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玉皇廟碑記》曹振彥題名考述
天聰四年《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有教官曹振彥題名，是一件有關曹雪芹家世的重要碑刻史料。《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文雖然早經著錄，碑陰題名也早有人一一過錄，但是這一重要事實卻是近年才發現。我在介紹那一件碑刻時曾經說過，曹雪芹高祖曹振彥題名的發現啟示了我們「對當地碑刻的注意」[1]，文寫成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同年底，我又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拓片中發現了天聰四年《重建玉皇廟碑記》，不過只見碑陽拓片一紙，碑陰拓片尚未找到。據拓片所見，碑額篆刻「題名碑記」四字，因知碑陰必有官員等人題名。據碑文敘事，又可推知玉皇廟之重建也與敕建斡祿打兒罕囊素喇嘛寶塔一樣系由駙馬總鎮佟養性督理工程，而具體主持施工，則「委游擊李燦董治其事」。此李燦系佟養性屬下之漢軍官員，《大金喇嘛法師寶記》有他的題名。因此推斷《重建玉皇廟碑記》碑陰題名官員也必然有佟養性屬下的漢軍總鎮副參游備等官。玉皇廟原在遼陰，天聰年問建，《遼陽縣志》有記載，廟建築則已蕩然不存。現在找到的舊拓片系本世紀三十年代所拓，碑刻原石或當存世，但是下落已不明，因建議遼陽市文物管理所的同志進一步查找。後來經過遼陽同志的不斷努力，終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在遼陽城南玉皇廟舊址附近曙光大隊的菜窖牆砌體中，找到了已經斷碎用作石料的碑石殘塊。原件取出後，經過拼對，大部分還不缺失，僅僅在某些斷口處糟踏掉了一些文字。不出所料，碑陰果然正有佟養性屬下之漢軍官員題名，名單與。《大金喇嘛法師寶記》中的官員基本相符，並且又有曹振彥題名，列於「致政」的行列內。這是繼《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之後的又一件曹振彥題名碑刻，是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之又一重要發現。碑刻殘石從牆體中取出並運回遼陽市文物管理所之後，遼陽同志立即報告給遼寧省博物館，我隨即前往辨識和抄錄碑文並捶拓墨本，工作當中遼陽同志熱情提供一切方便，並此致謝。
現將碑文正文及碑陰題名著錄如下：
碑陽：
重建玉皇廟碑記
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其來雲舊未審昉於何代，自罹兵燹時任其拆毀，止存金身暴露。先皇見之，甚恫乎不自安，遂命移演武廳焉，更立一殿宇，為神所棲也。僅閱二祀，又值無狀者復為之毀。新皇至此，見而不勝痛疚，乃日：「人所乞靈，惟神是藉，豈以一廢而至再也。又豈以再廢而遂止也?」於是命下，委游擊李燦董治其事，重建其祠，仍舊址也。俱各貝勒議出第銀兩糧石，木植磚瓦，暨丹堊之類，匠作之等，系阿吉葛、摩倫葛胎吉貝勒(汛按：此處夾行書有誤，應為「阿吉葛貝勒、摩倫葛胎吉」)同發虔心，協贊大事。自己巳年四月內肇建，至庚午年九月告竣。試觀大殿五楹，聖像與塑神莊嚴巍峨，廟貌聿新，何其壯麗也。大門一間，廟祝住房六間，犁然具備，規模宏遠，何其改觀也。若門若殿，有額有聯，懸而張之，煜煜燁燁，烺烺輝輝，又何其掩映也。矧玉帝至尊無對，位都諸天之表，所謂上極無上者矣。至公無私，總受諸神之奉，所謂玄之(汛按：此處疑脫一「又」字)玄者矣。世間之修悖頓異，冥冥之禍福隨至，感應之機若桴鼓，然未有報應既不爽，而敬崇翻不祐(汛按：「祜」疑為「祜」字之誤)哉!是不然，蓋上清操啟衷奪鑒之權，握福國庇民之德，今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匪且敬神立祠，倦倦在抱，至於旭曛匪懈，勵精圖治，若將兵，若士民，靡不恩愛毀流，堪與古人媲嫩。如此眾善駢集，視如尊神，按其所奏者，必大俾戩轂，則不思德業寧有涯哉?繇是國無不福，民無不庇，炎炎大寶可計日臻矣。疇謂蒙安襲慶，有不自善源種種而來耶?又有伏魔大帝，一時同建殿三楹，大門一間，側室三間，成為之增彩，匾對亦為之輝煌。祠廟俱立矣，而貞珉可無豎乎?又勒之碑，以垂不朽焉。是為記。
天聰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鳩工游擊李燦。儒學生員楊起鵬撰。
