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反思與批評範式的轉換(1)
－－兼答李希凡同志
一、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思
「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已經被提了出來（並非54年才提出來），至50－60年代一時曾成為定論。它成為我國二十世紀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影響所及是可以想見的。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原來的觀念都遇到了挑戰，其中當然也包括「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李伯重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與現代中國史學》一文中說：
以往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所賴以進行的理論基礎，在近幾十年中也逐漸發生了動搖。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近代早期歐洲的經濟發展是否必然會導致近代工業資本主義？西歐出現工業革命是必然的嗎？……不弄清這些問題，就不可能瞭解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而不瞭解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所有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也就成了無本之木。
仲偉民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則說：
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一詞做出概念論證，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學者們並沒有對這個信手拈來的概念進行辨證，甚至直接把「資本主義」作為了社會主義的「天然反義詞」（布羅代爾語）。正是因為概念上的模糊，所以討論中出現了各種五花八門的觀點。如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從「戰國說」、「西漢說」到「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前後竟然相差兩千多年。「資本主義」概念不明確，「萌芽」的標準自然也無法明確，有人把手工作坊的產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僱傭關係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的高度發展等同於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所謂的「啟蒙思想」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在這裡，很多人實際是把生產關係當作了「資本主義」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
「資本主義萌芽」說，從總的形勢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確實重提的少了。即使一些研究者還習慣上使用這一說法，但提出新的論點的也不多了。劉鈍、王揚宗《回歸學術軌道的「李約瑟難題」研究》中說：「當代中國的『李約瑟難題』熱，使人想起將近半個世紀前我國史學界盛極一時的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當時被譽為史學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幾何時，即不復有人問津。」該文並且認為：「關於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其立論基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了明清歷史的實際。」（《中華讀書報》2002年2月24日）
據有學者介紹我國經濟學家顧准，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提出了懷疑。他深入研究和考察了歐洲城市史之後，在他的筆記中寫道：希臘、羅馬傳統的「城邦國家，商業城邦」是「歐洲中世紀產生城市、城市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條件。這種「城市及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 「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因此說「中國的中世紀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歷史事變打斷客觀歷史發展過程，中國社會自己也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云云,」這是「非歷史的觀點。」（上面引文源自（見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此外，孟祥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斷想》中也談到了經濟學家顧准：
被部分學者譽為中國現代思想解放「先驅」的顧准，通過研究古代希臘羅馬史，並與中國古代社會進行比較後認定，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可能引導中國自然地到達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是一種政治法律體系。
有的研究者還由此談到了「資本主義萌芽」說產生的過程：
大多數研究者對的界定，均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討論前提，因此，它並非研究者從史料中發現的歷史現象，而是需要用史料或歷史現象來證明。中西的差異使得我們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從是否能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以及何時過渡，如何過渡，變成了中國能否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以及怎樣實現過渡的問題。而後一種，其實質就是中國能否工業化以及如何完成工業化。（孟彥弘《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4期）
孟彥弘在《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4期上也撰文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反思。認為，大多數研究者對的界定，均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討論前提，因此，它並非研究者從史料中發現的歷史現象，而是需要用史料或歷史現象來證明。
上面材料恰恰說明了一個很要害的問題，即無論誰提出或堅決地贊成「資本主義萌芽」說，有一點必須明白：他們的結論都不是首先從我國經濟的或法律政治的資料中考察和研究出來的，而是先有了一種觀念再回過頭來用自己所搜集或查找來的材料填充進去的。這看起來似乎是按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但卻無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歷史邏輯」的。如《關於〈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問題》中說：「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同意鄧拓同志在《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中所闡述的基本論點。為避免重複，只引用他的主要結論……」顯然，他的「資本主義萌芽」說也並不是從實際地考察和研究中來的，是援引了當時史學界的現成結論。他所作的一切不過是用自己搜集的材料去努力印證另一種結論而已。這對於論證「資本主義萌芽」之有無，顯然不是很有力的。也有人喜歡用明代白話小說來印證「資本主義萌芽」，美籍史學家黃仁宇專門對《三言》中描繪的商人資產形式及經營方式等進行了詳細考察，同時對這些商人賺了錢之後怎樣通過購置土地變成了封建地主或通過買官成了官僚做了統計，其實是很有說服力的：
中國之經濟未能高度發達，則有多種不良結果。一方面因工商業未能積極展開，資本有限。其相反一方面則現有資本出路狹窄，ǔＳ糜詮褐錳鋝蛟諗┐宸盼呃４酥鷴褂諤錟叮倘患浣喲俳┬翟謔可戲⒄梗黽尤兀渥式鵒閾鞘褂茫瞇手戀汀Ｒ蛑洩彌柿坎槐洌話忝裰謚釕性誚蘭徒檔汀４酥智樾危囁繕隕栽淞度浴飯適輪鋅！ā斗趴砝返氖詠紜罰?
