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說質疑
我們讀了馮其庸同志近著《論庚辰本》(下稱《論庚》)一書，完全同意該書「出版說明」所作的評價。尤其是書上所附大量圖版和表格，對讀者很有益處，它使我們這些無法接觸《石頭記》珍貴版本的人，能夠一目瞭然地看出己卯和庚辰兩本的特殊關係。然而我們也完全同意馮其庸同志的下列觀點：「《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很複雜的，對這許多問題，決不是可以一次認識完成的，更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窮盡的。」為此，我們想就《論庚》的主要論點，即「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一說，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問題的提出
《論庚》第一部分就提出「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這一結論性的論點，並從六個方面詳盡地論證了它們之間的淵源關係。我們認為，正由於「庚辰本是己卯以後的重定本」，它們是同一個「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稿本的先後兩次校定，因而，己卯本應抄自「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才是從「庚辰秋月定本」過錄來的，它們之間是「兄弟」關係，而不是「父子」關係，這就是己、庚兩本既有相同特徵又有原則差異的原因所在。
我們試以這個觀點對照《論庚》第一部分的六條證據，得出的結論是：有五條既適用於「父子」關係，也適用於「兄弟」關係，只有第五條「避諱問題」只適用前者，不適用後者。但這個問題又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的。我們的看法是：庚辰本上如第七十八回《芙蓉誄》末句「成禮兮期祥」的「祥」字，與己卯本避允祥諱字一樣寫作「欄」，這一偶然現象的出現，是由於庚辰本的抄手中有個別原為怡親王府的家人，他因對原主人的諱字缺筆書寫習慣了，故在抄寫庚辰本時也會偶然在無意中這樣缺筆書寫；這如同己卯本的抄手中也有少數可能不是怡親王府家裡的人，他們因不習慣對特殊家諱缺筆書寫，故在己卯本中也出現一些未避「祥」、「曉」諱字，是一樣的道理。也就是說，庚辰本基本不避家諱、偶然出現避諱和己卯本基本避家諱、偶然不避諱，正好從一個側面說明，庚辰本並不是忠實地從己卯本過錄來的。
此外，我們還看到吳恩裕同志在《己卯本<石頭記>新探》一文中，曾揭出弘曉把「成則王侯敗則賊」篡改為「成則公侯敗則賊」，並據此推斷「庚辰本又不可能是直接從怡府抄本過錄的」。我們認為這個看法是正確的，遺憾的只是他還未能進一步論證己、庚兩本的淵源關係。但是這條意見顯然未受到《論庚》的重視，而這條意見又是動搖「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一說的重要證據之一。
二、二十四條己卯眉批的秘密
己卯本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為陶洙收藏之前尚無眉批，而庚辰本卻有從乾隆己卯(一七五九)至丁亥(一七六七)的大量眉批，這本來也是己、庚兩本的重要差別之一。可是《論庚》對己卯本為什麼沒有眉批，卻解釋為：
……參加抄寫這個本子的共九人，抄寫的方式是流水作業法，即每人挨次抄下去。……從以上抄錄的方式來看，當時可能因底本索取得比較急，因此不得不用這種方式趕著抄，甚至很可能不是整部借來，而是一冊一冊借來的，還甚至極有可能是拆開來分抄的。由於借抄的時間比較緊迫，故底本上應有的眉批(己卯冬的眉批)，一律未抄，當時極有可能準備全部抄完後，再改用硃筆重新抄眉批，像庚辰本的眉批那樣，但等到全書正文抄寫完，已沒有時間可以抄眉批了，因此過錄的己卵本反倒沒有己卯的眉批。(28頁)