碑陰：
(汛按：開頭有缺失，疑當有「總鎮副參游備等官」之類的文字)口口龍、麻、黑雲龍、王。
石廷柱、石國柱、佟延、孫得功、佟整、金玉和、金勵、李國翰、高鴻中、丁、殷廷輅、殷廷樞、鮑承先、祝世印、祝世昌、李思中、馬雲龍、張世爵、張士彥、李世新、張大猷、劉士璋、朱計文、金孝容、李延庚、禿賴、禿占、尤天慶、楊萬鵬、柯來鳳、范登仕、高仲選、吳守進、閏印、楊可大、崔應太、吳裕、甯完我、崔名信、楊興國、李光國、俞子偉、趙夢豸、段成良、團官率太、黃雲隆、郎位、張良必。
侍奉香火道士：夏天明、口必科、孫蓬蒿、口口口、祁永口。
致政：李廷隆、李應隆、孫口口、口尚口、口口善、口口舉、范一口、王守舜、王光口、口口口、口口口、曹振彥、汪道光、王友功、正國棟、口尚禮、陳才口、口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薛應富、馮志祥、韓塔喇洪、孫計武、李顯才。
助工信士：石應科、李應文、韓思教、蘆應魁、金善口、王麻子。
畫匠：張得義、楊守德、姜良口。口匠；郭彥舉。鐫匠；寬洪。泥水匠：口口。李木匠。
《遼陽縣志》卷五《壇廟志》載：「玉皇廟在大南門外三里，清天聰年間建。即明教軍場故址。」同書卷三十五《碑記志》著錄有咸豐元年《重修玉皇廟碑記》，天聰四年《重建玉皇廟碑記》則未予著錄，這可能是因為天聰碑字跡原不甚清之故。考《遼陽縣志》之著錄碑文，往往擇取字跡清晰者，此為一例。喇嘛園諸碑，《縣志》著錄數件，惟獨未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顯然也正是因為字跡不甚清晰之故。
天聰年間重建玉皇廟之事，《清太宗實錄》中兩見。卷五天聰三年二月乙酉條：
車駕次遼陽，遍閱寺廟。見玉皇廟殿宇圮壞，命重茸之。仍諭察出原毀之人，令其修復廟內屋舍。
卷八天聰五年二月壬戌條：
先是，太祖時建玉皇廟於遼陽城南教場，香火不絕。後為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屬下莊屯人拆毀，造棺措市賣。上聞之怒，追訊毀者償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廟貌重新，給辦香火牲祭銀兩。
這兩條記載與《重建玉皇廟碑記》之記事大體相符，唯廟之落成時間，碑記為庚午秋九月即天聰四年九月，《實錄》記為天聰五年二月，二者不同。顯然《實錄》所載應是廟成之後皇太極「給辦香火牲祭銀兩」的年月，其中「至是落成」及上下之間文句實有語病，廟之實際落成年月應以碑為準。
努爾哈赤初建玉皇廟應在天命末年，到天聰初已被毀，前後只有二年時間。關於毀廟者，《實錄》謂是貝勒阿濟格等屬下「莊屯人」。《重建玉皇廟碑記》出的是無頭告示，謂是「無狀者」。另有康熙三十年《重修遼陽玉皇廟碑序》則謂是「天聰年間饑饉荐臻，羽士逃竄，廟為土人拆毀」。拆廟時的歷史背景，以康熙碑交代得最為具體、最為明確。至於造成當時「饑饉荐臻」的原因，康熙碑亦未能有更進一步交代，卻有一件純屬民間所立的天聰三年《新建保安寺口》指出是由於「兵荒交至」，當時是「連年饑荒，斗糧價賣九兩」，「野有餓莩，白骨滿壑」。《實錄》說莊屯人拆毀玉皇廟「造棺槽市賣」，也正好透露出一些死人太多的實情，原來的玉皇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毀掉的。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遼陽的興口寺，「拆移重修」於海城滕敖堡，改名保安寺[2]。
天聰三、四年已經可以重建廟宇，情況似乎略有好轉，但看這一塊《重建玉皇廟碑記》，碑石打礱十分粗率，撰文辭句晦澀，書字亦不見佳，且有錯誤，刻工尤為拙劣——這些也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當時後金社會動盪不安的情形。而同年所立的那一件《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原屬「敕建」，居然也是十分寒酸，就很容易理解了。
