隆時紙稍薄。這是俞平伯先生親口所說，筆者過去介紹殘頁和靖本時一直以為是清代竹紙，故在公開信中順便提了一下，而石昕生先生竟然妄指筆者是"編造故事"。
石昕生先生強加於筆者的另一罪名是"假托古人，竄改古書"。用盡心思、捏造罪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古人云云指的是吳山尊。在靖應鶤先生發現殘頁時，曾會同筆者寫信給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請求代查"夕葵書屋"的出處，經查明是清代吳山尊的室名，編在《室名別號索引》一書中。此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覆信現保存在靖家（加蓋有公章）。後來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查到"夕葵書屋"和吳山尊傳，（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輯）。"竄改古書"是指甲戌本石頭記批語，'壬午除夕'，而"夕葵書屋殘頁"寫為"甲申"。殘頁在發現時就如此。今石昕生先生因而指此"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是後人偽造，強說"甲申，一月"是竄改，這一殘頁在俞平伯先生"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中已作詳細論述，筆者認為有理。"竄改"云云，根本沒有根據，是石昕生先生的臆說。
石昕生先生非但誣蔑筆者製造假文物，也對俞平伯先生有微詞。他說：1964年6月下旬出現的這張殘頁……俞先生有未激動？有未辨偽？筆者認為俞先生是做了辨偽工作的。他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輯《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開始就說："雖然我有理由相信它是真品，他人可能不這麼看的。辨別材料的真偽，這是一切討論地初步，因此在談論以前，有把這一張紙的來歷交待清楚的必要……"。他對殘頁的最後結論是："依我看來，完全證明這條批語的真實性，因若非脂硯原文如此，如何能處處都符合呢？從程偉元高鶚以下，怕也沒人能夠偽造"。
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靖本原物至今不蹤影，這"夕葵書屋殘頁"，也在"文革"時被抄，雖多蚊（方？）查尋，但一直沒有再現。據說"文革"中被XX拿去，而XX也已去世多年。這一文物既是被抄走，保存者一定不會毀掉，或能於一定時候再現，那時就能研究判斷。至於那部十九小冊的靖本，也是迷失於"文革"時期，對這一事實，不少人紛紛揣測：有說落在收破爛的手上，有說靖氏不肯拿出來，意在奇貨可居，更有人說還在筆者手中。筆者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十二輯中已說明當年筆者閱畢即歸還靖氏，而靖氏在文章中也說明。石昕生先生說靖氏舊居閣樓很小，不會有很多古書。但筆者確知靖氏舊居雖陰暗狹窄，但確有不少舊籍，即以"文革"時而言，當年被抄去的古籍就不下數十冊，且至今沒有發還。
石昕生先生在紅學研究方面也曾有過心得，昔年曾邀我共同寫文，，由已故駱靜藍女士介紹在《人文雜誌》上發表，其中傅恆家族與曹家關係一說，頗受學人重視。惜有些地方未免失之主觀。已故戴不凡先生，過去與筆者通信討論，在對靖本錯亂問題的探討上，石先生文中引用的戴不凡先生的看法，實際上是筆者對戴所言，例如筆者說："照常情，抄通順句子比抄錯亂的句子容易。今靖本有此批語的錯亂，完全找不到所以致亂的原因，一似小以方塊字作拼學遊戲，至為可異"。石先生沒有看清戴的文章，反而將筆者的話當成戴的意見，從而主觀武斷，無事生非，斷章取義地憑空妄說有什麼"抓方"之舉讀了令人可哂。如此結論，豈不將讀者引向混亂？！
前面所說的個人通信問題，石昕生先生在1993年12月《紅樓》第四期《石昕生與毛國瑤先生通信錄（摘要）》中，事先不徵得筆者同意，取捨全由一己需要決定，通信中筆者一些重要意見都未納入，例如石昕生先生當時指靖批是後人所為，筆者已知他所指，在多次通信中都明白提出："如此做法必然會再次發生冤假錯案"，要他多多慎重。無奈他一意孤行，在這次輯錄通信摘要時依舊一字不提，其目的是只取他自己認為對他的論點有利的內容，藉使讀者相信他的一面之詞。
筆者在"文革"和"反右"時受盡冤假錯案之害，若非粉碎四凶，能否活到今日還要打問號。如今在某些領域，此風仍然未止，可見流毒至深。俞平伯先生早年也是受害者，他曾有詩曰："商謎客自爭先著，彈駁人皆願後休"，即此之意。石昕生先生因只堅信自己的斷言，不考慮時代背景與事物的必然性及或然性，把別人說的都說成是謊言或欺世盜名，所以他不承認靖本發現時《己卯本》尚未影印了出版，《楝亭集也未印行，而〈有關曹雪芹，十種〉則說可以在圖書館查到從未作過調查研究，但石昕生先生沒有想到：1959年至1964年正是"反右"以後"文革"將臨之際，知識分子如臨深淵，誰能有心情和條件去公開研究〈紅樓夢〉和製造假文物？！
石昕生先生對"夕葵書屋殘頁"既認為是偽作但究為何人所作他一無所知，故而捕風捉影，憑空估計，首先他懷疑是先叔所為，但後來他知道先叔遠在貴州貴陽，解放後與筆者從未晤面，繼而覺得先父曾任省文史館研究員，對文史有研究，可有造偽的條件，故而數次來信索要先父手跡。筆者知其用心，為了澄清事實真相，遂將有先父簽名的信函複印寄去。石先生來信承認"夕葵書屋"殘頁絕非先父手筆。他知道靖應鶤父子寫不出那樣的，但仍然咬定殘頁是偽造，轉而又肯定靖本是後人所作，是一個普通本子，並在新聞界製造輿論，可謂不遺餘力。靖本因現已不存，任何人要想怎樣估計都可以，筆者前者在"公開信"裡已作說明，並對一切有關文章都未作答，今天由於石昕生先生指名筆者是偽造者，故特就此公開答覆。前不久李同生先生也曾有類似說法，這裡一併予以說明。石昕生先生在《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一輯《談靖本〈紅樓夢〉有關問題》中說："我至今並未將靖本偽作者與毛君等同起來，毛君也不必將作偽的帽子向自己頭上戴"。這是自欺欺人。石昕生先生幾篇文章都肯定靖本是"偽作"，而靖本又是筆者首先發現的，在此之前並未聞有人論過靖本，石昕生先生在《紅樓》1996年第四期《夕葵書屋殘頁辨偽》一文又指名提出"'夕葵'殘頁經筆者研究，系毛國瑤先生製造的假文物"，且引《新民晚報》素素之文"……騙與被騙有時候是周瑜黃蓋各取所需的關係"石先生問道"不知毛君以為然否？"筆者這裡正式回答：石先生所提出的一切都不存在；他侵害了筆者的姓名權和名譽權，要負法律責任，筆者將以誹謗罪控告石昕生先生。
最後，在這裡再補充一點：石昕生文章裡所指的所謂"刪並、增益、錯亂、顛倒"等現象也是筆者對靖本的分析、歸納的結果，過去函告北京吳世昌先生，吳先生在《紅樓夢探源外編》中曾提起。這是筆者的話，而不是吳世昌先生的話，特別在此作鄭重聲明。
石先生多次來信說張大千仿古書，是玩玩的，與個人無損，"書箱、廢藝齋集稿、龍之帝國，也都是玩玩的。"意在誘供，完全是"文革"那一套，可見石昕生先生思想之一斑。讀者通讀石先生的文章，就能窺其大概，此處就不再多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