因篇幅關係不能再繼續引錄下去了，希望有疑問者自己去看吧。這已經不只是四本《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的事了。這裡想再談幾句關於所謂「新興市民」問題，因為這也是「資本主義萌芽」說的一個前提。「文革」期間有人做了一個《紅樓夢人物表》，經統計（除作者一筆帶過的或者沒有姓名、沒有活動的人物）計四百四十三人。表中列出九類人物（第十類為神人、仙子非實人），不過也可看作宗教人物。他們的分配情況如下：
〈一〉 皇室類，如皇帝、太上皇、皇太后、老太妃直至賈元春、吳貴妃等；
〈二〉 王公侯伯（包括其親屬），北靜郡王、北靜王妃南安郡王及鎮國公、理國公平原侯、定城侯等。以上這兩類屬於封建社會最上層統治者，大約有四十六名，占10％。
〈三〉 此類為其它封建官吏，如賈雨村、馮唐、馮紫英、衛若蘭、林如海、李守中、秦邦業等等。這一類共三十八名，占9％弱。
〈四〉 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及其奴隸，此類排列了王家、薛家、賈家、史家大大小小人物，這些多是《紅樓夢》中出場最多的人物，包括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及賈政、賈母等諸多人們十分熟悉的人物，此類共有八十八位，占20％弱。
〈五〉 這一類為僧、道、尼姑，十四人，占3％。
〈六〉 第六類為清客相公，五人，占0.1％。此類大多屬無職業者。
〈七〉 與賈府沾親帶故者，如金榮、馬道婆、卜世人等，此類九人，占2％。
〈八〉 此類為鄉宦及市民，這應是主「資本主義萌芽」說十分感興趣的人。從數目上看，這一類人似不少，共三十五人，占8％強。但只惜與商字沾邊的只有張德輝（薛家當鋪攬總）、冷子興（都中古董商，周瑞的女婿），或者再加上冷子興之妻，靠點邊的還有一個馬販子名王短腿。大概也就只這三幾個人，所佔比例不到全部四百四十多人的1％。
〈九〉 一般勞動人民，如劉姥姥、狗兒、板兒、張三等，共十一人，占2％強。
這個表中大致反映了和賈府有關係的城市人口。賈府在社會上應該說是聯繫較廣的，當然其中或有一些賣給賈府東西的人（這些或者就是堅持「資本主義萌芽」說的「商人」）。關於這些人的背景及其人活動的情形我們無從知得知，但在《紅樓夢》我們可以經常見到的一個皇商子弟薛蟠，能讓我們知道他們不僅和封建主義有密切的聯繫，而且他自己便不愧為封建貴族的紈褲子弟。如果有人堅持說肯定在賈府之外還會有不少的商人們，那至少說明他們確實與賈府直接聯繫不多，以至於曹雪芹在描繪《紅樓夢》的生活中涉及那麼廣闊的社會面，都沒有將他們納如到自己筆墨中來。反正在我們看到的《紅樓夢》四百四十多人中，如一些人所想像的代表「資本主義萌芽」的商人是不多的。但我們卻完全可以這樣說：這些都屬於封建社會大都市裡的市民。中國封建社會裡的所謂「市民」，大體也就是這個樣子：他們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群體，只怕直到清代還不可能形成一種獨立的有代表性的思想體系。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不斷進行「主體自我意識」開發的，不屬於這整個的市民群體，而只屬於他們當中的「士人」。這些所謂的「士人」成份也較複雜，除了主要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外，也有一些因沒有機會進入仕宦的教館先生，以及一部分十分潦倒的文人。除此之外，則是一部分出家僧人及為數不少的在家修行的居士們。這已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二、文學批評範式的挑戰
接受美學創始人H‧R‧姚斯在他撰寫的《我的禍福史：文學以及中一場範式變革》中便提出：同自然科學發展中的範式一樣，文學批評的範式也在依照文學研究自身的發展而變化、移易或更替，不存在亙古不變的統一的批評範式。依據「範式變革」的理論姚斯將西方文學史概括為三個前後相繼的範式時期，即（一）古典主義－人文主義時期；（二）歷史主義－實證主義時期；（三）審美形式主義時期。這其中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便是二十世紀初西方美學家向之提出挑戰的「傳記批評與環境批評」產生的歷史依據。張法在《20世紀西方美學史》一書中介紹說：