《重建玉皇廟碑記》鐫刻不精，並且刻劃極淺，原來就有磨損剝蝕，加上後來又被打碎砌了牆，所以碑文字句辨識較難。遼寧省博物館所藏舊拓一件，拓時碑尚完整，字跡也較今清楚，可惜拓手並非內行，採用擦拓又極草率，弄得滿紙墨跡滃郁斑駁，但是在碑石今已殘碎不全的情況下，舊拓仍然不失為一個重要依據，今據之與現拓對照，再與原碑殘石反覆對勘，碑文全文尚可卒讀。眾所周知，讀碑自屬不易，而碑文拓片向有「黑老虎」之稱，讀之尤不易，我作的推讀，不敢說完全確當，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未經整理的一些舊拓片中，將來或有可能發現精拓本，容日後再作校訂。碑陰舊拓至今一件尚未發現，原石已殘損，題名已無法補全，且所存者也有的一個人的名字只存一兩個字，甚至一兩個字中的一兩筆，所幸此碑官員題名與《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中的總鎮副參游備基本符合，故可與其相參稽。為與碑拓直觀對照方便，並保持原來格式，故一仍處理《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之舊例，作摹本發表，供作進一步研究之用。碑陽摹出的是全文，碑陰無法摹全，斷失之處，用細線鉤勒出輪廓。
《重建玉皇廟碑記》碑首碑身為一石，圓首，碑首寬出碑身。碑下部已打碎，從斷13情形推斷原有距，故亦當另有方趺。碑為青泥板岩製成，碑身寬69，高約165，厚約14厘米。碑陽刻《重建玉皇廟碑記}--十三行，滿行為三十七字的格式，但第七行下部「止也於是」四字佔兩個字格，第十行上部「阿吉葛、摩倫葛胎吉」排成夾行，也只佔兩個半字格。第十七行開頭前刻「皇上貝勒駙馬總鎮貝勒佟養性」，後改成「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因此是十一個字佔十三個字格。這些地方也都可以見出當時之草率從事[3]。今將佟養性銜名改文部分作大樣摹出，前刻部分摹成雙鉤。
碑陰一面右上角有大塊斷失，推斷原來應當有「總鎮副參游備等官」之類的字樣，現在見到的是十三行，每行也是三十七字的格式。從右邊開始，上面的「口口龍、麻、黑雲龍、王」諸人應是總鎮，下面石廷柱、石國柱等分九列橫排，依次左行，每列五人。末二列內各擠入一人，最上二列又各外加一人，總計四十九人(第三列祝世昌之左是否還加一人，不得知)，這些人顯然是副將、參將、游擊、備御等官。他們當中除孫得功、李國翰、丁、張良必、馬雲龍、柯來鳳等六人外，全都見之於《大金喇嘛法師寶記》；而《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陰第十一至十五行的官員亦幾乎全部見於此碑碑陰，僅李燦因系鳩工人員，名字已兩見於碑陽，故碑陰未列。此碑官員題名雖然有斷失及泐失處，前面說過有的人名只剩一兩個字，更有的只剩一兩個字中的一兩筆，但將它與《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相對照，仍然可以補齊即全部推定出來。凡是推斷所補，皆有足夠依據[4]，但是錄文中仍然一律外打口，摹本則一概不補，以示矜慎。錄文推補正確與否，亦留待日後找到碑陰全拓時再作檢驗。「侍奉香火道士」及「致政」各一組中人名斷失泐失處，因無從核對，只好打口，付諸闕如了。
曹振彥之名列於「致政」的行列內，「致政」一組共有三行，推斷每行滿行十一人，第三行不滿，總計原有二十七人。這一部分題名因碑下部有斷失，故已不全。曹振彥題名列於其中第二行的首位，碑打斷後恰好留在一大塊的當中，因此得以偶然倖存下來。若不是這樣，如果是遇上斷失處，那就要音沉響寂，也就無法被人發現了。曹振彥的「彥」字下部字畫似較零亂且已不甚清晰，但仍可辨識，末筆實作一捺，刻作「 」。「」的這種結體布白形式，舊日書法中習見。此碑題名中「彥」字凡三見，除曹振彥之外，官員當中有張士彥，匠人當中有劉彥舉，三個彥字都刻作「 」。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有曹振彥題名，結銜為教官，此碑又有曹振彥題名，列在「致政」的行列內，這就提供了一個新的情況，即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在天聰四年四月還任「教官」，但到同年九月卻已經「致政」了。和曹振彥情況完全相同的還有一馮志祥，也是先作「教」，後來「致政」的。
我在介紹《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時候，曾擬出一張曹振彥年表，直到那篇小文發表的時候，《重建玉皇廟碑記》原石當未找到，因而天聰四年九月致政曹振彥題名尚無由得知。現在可據這一新材料將那張年表的開頭一條，補充修訂成以下兩條：
天聰四年(一六三O年)四月，教官，隸佟養性。
天聰四年(一六三○)九月，已罷任，但仍隸佟養性。
