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六十年來《紅樓》夢

周汝昌:六十年來《紅樓》夢

周汝昌:六十年來《紅樓》夢

紅樓評論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 周汝昌

字玉言。研究員,男,漢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貫天津。曾就學於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後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員、華西大學與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是第五———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和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楹聯學會、中國大觀園文化協會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80年赴美國出席「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1984年受國家委派赴蘇聯考察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1986-1987年,獲美國魯斯基金,赴美國訪學講學一年並任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授。

與錢鍾書的緣分

●我常常發現我所借的書,書卡要麼是空白,要麼書卡上只有一個人的簽名,就是「錢鍾書」。

在高中時我開始想譯中華文學的精華,到大學後我就翻譯了《文賦》、《二十四詩品》、甚至包括魯迅先生用文言寫的講文學理論的《摩羅詩力說》,所謂力說,是指「詩是有它的力量的」———可研究魯迅的沒有一個人提這本書,很怪!

中國的賦是最難譯的,我的本科論文是翻譯《陸機文賦》,我用英語譯了又做了研究,這篇文章被一個德國人辦的外文刊物登載了,有學生把它給錢先生看了;1948年的時候我又用離騷的體裁翻譯了雪萊的《西風頌》,也有人拿它給錢先生看了。

經一個熱心人的介紹,我去見了錢先生,他還請我吃了飯,那天楊絳夫人做了一盤烹大蝦,當時這可是不多見的菜餚啊。我當然是拿人家當老師,可人家不是居高臨下。我們通過信件作詩唱和或者研究翻譯問題。

另有件有趣的事是,我們那時去圖書館借書要填書卡,我常常發現我所借的書,書卡要麼是空白,要麼書卡上只有一個人的簽名,就是「錢鍾書」。

我翻譯《摩羅詩力說》的時候,看到魯迅引用了好多東歐詩人的名字,就去請教錢先生。錢先生說:「有一兩個我一望便知,另外的我也不知道。」他指點我去看一本書———錢先生看的書當然我們都沒見過。

可我那時不是普通的大學生,已經開始弄紅學了,我還得上課和按時交論文,我怎麼可能為了那兩個人名去折騰,只好丟下,錢先生指導我去看的那本書我始終沒找到,我的文章就成了廢品。我一生浪費無數精力與學力,許多都是半成品,就差一點不能完成,日久年深,完了!

和胡適之辯論紅學

●胡先生說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觀點。我一個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繼續跟他爭辯……

和錢先生的交往其實主要還是同學介紹我去清華大學聽他的課。和胡適交往,則是他主動找我。

念大學時,我經兄長提醒,在燕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胡適先生一直想要找的書,就寫了篇小文章。寫它也不是為了名和利,甚至連發表都不懂,書生氣到極點!

我寫完了就擱在宿舍裡,這就算是我完成任務了。

巧極了!我抗戰前在燕京大學的老師顧隨先生一直跟我通信,他知道我要做學者、研究者,就說:「你也可以同時做作家,練習寫,寫了還可以發表,路子要寬。你要是有成稿,寄給我,我給你找地方發表。」

這麼一來,我就找出兩篇稿子,一篇就是說我發現了關於曹雪芹的珍貴資料的文章,另一篇是有關書法的———抗戰時期為了逃避去日偽學校唸書,我在暗室度過了六年,精神很痛苦,就寫字、研究中華的書法。

顧隨先生把這兩篇稿子介紹給一個報紙,編輯當然不會選擇談書法的那篇,那個東西沒多少人懂,而《紅樓夢》多有名氣啊。胡先生一見到就主動給我寫信,編輯在轉給我之前把它發表了,這就很轟動了!胡先生說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觀點。我一個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繼續跟他爭辯,通了7封信,完全是學者間的討論。

就這樣的交往關係,我竟冒昧地向他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而胡先生也竟然毫不遲疑地借給了我,我翻開第一頁,就驚呆了:「原來我所見過的所謂的《紅樓夢》是被大大篡改過的。」不久胡先生出國了,而我從此走上了紅學的路子,並決意要校訂出新版,還《紅樓夢》的真面目。後來人家批我是胡適派,我當時害怕,想否認,現在再想,也覺得可笑和愧疚。

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的道路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隨著這個時代、工作條件而變,而你想一個人的精力能做多少事呢?