20世紀以前，美學主流主要由兩種觀點左右。一種觀點認為，藝術由藝術家創造，它表現藝術家的思想意圖。因此，作品有什麼樣的含義，應該在藝術家身上去尋找，藝術家權威地決定著作品有什麼樣的含義。由這一思路，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傳記批評，聖‧佩韋是其代表。另一種觀點認為，作品是一定時代環境的產物。不同的時空一定產生不同的作品。一個作家處於一個時代，只能創造與此時代相關聯的作品。因此作品的含義只應在時代和環境中尋找。由此形成了風靡一時的環境批評，丹納是其代表。傳記批評和環境批評都是從藝術是怎樣產生，即從藝術創造的角度去定義作品的意義，不妨稱之為創造決定論。（《20世紀西方美學史》 第392頁）
很高興地看到李希凡同志在給周中明《紅樓夢的藝術創新》寫的序中同樣也批評了離開《紅樓夢》小說本身研究的某種傾向，其中提到一些研究者認為《紅樓夢》是：「作者身世的經歷的『寫實』。因而，搞不清曹雪芹的身世，就讀不懂《紅樓夢》，甚至認為《紅樓夢》不是小說學研究的對象，小說學也不能解決『紅學』的問題，這就關聯到文學的本質應如何認識和理解了。」應該說，經過一個世紀紅學界對曹雪芹和曹家有關抄家、有關祖籍等等考證，雖然不能對這些考證著作的成就一筆抹殺，但至少讀者並沒有能夠通過他們的考證材料更好地走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甚至連這些考據家也不斷聲言他們的工作是外圍性質的或是一種「前研究」工作。傳統文論的最大失誤在於沒有把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由此也就沒有能夠明確研究的對象。文學既是一門科學，它的研究對像便是「文學性」。由於從前研究的對象不明確，所以造成眉毛鬍子一把抓。雷‧韋勒克和奧‧沃倫所著《文學原理》說：
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無論怎麼說，畢竟只有作品能夠判斷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社會環境及其文學創作的全過程所產生的興趣是否正確。然而，奇怪的是，過去的文學史卻過分地關注文學背景，對於作品本身的分析極不重視，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對環境及背景的研究上。
由此聯想到紅學，雖然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也常講紅學是一門學科，但其研究對象是什麼？究竟並沒有明確起來，所以紅學的研究十分廣泛，幾乎找不到邊界。而《紅樓夢》究竟怎樣理解？到現在對許多人頭腦中實際上並不十分明確。馮其庸先生說：「《紅樓夢》研究還沒有真正地開始呢。」恐怕也就是指的這種狀況。
上面所說姚斯關於文學批評範式的概括是上世紀70年代作出的，實際上到二十世紀末西方美學家從另一個角度談論文學批評經歷了兩次轉向三個階段：〈一〉以作者中心；〈二〉以作品為中心；〈三〉以作品－讀者為中心。姚斯曾對文學批評的第四種範式提出了設想，但限於歷史條件沒有能夠成熟。從後來西方美學的發展看，實際上第四種範式是現代解釋學。第四種範式把作品為中心轉換為作品－讀者為中心，將讀者的作用突出出來了。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說的問題，如果僅從經濟角度或其所包括的政治法律角度講似乎不是文學研究的人一定十分感興趣的。只因他涉及到了存在達半個多世紀的一種文學批評模式，我們才花精力去討論它。這裡請允許我順便講兩句算是題外話，以後誰再論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到底有與無的問題，我將不再奉陪（我曾提出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我國似有「民族資本主義」的問題，當然那不應叫什麼「萌芽」）。誰如果有那方面興趣，則可以去和那些提出「反思」的人討論。我們這裡只談據「資本主義萌芽」說而形成的一種文學批評範式。