我們認為，《論庚》這個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某些方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為：[1](1已卯眉批充其量只有二十四條，全部字數只有八百三十四字，那麼既然全書幾十萬字都來得及抄，怎麼這裡不滿千字的眉批倒來不及抄呢?[2]己卯本底本既是分冊借來，拆回趕抄(我們完全同意這一看法)，那當然也是分冊復裝，逐冊換借，怎麼可以設想怡府主人會等到全書墨筆抄完後再回過頭來改用硃筆抄眉批呢?[3]據《論庚》考證，己卯本亦不是一次抄錄後就一成不變地保存下來，它抄成後不久又借來「庚辰秋月定本」進行校改，那麼這一次為什麼也放棄眉批不抄呢?難道也準備等全部校改完畢後再回頭來抄眉批，而且又是造成時間來不及了嗎?[4]己卯本原底本上應有的己卯眉批，究竟是朱是墨，無從驗證，故亦難斷定，說它們是朱批，只是從現存的庚辰本上推測。然而，庚辰本上的眉批，不論是己卯年的，還是丁亥年的，以及很多不系年的眉批，都是有朱有墨，朱墨混雜的。當然，這些墨筆眉批大多數由於己卯本回數殘缺而無法驗證。但恰好己、庚兩本俱全的第十三回有一條為庚辰本所有，為己卯本所無的墨筆眉批：
彩明系未冠之童，阿鳳便於出入使換者，老兄並未前後看明是男是女，亂加批駁，可笑。
這條眉批雖未系年己卯，但《論庚》不是認為「二十二回末頁丁亥年的墨筆眉批，很可能是己卯原本上的原批」嗎?那麼這條墨筆眉批，即使不是己卯年的，起碼也是壬午(一七六二)年以前的吧。因為它下面緊接著一條「壬午春」的畸笏之批，對前批表示附和：「且明寫阿鳳不識字之故。」像這一條早期的墨筆眉批，卻不為己卯本所錄，又應如何解釋呢?
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要對以上問題作出全面的合理的解釋，只好承認已卯本的原底本——「己卯冬月定本」上面本來就沒有眉批，不管是「己卯冬夜」的眉批，或是以後各年的眉批。並且由此可證：己卯本確是於己卯當年忠實地過錄「己卯冬月定本」的最接近原稿本的一個珍貴抄本(其中個別特殊情況，如因政治原因擅改「王侯」為「公侯」者例外)。然則庚辰本上二十四條「己卯冬夜」的眉批又是怎麼來的呢?原來，現在庚辰本上的脂硯齋批語有兩類：一類是己卯年以前歷次所作之批；這類脂批雖有署名卻無系年，在己卯和庚辰兩本都是隨正文抄在行中為雙行小字批注，可見這類脂批是「己卯冬月定本」上原有之批，這次「冬月定本」，應該說是在孟冬，否則「己卯冬夜」的眉批也應該隨正文過錄為行中雙行小字批注了。另一類是在「己卯冬月定本」之後，緊接著於當年仲冬或季冬，脂硯又在「定本」有限的回數上加眉批；這類脂批，一般僅有系年，沒有署名，幸賴第二十四回有一條系年兼署名之批，我們現在才能推定這二十四條眉批是脂硯的手筆。因此，這二十四條眉批只能在庚辰重定本才有，在己卯初冬的定本上是沒有的。我們的意見是：怡府抄本就是在「己卯冬月定本」和「己卯冬夜」加批的夾縫之間，借回秘密趕抄的。《論庚》對吳恩裕同志「估計弘曉過錄己卯本的時間很可能在二十五年的春夏之際」，認為是太早了，否則，「除非能證明怡親王弘曉與曹雪芹的關係或與曹雪芹親友的關係親切如同曹雪芹與脂硯齋一樣」。我們的看法正好與此相反。我們認為吳恩裕同志估計的己卯本過錄的時間不是太早，而是晚了一點點，否則，己卯本上缺那二十四條己卯眉批就無法解釋。至於說時間是不是太緊張了?怡、曹兩家關係是否達到如此密切的程度?對這兩個問題，我們的看法又是：從時間上說是緊張了一點，然而還是來得及的，因為弘曉這位年青風流的親王，一旦為《石頭記》所吸引，他會想出一切辦法弄回來轉抄的，你看他組織九個人以上抄手的陣容和親自動手抄寫的幹勁，不就可窺一斑了嗎?相反，如果按《論庚》的安排，把己卯本過錄、己卯本借庚辰定本校改、庚辰本從己卯本再過錄和庚辰本又借帶眉批、行間批本來校改，這麼四道浩翰的工序，都擠在「乾隆三十三、四年之間」，不更顯得難以致信的緊張和湊巧嗎?再從怡、曹兩家的關係來說，最近不是有人論證畸笏即是曹頫\(我們同意這個論點)嗎?那麼老怡親王允祥既是曹頫\的監護人，又是成全過曹家的恩人，弘曉憑老子這一點面子，從曹頫\即畸笏那裡索借到《石頭記》原稿本，不是很合乎情理的嗎?