解放初期,英美與我們是敵對關係,大家都學俄語。

我在成都兩個大學教翻譯,受到同學的熱烈歡迎,說沒有聽過這樣教翻譯的。

但後來同學不想學了,外語系主任找我說你的教學效果這麼好,你給同學做做思想工作,但同學說:「不行了,我們學了沒出路。」四川大學外語系不辦了,我也不想教了。

這時我的《<紅樓夢>新證》也出版了,引起了海內外的轟動,據說海外的轟動還要更大。大江南北都在讀,包括毛主席。中文系要留我,許諾說給我升副教授,但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到中宣部調我到了北京

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紅樓夢》遭到了俞平伯的批評。胡適走後,俞平伯當時就是權威,和胡喬木、黨中央專管文化的人差不多是一個等級的,他說的話,份量可就太重了。他一批評,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然受不了。

這個書出還是不出呢?

這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突然看到我的書,就拚命找胡喬木把我從四川調過來,給他們弄《紅樓夢》。四川大學校長沒有辦法,不能不服從中央,我1954年春夏之交到了北京,也就是在當年10月批胡批俞的大風波中起來了,我很快就變成了被批者中的一個。

這編輯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我業餘的時間就沒了,翻譯事業告廢了,做學者的事業也只能荒廢了。我走上了一個新的路子———給詩集做注。我做了《白居易詩注》、《范成大詩集選注》和《楊萬里詩集選注》等等。我的道路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隨著這個時代、工作條件而變,而你想一個人的精力能做多少事呢?

五十六年一願酬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紅樓夢》的版本,為什麼我要自己出一個校訂版本?

從1948年認識胡適,至今已事隔56年,到今年五月我們才出版了《石頭記會真》,其中艱辛,一言難盡。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紅樓夢》的版本,為什麼我要自己出一個校訂版本?我必須要做一個聲明:「我堅決反對高鶚續的後四十回,它完全違背了前八十回的意旨,是朝廷的皇上找他們續的假的。得到這個認識之後,我們一定只能要八十回的,而這前八十回也被高鶚偷偷地改刪,我們要盡一切的能力把它澄清。」

張愛玲去世後,我給她寫了一首輓詩,其實我沒見過她。我看到她的書中說十二三歲讀《紅樓》,讀到第八十一回,忽覺「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而感到那是另外一個世界。看到這句話,我真是又悲又喜。遺憾的是,我們本來可以在美國見面,但錯過了。

一般人都不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知道,我們太可憐了,我和哥哥兩個人什麼憑借也沒有,我們自個兒摸索,後來越校越複雜,怎麼辦?中斷還是繼續?

不能中斷,多苦多勞累都要堅持下去。

做著做著,政治運動來了,說我們和胡適有政治聯繫,這個實在是歪曲,我們一介書生,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紅樓夢》,結果就是抄家、把資料弄得連一片紙也沒有,如此耽擱許多年。等到撥亂反正我們可以恢復工作之後,我們才又重新開始,一次一次加工,一次一次認為自己沒有認識清楚。再者,誰給你印?幾百萬字啊!輾轉三家出版社,幾經曲折,最後才在一家以出少兒讀物為主的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沒有做多少宣傳,不過反響據說非常好。

為什麼這本書要把我哥哥的名字署在我的前面?當然了,校對主要是由他來完成!我和哥哥分工,他知道我的研究工作已經走得越來越高深,腦子裡面裝了太多東西,如果容納不了會爆炸的,加上我的眼睛又看不清,都是他校完了讀給我聽,再由我來定奪。我們哥倆缺一個也不行,沒有我哥哥就沒有這本書,沒有我,它也達不到今天的學術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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