如果僅從文學批評範式考慮，其實按規範的說法應該是「反映論」或「典型論」的。「資本主義萌芽」本身不是文學概念，當然也更不屬於文學批評。故且假設它確曾存在過，也只是產生某種文學或文學作品的社會環境而已。因此，說到底它無疑又屬於二十世紀初即被西方美學所否定的「環境批評」範式。俄國形式主義派曾批評這種研究模式實際上屬於「工具論」，即將文學僅僅當作研究其他學科的一種工具。比如研究社會學、哲學或心理學、歷史學等等，把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樣板，或是一種資料來源。像前邊我們曾提到有人就從小說《三言》中去找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也有的將文學乾脆稱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二十世紀70年代紅學曾擔任重要工具角色），二十世紀70年代這種論調不少。這中原因其實也正是「資本主義萌芽」說作為文學範式所導致的誤區之一。這裡需再聲明一點：我們這裡批評以「資本主義萌芽」說為基礎的文學範式，不是在批評某個個人。一種文學批評範式常會涉及一個時代的一批人，無須和某個人劃等號。這裡可以擺脫個人關係，也可以盡量做到不傷害個人。
以「資本主義萌芽」說為背景而導出的文學批評範式，弊端其實是很多的，約略言之可提出三點：
〈一〉、它研究的畢竟是作品以外的因素。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回顧與思考》中說：「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由來已久，從學術史上看，大體可以分為4個階段：1930～1940年代，問題的最早提出及理論定調；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對經典結論的證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討論的接續；1990年代以來的理論反思。」 如果熟悉二十世紀紅學研究史的話，就不難從這個時間表中看出一點文章來：至少中間兩個時期同時也正是紅學的熱潮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為什麼會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提出來呢？「伴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20年代 興起了社會發展史的研究，從總體上探討人類社會的起源和變遷。」到「1927年第一次 大革命失敗，不同黨派由選擇中國革命道路引起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進而產生對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認識，形成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於歷史學的貢獻，是把『社會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主流， 並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社會史學。」（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在五十年代關於「紅樓夢」的討論中，這個問題又被再度提了出來。1955年1月9日，鄧拓在人民日報發表《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指出《紅樓夢》所反映的18世紀上半期，『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 這一觀點引起史學工作者的強烈反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迅速成為史學界普遍關注的議題。」（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這不難知道，這幾次關於「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基本都是社會史或經濟史的研究，而偏偏不是文學研究。假使到現在我們甩開紅學研究而無限熱衷於「資本主義萌芽」有、無的討論，那麼我們仍然會陷入一場社會學或歷史學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