曹振彥在玉皇廟碑上題名之後，於入關之前，還作過旗鼓牛錄章京，入關之後又作過知州、知府及鹽法道，至順治十五年尚在世。這也就是說，天聰四年以後曹振彥至少還有二十九個年頭在世，並且數任官職。據康熙六十年刊本《上元縣志》卷十六《曹璽傳》，曹振彥之子曹璽「及壯，補侍衛，隨王師征山右有功」，及壯是三十歲，征山右指平定姜壤，事在順治五年(一六四九年)，故知曹璽實生於泰昌元年即天命五年(一六二0年)或稍前，到天聰四年時是十一歲或稍大一點，因此天聰四年的曹振彥是三十來歲的壯年。《禮記·王制》：「七十致政」，正值壯年的曹振彥此時「致政」，可見絕不是告老還家，而只是一時罷任。曹振彥罷去教官之後，仍然隸屬佟養性，所以才又隨佟屬下的漢軍官員們一起在碑上留名。他這時大概在等候另任新職。
曹振彥原來作教官，隸佟養性，為漢軍官員。當時的漢軍稱烏金超哈，直接對譯為「重兵」之意，也就是使用紅衣大炮的部隊。曹振彥在這支部隊當教官，無疑是炮兵教練官。《清太宗實錄》卷六天聰四年正月戊子條載：「上出行幄，觀新漢兵。諭日：『若輩不耐寒，甚苦野處；可令棲宿村莊』，乃命八旗兵、炮手兵同赴莊村居住。」同日另條又載：「上令新入伍漢兵各綴白佈於背，書新兵字樣，駐御營外。」根據這兩條記載，可知天聰四年正月曾有一批漢兵新兵入伍，稱為炮手兵，這批新入伍的炮手兵需加以專門的技術操練，教官一職正是為此所設。但是至遲到同年九月，新兵訓練已告完成，於是教官曹振彥、馮志祥等就都罷任，需聽候另委新職了。
我在介紹《大金喇嘛法師寶記》時曾說起過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後金將官名「易以滿語」，「凡賞冊書名悉為釐定」，於是備御改為牛錄章京。同一天，「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又說起過天聰八年那一次論功序爵，大都是追敘天聰五年從征大凌河諸將所立的軍功。現在再來對照《重建玉皇廟碑記》，天聰四年九月，曹振彥已罷去教官，但罷任之後仍與佟養性保持隸屬關係，所以可能不久就又被起用，作了備御或旗鼓備御[5]，參加了大凌河之戰。天聰四至八年問，曹振彥由教官而作了旗鼓備御，中間一度罷任，正是一個轉折和過渡。當然從天聰四年九月到天聰八年四月之間曹振彥官職任免可能還有其他情形，不過現在是一時還無法得知而已。
曹振彥作了教官又罷任，這當然是適應烏金超哈部隊的實際需要，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教官一職，只是臨時所設，而與備御、游擊等世職是顯然有所不同的。這表明曹振彥即使在明代已經作了軍官的話，也只能是下級軍官，大約還不曾做到備御或相當於備御這一級的世職。從另一個方面看，金德純《旗軍志》載皇太極「以遼人故明指揮使子孫，他中朝將眾來降及所掠得別隸為漢軍」，曹振彥之父曹世選在明代是做瀋陽中衛指揮的，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瀋陽為後金攻下，當時的曹振彥還只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也可能在明朝還沒有擔任過正式的官職，而只是以指揮使之子被俘後編入漢軍的。因其為將家之子，自幼習武，有一技之長，所以後來便一度被任命為教官。曹振彥在明朝是否任職，以及怎樣入後金，怎樣作了教官等等詳細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發掘新的材料加以論證，此處不便多作推測。
這件《重建玉皇廟碑記》不僅可以與《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互相印證，而且作出了補充，使我們對於天聰年間的曹振彥在漢軍裡面，在遼、沈一帶的具體活動，又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它的發現，為研究曹雪芹上世的祖籍、旗籍和家世等方面，又提供了二件重要實物資料。其難能可貴，自不待言。像這件《重建玉皇廟碑記》，有關曹雪芹家世的碑刻史料，在遼、沈地區已相繼發現四件，除《大金喇嘛法師寶記》以外，還有瀋陽明成化二十三年《重修瀋陽長安禪寺碑》和遼陽清崇德六年《東京新建彌陀禪寺碑記》。綜合分析這些碑刻史料，按跡尋蹤，看來曹雪芹上世「著籍襄平」(遼陽)，「世居瀋陽」的問題，可以說是相當明朗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稿
一九七九年五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