三、從己卯定本到庚辰定本之謎己卯本的第二冊卷頭有「己卯冬月定本」題記，庚辰本後半部四個總目葉上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的題記，這本來也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己卯本的過錄底本就是己卯定本，庚辰本的過錄底本就是庚辰重定本。可是，《論庚》為了論證庚辰本是從己卯本忠實過錄的，卻為這兩個本子的淵源關係虛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曲折過程，：
根據己卯本忠實過錄的本子，怎麼過錄下來後，就成了「庚辰本」了呢?這個「謎」實在有點令人難解。確實，從已卵本過錄到庚辰本的過程中，有一個曲折的情況，也可以說有一個「謎」，現在就讓我們來試著解這個「謎」罷。
我分析己卯本和庚辰本兩書的抄錄過程大體是這樣的：第一步，怡親王府弘曉或其他人借到了經脂硯齋四閱評過的己卯冬月定本(我估計，這個本子有很大的可能是脂硯齋抄評的原本……)，便組織人力抄寫……由於借抄的時間比較緊迫，故底本上應有的眉批(已卯冬的眉批)，一律未抄……第二步(以下按原作者歸納後的文字——引者)，己卯本在過錄完成後的若干年，又借得了庚辰本，己卯本的抄藏者又據以校補己卯本，校補的方式是三種：一是徑改，二是貼改，三是夾條加入增補的文字，這前兩種的修改方式，現在己卯本上還留有痕跡可查，這後一種方式，因為年代久遠了，這幾張小條(這樣的情況很少，一共只有三處)丟失了，所以現在在已卯本裡已找不到根據了。己卯本在經過上面這三種方式的校補以後，它的正文實質上已同於庚辰本，這就是說己卯本在形式上是原脂硯齋四閱評過的己卯本被過錄下來時的形式，但在內容上已經是「庚辰秋定本」的內容了。由於這樣的原因，所以庚辰本的過錄者在根據用原庚辰本校補以後的己卯本過錄的時候，就刪去了「己卯冬月定本」這一行字。甚至「庚辰秋月定本」這一行字，說不定在己卯本裡原先也有記錄，也是後來經過轉換藏主，特別是經過重新裝裱和丟失了它的一半，因而失去了這些記錄也未可知。(28頁、34頁)
由於以上這個過程確實曲折得耐人尋味，所以不得不大段摘引原文。但讀者只要細心地推敲一下，就會發現這個過程內部充滿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現在，就讓我們坦率地把不理解的問題提在下面：
第一，《論庚》把怡府過錄己卯本的時間定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後，把庚辰本從校改後的己卯本忠實過錄的時間定在乾隆三十四年以前(見原書26頁)，現在又把己卯本據「庚辰秋月定本」校改的時間定在己卯本過錄後的「若干年」，讀者試把這個時間表排一排，看看能否說得通?
第二，《論庚》第二部分總標題已肯定「庚辰本是己卯以後的重定本，(此點我們也完全同意)，那麼怡府主人於乾隆三十二年以後分二次借到據以一抄一校的兩個本子是什麼關係呢?如果說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本子，那豈不等於說己卯原本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以後都沒有重定過嗎?如果說它們本來就是一個本子的兩次校定，那麼怡府於乾隆三十二年以後第一次借到的己卯本過錄底本，不就是已經過庚辰秋重定過了的本子嗎?弘曉等人又何必於「若干年」後再借來一個什麼庚辰定本來校改己卯本呢?
第三，《論庚》上忽而說己卯原本上「應有的眉批」是「己卯冬的眉批」，忽而又說「我認為上述二十二回末頁丁亥年的墨批，很有
可能是己卯原本上的原批。」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如何統一呢?如果說已卯原本上既有乾隆丁亥(三十二年)的批語，又沒有乾隆庚辰(二十七年)重定的修改文字，這豈不更加不可理解了嗎?
