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與愛：《紅樓夢》與中國現代思潮之演變(一)
本文中，筆者認為《紅樓夢》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偉大意義在於：《紅樓夢》的作者以罕見的敏銳和天才，揭示了中國文化內部的一個驚天動地的轉變：即兩性感情關係由傳統的「緣」向「愛」轉變，把這一轉變放入我在《因果性與共現性－－從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異》所構築的框架下，就可看出這意味著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也就是由解決「我是否存在？」轉向「我是誰？我在哪裡？」，揭開了中國現代思潮和社會結構巨變之序幕。在這一新的視野裡就能統一過去研究《紅樓夢》中爭論不休的兩大觀點：即寶黛間的感情悲劇說和高揚反封建大旗說。也只有在這一框架下，才能回答為什麼中國封建社會早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城市，貴金屬的積累和人口的猛增，但卻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故而，中國現代思潮的流變，包括「新文化運動」都有其內在必然性，顯非所謂的「西方強加」和「新文化運動」青年所造之孽。很有趣的是：《紅樓夢》和《浮士德》之間彷彿有一種鏡像關係。它們分別預告了中西文化的內在轉變：分別從相反的兩個極端經驅動離開原來的位置（《紅樓夢》想逃離人欲的現世，而《浮士德》卻想離開神聖宗教國度，進入現世），但是最後又不得不回到原來的起點（《紅樓夢》回到天人合一之境，《浮士德》回到天使和上帝的懷抱）。
註：幾易其稿，終於落筆後，竟又發現有許多論點尚應進步闡明。但因時間和篇幅的限制，不得不暫告一段落，希望將來有機會完成之。
一，引
《紅樓夢》是一本奇書，堪稱中國小說創作之頂峰。許多人把《紅樓夢》稱之為『天書』，因為不同的人從中找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東西。從販夫走卒，買漿推車之流到毛澤東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有一種很有趣的說法：任何人要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所作為，都必會對《紅樓夢》提出自己的見解。只要隨便翻一下《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應該說，首先真正意識到《紅樓夢》的重要意義的當推王國維，他以一代宗師的直覺嗅出了《紅樓夢》中不同尋常的地方，撰寫了第一篇系統研究《紅樓夢》的文章《紅樓夢評論》。該文用叔本化的理論分析了《紅樓夢》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看，研究《紅樓夢》的後續學者在思想上都沒能超過王國維。以後，蔡元培從索隱的角度，認為《紅樓夢》乃是用隱諱的手法宣傳反清復明。胡適從他受的訓練，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有一定的天才，但是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未能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訓練，故《紅樓夢》的見解和文學造詣不高。而毛澤東則獨樹一幟，認為《紅樓夢》活脫脫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一部四大家族的興衰史。余英時則敏銳地看出了其中隱含反傳統傾向，但認為其思想路數應與魏晉的老莊之風相近。新近，王蒙從多個角度分析《紅樓夢》，很有發見。還有，他認為令現在中國的文學青年津津樂道的各種西方寫作技巧在《紅樓夢》中早已有之，對一些讀了幾本書就開始兜售西方二手貨的文學青年們嘲諷也很是幽默。無論褒貶，有這麼多人研究《紅樓夢》，並且見解是那樣的紛紜，這本身就說明了《紅樓夢》獨到的價值。因此，我這裡所關心的是：能否從更廣闊，更連貫的文化背景中來分析《紅樓夢》，從而挖掘出內在的線索，使前人對《紅樓夢》眾說紛紜，甚至看上去相矛盾的觀點得以溝通？更重要的是能否從中找到中國文化在現代流變的內在理路？經過反覆思索，我確認《紅樓夢》的精髓在於揭示了中國文化內部的一個石破天驚的轉變：即兩性感情關係由傳統的「緣」向「愛」的轉化。進而，把這一轉化放到我在《因果性與共現性－－從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異》所構築的框架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轉變的實質是宣告了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也可看成是由傳統的解決「我是否存在？」開始轉向「我是誰，我在那裡？」。從而預告了以後中國的文化思潮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
二，《紅樓夢》：由「緣」向「愛」的轉變
