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方寸」——俞平伯紅學的另一面

「在我方寸」——俞平伯紅學的另一面

「在我方寸」——俞平伯紅學的另一面

紅樓評論

俞平伯先生發表於1925年1月16日《現代評論》週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是最早、最深刻、最全面的反思、批判所謂「自敘傳」說的文章。文中反覆強調:「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既不當誤認著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著一篇科學的論文。」文中他還自擬了三個問題作為「入學考試」,詰難所謂新紅學家:

(1)人說寶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沒有銜玉而生的奇跡?

(2)人說賈妃歸省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變為妃子?賈家有妃入宮,何以曹家沒有?

(3)大觀園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那裡?能指出否?

俞平伯先生說:「這種難題,若當我正寫《紅樓夢辨》時拿來考我,必要曳白的。現在,可不然了。」他是這樣「條對」的:

(1)書中每寫到寶玉,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現出來,但卻非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雖實有其人,而寶玉之奇跡只是虛構,無涉於雪芹的本身歷史。再申說一句,就是書中人寶玉,固然其構成分子中有許多「雪芹的」,但亦有許多「非雪芹的」。寶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錯綜。

(2)描寫元春歸省的排場氣派,是從南巡駐蹕曹府中得來的提示。但既沒有把某影射某;故賈家的有妃子,無礙於曹家的沒有,倒言之亦然。至於把穿龍袍的皇帝換上穿鳳裙的妃子,這是作者的遊戲三昧,腐儒何得而議之!

(3)作者旅籍,生於金陵,長曾到揚州,終老於北京。他寫大觀園是綜合南北的芳韶風物,創造出這麼一個極樂園,若我們作此愚問,「究竟它在那裡呢?」,則必碰到一個軟如天鵝絨的釘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

俞平伯先生的這些解釋,雖然沒有指出這三個對象的象徵寓意,他也自謙是「滑頭伎倆」,但基本上符合文學創作規律(遺憾的是,俞老先生的徒子徒孫,沒有一個人嘗試回答這三個問題,都採取了正宗的鴕鳥、滑頭戰術)。文學作品是作者心靈「營構之象」,至於他「營構」作品的材料,不排除自己直接的生活經驗。但偉大的作家,他們的心靈能具備萬物,陶融古今;他們還具有神奇的想像、幻想能力。我們應當品味作者「千紅一窟」、「萬艷同杯」的醉世神功,若以從中離析出某花某草(曹)為目的,豈不辜負了作者一番慘淡經營。其實如果曹雪芹「只看到一家一戶血淚帳」,拘拘於個人身世之榮辱浮沉,他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

天地自然之象,非吾內心之象;天地自然與吾心交感之象與夫吾心營構之象,非吾能形之文字之象。從文學作品中「離析」出作者「本有」的生活,雖然意義不大,又談何容易。食用蜂蜜者,從未有人關心蜜蜂是何時何地從哪顆樹、哪顆草、哪朵花上採來花粉,並不妨礙食慾。

《紅樓夢》是喚醒記憶、懲創人心之書。唯人心能感動人心,唯人心能與人心共鳴。唯有偉大的心靈,能覺世牖民,導人於至善。俞平伯代曹雪芹所說的「在我方寸」,真可謂旨哉言乎!

俞平伯所說的「方寸」,毫無疑問是指「心」。古人因為「心」的體積小,而以「方寸」、「方寸地」代稱之。《列子·仲尼》:「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三國誌·蜀志·諸葛亮傳》:「徐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此「方寸」雖小,卻是陽精靈氣所鍾,神明之匯,具眾理而應萬事。每一顆心都含有神性的種子,都有無限的可能性。三千大千世界,不過自心之幻化,何況《紅樓夢》,何況大觀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方寸地說》云: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之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

羅大經之所謂「治地」,亦即大學所謂「正心」。《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欲不引自熾,道心雖操難存。人的自我改造、自我超越,是永恆的任務。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心人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雲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不正其心,則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心風俗的轉移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原因。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劣根,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疾病,並普遍的表現在其社會成員身上。而指出這些劣根、疾病,警醒、提示世人,懲創人心,則是文學義不容辭的使命。