第四，怡府主人在乾隆丁亥之後的若干年，第二次借到的給己卯本作校改的庚辰定本，上面有沒有硃筆眉批和行間批呢?按理說是總應該有的吧!但是怡府主人為什麼又放棄不錄了呢?難道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陶洙見到庚辰本的這些重要批語都會不惜耗費精力加以過錄，而與曹雪芹同時代並酷愛《石頭記》的弘曉反而不重視原底本所附的重要批語嗎?
第五，《論庚》推測庚辰本上的「庚辰秋月定本」題記是庚辰本的過錄者從己卯本上的「己卯冬月定本」刪改過來的，還說「這一刪一增的兩行字，恰好是為我們證明了據己卯本抄成後的《石頭記》，已然是『庚辰秋月定本』了」。那麼試問：己卯本的過錄者怎麼卻沒有庚辰本過錄者的這份聰明呢?也就是說經過用「庚辰秋月定本」校改的己卯本上為何還保留「己卯冬月定本」題記，而不知道把它刪卻換為「庚辰秋月定本題記」呢(按理說己卯本若是過錄於丁亥年以後，那它的第一個底本上就應有「庚辰秋月定本」題記了)?然則《論庚》又把己卯本上出現「庚辰秋月定本」題記的希望寄托在該本丟失和撕缺部分。但這一懸想又能有多大說服力?因為丟失和撕缺部分有沒有此類題記已是個問題，若使有的話不也可能又是「己卯冬月定本」的題記嗎?
第六，《論庚》為己卯本對庚辰本的大段缺文設計了一個夾條增補的措施，無奈這三張夾條又全丟失了，這也未免太湊巧了，但採取這一措施之後，還有為數不少的異文不知來歷，而這個「還沒有弄清的環節」不正好說明庚辰本不是從己卯本忠實地過錄下來的嗎?
要解答這一系列的矛盾現象，我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即先要推掉「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這一成見，然後把這個曲折過程大大加以簡化。也就是承認己卯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之前的「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後的「庚辰秋月定本」，它們都忠實地把原底本上的「題記」過錄下來，但這兩個底本又同是脂硯齋四閱評本，由己卯定本的形式變為庚辰定本的內容，就是在這個稿本上發生的。
四、己、庚兩本校補文字的來源
1．己卯本校補文字的來源
《論庚》用附表的形式，通過認真的校對筆跡，辨別朱色，把己卯本上原有乾隆時期的硃筆校改文字同以後收藏者的硃筆校改文字區別出來，這是一份辛苦而又有價值的工作。但《論庚》對這些校補文字的來源和校補的時間的分析，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在這個問題上，《論庚》完全重複了第二部分的說法：
這類校字，早於庚辰本據己卯本的過錄時間，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在己卯本過錄成書以後的若干年內，己卯本的收藏者又借到了庚辰秋定本，並據以校補己卯本。這些校補的文字，即以硃筆旁加或點改在己卯本的正文之側．這些硃筆的旁改文字，到庚辰本據己卯本過錄的時候，在庚辰本上它們就都成了正文，不再是寫在行側的旁加文字了。(40—41頁)
上面我們已經反覆闡述：己卯本如果真的是過錄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之後，它就不需要在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之前再借一個什麼庚辰秋定本來校改了。因此，這個問題也就不再贅述了。但是己卯本上明明有乾隆時期的硃筆校改的實證，而且這些校改文字確實是按庚辰定本校改的，它們如果不是來自懸擬中的庚辰秋定本，難道倒是來自現實中的庚辰本嗎?我們認為正是這樣。也就是說，己卯本上這些旁改校文是庚辰本過錄之後據庚辰本校改的，而不是什麼「這些硃筆的旁改文字」「被庚辰本過錄為正文」。