為了從根本上分析《紅樓夢》的深層意義，我們必須把討論置於筆者的前文：《因果性與共現性》的框架下。《因果性與共現性》一文的要點在於：通過分析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分裂程度，我們看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別在於中國文化中，就儒家思想而言，由於「仁」和「義」的互相制約，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分裂甚小（「中庸」），所有的一切都被納入「倫理形而上」的範疇，兩性之關係被概括為「生殖繁衍」，「兩情相娛」的功能性範疇。就道家而言，追求「天人合一」的結果是異性關係被概括為「緣」和「房中術」。與此相反，在西方，特別是基督教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愛」成了意識回歸無意識以達至完整的唯一道路。以下我們進一步分析「緣」和「愛」的內在含義和不同。我認為，「緣」是以意識和無意識的『合一』，無時間性（生命的『輪迴』／沒有死亡的顯現）為其基本特點。「緣」實際上是「主體性」的「隱匿」和「不在」。是「超越性」的缺乏狀態。之所以如此，是與中國文化只解決「我是否存在？」的取向有關。中國文化中儒家將人對「存在」的焦慮用社會倫理和血緣親情來撫平；而道家採用的是馮友蘭稱之為的「負方法」，具體就是修練「天人合一」，使自我意識溶入萬物中，從而抹去「存在」的問題。緣是溫和的，有付出也有收穫，可有也可無，『靈』和『肉』的同一；感情與現實的統一；追求與等待的統一；前世，今世和來世的統一等等。「緣」並不會導致生命個體極端地與群體疏離。而『愛』則以意識和無意識的高度分裂，時間的單向性（現世生命的一次性）為特點。本質上，「存在」的問題經分裂後進一步成了「我是誰？我在那裡？」的問題。「愛」是意識和無意識高度分裂的個體渴求完整的必經之路。「愛」是一種超越性和不定性，是人類的所有行為中最沒用任何實用價值的。可推演「愛」的一系列特徵，如：純粹靈性的，單向的，分裂的，永遠達不到的，走向黑暗與死亡的不歸路。「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意識與無意識的極度分裂。在這種狀態下，「愛」所將抵達的是完全黑暗的無意識之深淵，沒有任何可資照明，「愛」是神秘而恐怖的。但只有走這條路才有可能回答「我是誰？我在那裡？」，才有得救的可能。所以，「愛」的路上，死亡的陰影總是千變萬化，誘惑著意識。「愛」的體驗本質上就是虛擬的死亡體驗。「愛」總是把生命個體從群體中拉出。觀中國數千年之文學，其所表達的是所謂的天倫之樂。孔子所說的「食色，性也」表明異性間的關係不過是入世的達人們的一種娛樂而已，對文人騷客而言，也不過走到「緣」而已。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性文學」異常發達，但卻一直沒有出現過真正「愛」。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性壓抑」沒有任何根據。中國文化是「愛」的壓抑才對。王蒙有個很具幽默的說法：在《紅樓夢》前的中國文學中，愛情只是豬八戒和妖精們的專利（《西遊記》，《聊齋》）。但是，《紅樓夢》則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異數，它用來描述賈寶玉和林黛玉感情關係的不再是傳統的「緣」，也不是豬八戒和妖精的那種情，而是上面所說的「愛」。為特別強調《紅樓夢》中賈寶玉和林黛玉的這種感情，王蒙特稱之為「天情」。仔細閱讀《紅樓夢》就會發現賈寶玉和林黛玉間的感情完全與前面描述的「愛」一致，而與「緣」完全不同。主要證據如下：1）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象徵的手法一再暗示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在現世是無緣的，而與薛寶釵有緣。因為賈寶玉（女媧補天廢棄的石頭）有玉，薛有金鎖，可稱「金玉良緣」，而林黛玉（絳珠草）什麼也沒有，並且按陰陽五行學說，賈林之間是相剋的（石頭上不能長草），但賈林之間就是要逆「緣」而動，產生「愛」（這是否與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潮流有關？）。2）作者借賈寶玉之口，強調生命的一次性（「死後只希望化煙化灰」，不修甚麼『來世』）。這一點是非常不尋常的，是傳統思想中所罕見的。3）作者多處描寫了「愛」的神秘性，虛幻性和黑暗性，與傳統的男女哀怨根本不同。這一點王蒙在《《紅樓夢》啟示錄》中給予了特別的注意，他選取了林黛玉知賈要與薛成親後去見賈的描寫作為例子。另外，王蒙稱賈林之間的感情折磨為他／她們的救命稻草，道出了「愛」的非功利性和拯救意義。4）「緣」是「靈」與「肉」的合一，但作者在《紅樓夢》中卻要讓它分裂。林黛玉和薛寶釵實際上可能是一個人分裂的兩面，林代表「靈」的一面，「薛」代表「肉」的一面。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就認為《紅樓夢》中有很多跡象表明林薛實是一個人。另外，許多人都有體會，賈寶玉與林黛玉彷彿也是一人。因此，賈林，賈薛的關係似乎就是容格關於Anima和Animus之間的關係和投射的例子。而這種投射的強度與意識和無意識的分裂程度成正比。5）作者關於林黛玉是一株草以及還淚的說法與本世紀的德國偉大詩人裡爾克關於異性之「愛」是唯一拯救之道不謀而合。他在《杜伊諾哀歌》的第五首中的一個重要意像是天使收集淚水，後化為的草，用做拯救我們的解毒劑。總之，《紅樓夢》所描述的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感情完全與中國傳統的「緣」不同，甚至與現在被中西文學中所謂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如勞倫斯）之流濫用的情愛描述也不相同。《紅樓夢》中的這種愛與出現在存在主義中的「愛」較相近，如克爾凱格爾分析的，特別是裡而克畢生構造的「愛」相一致。這種「愛」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化中意識和無意識分裂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