當清朝初年,桑海遺民反思國家滅亡之由,多歸之人心淪落。其時文人學者,亦多以懲創人心為首務。顧炎武甚至說:「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從清初到乾隆之世,國人處在「首崇滿洲」的統治之下,浸染邪祟,舊病變本加厲,又添新病。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化高壓,使知識分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民族的歷史遺忘症,空前發達。而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就意味著災難的輪迴重演。《紅樓夢》標舉「莫失莫忘」,為全書總綱,微言大義,昭如天日,萬鈞一發!俞平伯在1980年作的《舊時月色》一文中解釋空空道人《好了歌》和甄士隱《好了歌注》,明確指出詩中之意,「展眼興亡,一明一滅,正在明、清交替之間,文意甚明」。其實顧炎武所批判的傾向,與《好了歌》正相互發明。《好了歌》諷刺世人「忘不了」的,正是個人私「利」,忘了的,恰是民族大「義」。

當然,改良民族劣根性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國人在長期封建社會養成的萎靡、奴性、健忘、歪曲等習性,在明朝末年有表現;在《紅樓夢》產生的時代,更嚴重;在辛亥革命後還存在,甚至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加無已。與俞平伯算一代人,並常被俞平伯、周汝昌拿來做擋箭牌的魯迅,從青年時代,就熱衷於探討中國民族性缺點,「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這仍屬於「正心」的範疇。魯迅塑造的不朽的文學形象阿Q,與胡適筆下的「差不多先生」,都是《紅樓夢》「莫失莫忘」神聖誡命的背叛者。

古代易學家以易為心畫,有「即易見心」之說。《易·系辭上》:「易與天地准,故能彌倫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元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幽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易之體用,亦即心之體用。

《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為「心」的象徵,所謂「靈」,即易之所謂「幽明」、「鬼神」。至於「除邪祟」、「療冤疾」、「知禍福」,則《易》之所謂「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俞平伯在《紅樓夢辯》中說,像《紅樓夢》「這種奢侈的創作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於一切的,既不能借它來寫朝章國故,卻亦不能借來寫自己的生平」。而「役使一切而不役於一切的」,正是「心」的體用。幾乎與寫《紅樓夢辯》同時,民國十三年(1924)八月,俞平伯為攝影家陳萬里《大風集》題了一首白話詩:

以一心役見萬物 不以萬物役一心

遂覺合不傷密 離不病疏

攝影得以藝名於中土將由此始

萬里先生曰何如

攝影,對於一般的人來說,是天然「寫實」的。但即使都用傻瓜相機,面對相同的拍攝對象,同時按動快門,攝影家與菜鳥的作品也會有質的不同。菜鳥的作品可能更接近真實,但未必有藝術價值。攝影家除了技巧高明外,還會調動他的審美、文化素養,賦予作品以豐富的涵義。

俞平伯的觀點,令人想起《紅樓夢評論》的作者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兩段話: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胡適等「自敘傳」派紅學家,寶玉必雪芹,賈府必曹府,執相而求,膠柱鼓瑟,難免為古人所笑。

能役萬物而不役於萬物的自由自在之「心」,當然不是庸常人之「心」。這樣的「心」,令人自然聯想到通靈寶玉上「仙壽恆昌」的那個「仙」字。《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這種「仙」心與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超然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上的中庸之心,與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心,並無二致。有此心,則不失其赤子之真;則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可斡旋氣運,贊化天地而不墜於惡道輪迴——一句話,就可以「仙壽恆昌」。

《紅樓夢》最後一回,寫曹雪芹在悼紅軒「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這歷來的古史——尤其是明清之際的浩劫輪迴,正是通靈寶玉「莫失莫忘」的內容。而作者諄諄提醒讀者記住這些內容,當然不是為奢記誦之廣,而是為了通過對民族歷史的瞭解,探索民族自新自強的未來道路,也就是以史傳心。

如果按照胡適之徒所說,作者是在寫自傳,那麼曹雪芹在悼紅軒看的應該是歷代《曹氏族譜》,通靈寶玉上的「莫失莫忘」也只好是作者的自言自語,或對幾個知情者的囑托——當然,知人論世是必要的,作者本人乃至作者的家庭,與整個民族的歷史命運並非毫無關係的,他們是「千紅」中的一朵,「萬艷」中的一枝,但如果研究者把主要精力用在挖掘尚難確定的曹氏祖宗的「花臉文字」,並與《紅樓夢》相比附,未免欲益反損,用俞平伯的話說,就是「太拘泥」了;用曹雪芹的話說,就是違背了「尚古之風」,太「拘拘於方寸之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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