己卯本上這些校文不但不能成為庚辰本從己卯本過錄的證據，倒會成為庚辰本不可能從己卯本過錄的反證。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已卯本的主人早於乾隆時期就借到庚辰本來校改，那他們為什麼不把庚辰本上自己卯至丁亥的大量眉批和行間批也一起校錄進己卯本呢?這個問題確實費了我們好些腦筋，但終於又在《論庚》上找到了答案。《論庚》不是考出己、庚兩本曾經同時掌握在一個主人手裡嗎?我們認為這一考證十分重要。那就是說，此人手頭弄到己、庚兩個抄本之後，他在校讀中發現這兩個抄本是出於同一底本，並用硃筆據庚辰本對己卯本進行校改，但他校改得不那麼認真，特別是後半部就漸漸不耐煩了，所以仍留一些庚辰本的合理文字未為己卯本所藉以校正。同時，他還認為反正自己手裡已有一部完整的帶眉批和行間批的庚辰本，也就不再費時花工把這大量的朱墨批語重新轉錄到己卯本上去了，而讓己卯本保持原來的面貌。
2．庚辰本校補文字的來源
同辨析己卯本的校改文字一樣，《論庚》對庚辰本上的校改文字也作了細緻的分類，並說其中第二類「是在庚辰本全書過錄完成後，過錄者又借到了帶硃筆眉批和行間批的本子」，而「在過錄這些硃筆批語的同時，這位過錄者同時又用硃筆對過錄的庚辰本的正文和批語作了校正』。這個庚辰本校改底本是何來歷呢?據《論庚》五十四頁附註第二條的考證是：
這個帶有硃筆眉批和行間批的本子，我認為有可能仍是這個己卯原本，即怡府據以過錄的底本(它的前身是丙子本)。過錄時已有己卯以下的歷次批語，最晚的批語是丁亥。這與二十二回末墨筆批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歎歎!丁亥夏，畸笏叟」是一致的。因此這個庚辰本的正文墨筆過錄時間與硃筆眉批和行間批的過錄時間，相差不會太遠(約在乾隆三十三、四年)。
坦率地說，讀了以上這段文字，使人越來越糊塗了。因此，有必要把《論庚》所考定的幾個有淵源關係的《石頭記》版本綜合起來，列個式子來看：
(A)=己卯本過錄底本，即己卯原本，被怡府借錄於乾隆丁亥(三十二年)之後。
(B)=己卯本校改底本，即庚辰秋定本，被怡府借校於己卯本抄成後的若干年。
(C)：校改後的己卯本，即庚辰本過錄底本，被庚辰本主人借錄於乾隆三十三、四年。
(D)：庚辰本校改底本，又是所謂「己卯原本」，被庚辰本主人借校於乾隆三十三、四年。
(E)=校改後的庚辰本，過錄於乾隆三十三、四年，校改於乾隆三十三、四年。
以上五個本子的承繼關係實在是一筆永遠算不清的糊塗帳。如果說(A)=(D)，那麼按(A)過錄下來的己卯本豈不等於(E)了嗎?而怡府主人又何必借(B)來校改己卯本，庚本主人又何必借(D)來校改庚辰本呢?如果說(B)=(C)，(D)=(E)，那麼又如何能證明(A)=(D)呢?因為(A)在三十二年以後為怡府借錄時只具有(A)本身的素質，以致己、庚兩本主人需要借(B)和(D)來分別對己、庚兩本進行校改，怎麼到了三十三、四年，這個(A)就變成既有(B)的素質又有(D)的素質了呢?
我們的看法是：庚辰本的過錄時間應隨己卯本的過錄時間之提前而提前，大致在庚辰秋定之後不太久，至多一、兩年。這是因為：(1)己卯本與庚辰本的相同面很大，說明它們的底本都是雪芹手定、脂硯四評的原本，其區別只在於前者據己卯冬定本過錄，後者據庚辰秋重定本過；(2)己卯本的兩個抄手又參加了庚辰本的抄寫，並且很可能後來就是這兩個人之一促成兩個本子弄到一人手中。庚辰本再過錄壬午至丁亥的批語並對原文進行一些校改，這才是丁亥以後的事，也就是《論庚》所一再肯定的乾隆三十三、四年間的事。此時，即使這個帶朱批的本子是雪芹手定、脂硯
手批的原本，也是經過畸笏等人多次修改、加批的本子了，何況它是否己卯原本，尚無證據可推知。至於己卯本上原來有無壬午、丁亥的批語，《論庚》「附表二」並不能提供這種證據。因為該表所列己庚兩本都有的回前回後墨批，均不能證明是己卯以後之批。
以上四點意見是我們在己、庚兩本的淵源關係上與馮其庸同志的不同看法，希望馮其庸同志和廣大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