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八大熱點
有「說不盡的紅樓夢」,就有層出不窮的紅學話題。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藝術至清則無味。《紅樓夢》之所以如此為國人津津樂道,被口味很高的中國文人熱熱鬧鬧地研究了二百五十年而不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紅樓夢》無論是在題旨設置、總體構思、敘事形式、語言運用,還是藝術典型的塑造上,都為人們提供了具有多向審美的可能。因此曹雪芹還在創作時,不同的脂批者已經出現了意見分歧。到了抄本時期,讀者畢竟還十分有限。至1791和1792年,用活字排印的程甲本與程乙本相繼問世,一時「京都紙貴」、「家置一編」,爭論就多起來。光緒七年的《三借廬筆談》記載了兩位文人兼好友一個尊林抑薛,一個褒釵貶黛。有一次一言不合,「幾揮老拳」。由於曹雪芹家道衰落,許多情況不明;全書未完,傳抄版本眾多,後來又有續書;而且書中和脂批中又有不少地方容易產生歧義。所以此書值得研究和易於引起爭議之處頗多。不過由於當時印刷條件限制以及現代新聞媒體出現很晚等原因,對《紅樓夢》及其相關問題雖有不同認識,但很難形成社會性的爭論。
真正夠得上稱為紅學熱點的,第一次當推兩位五四時代的大將胡適與蔡元培之間的論戰。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尖銳批評蔡元培的《紅樓夢索隱》「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在猜「笨謎」。蔡元培則撰文列舉大量材料為自己辯護,並批評了胡適的「自敘傳」說。胡乃北大名教授,蔡則為北大校長,均系學界領袖。故胡蔡之爭不僅轟動一時,而且在紅學史上傳為佳話。第二次是1924年劉大傑撰文提出《紅樓夢》中的地點是陝西長安引起的,受到李玄伯、胡適、俞平伯等人的反對。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隨著《紅樓夢》的普及,紅學熱點出現的頻率大大加快。從1954年毛主席支持兩個小人物批判俞平伯掀起了一場評紅運動開始,以後關於曹雪芹生卒年,京城何處大觀園,以及所謂佚詩、佚稿、遺物、畫像、故居和著作權等等的爭論,加上七十年代的又一次全民性評紅運動,平均大約三年就有一個。倒是八十年代似乎沒有什麼太多的轟動性爭論。因為改革開放了,紅學得到了大發展,許多問題都在討論,有不少都需要重新認識。雖然關於紅學三十年的評價,什麼是紅學等都爭論了一番,卻缺乏從前那種轟動效應。
九十年代以來,紅學界卻熱門話題不斷,七年之中熱點多達八個,而且其中有些還帶有某種前所未有的特點,頗可玩味。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一:外熱內不熱的「作者新考」1990年趙國棟在《河南大學學報》當年第二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紅樓夢作者新考》,認為《紅樓夢》的作者、脂硯齋和「石頭」實際上都是一個人,不是曹雪芹,而是曹。「曹雪芹只對《紅樓夢》作了整理增刪。」由於政治原因曹不敢出面,當時一些知道的人也「不敢說真話,只好說是曹雪芹。」
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全國影響很大的《新華文摘》迅速以一萬兩千字的篇幅予以摘登,各地多家報刊接著也報導了這個消息和主要論點,一時頗引人注目。令許多關心《紅樓夢》的人不解的是,大量消息報導之後,就幾乎再無下文,也弄不清曹雪芹究竟還是不是《紅樓夢》的作者了。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紅學家較多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都沒有作出什麼反應。一年半以後,《紅樓夢學刊》才發表了一篇李春祥的《「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兼評「自傳說」》,捎帶批評了趙的文章。李文論證,曹任江寧織造前無條件寫《紅樓夢》,曹任江寧織造期間不可能寫《紅樓夢》,撤職抄家後曹下落不明,曹無文才,清代近代從無人說曹是《紅樓夢》作者。「謂曹寫書之事,與曹時代較近,甚至也瞭解曹家世之人也從不提起。因此,曹決不是《紅樓夢》的作者。」相反,卻有不少文字材料能證明曹雪芹是作者。「不敢」之類的推論是缺乏說服力的。
其實,局外人的「奇怪」正因為局內人的不奇怪。只要是對《紅樓夢》有些研究的學者,或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就關心紅學進展的讀者,就會明白,這篇名為「新考」的論文,其實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論點。所有那些觀點前人均已表述過,也沒有什麼新材料作為論據。該文所論,基本上沒有超出已故戴不凡先生1979年《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論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鑒〉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與《石兄和曹雪芹》以及《秦可卿晚死考》三文引起的爭論的範圍。當時《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文藝研究》等多家很有影響的刊物紛紛發表文章,紅學界許多專家撰文反駁,一年中論文多達近三十篇。1982年12月,首先發表戴文的《北方論叢》將戴的三篇和批評他的十三篇文章結集為《〈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1985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紅學界人對一個剛剛經過熱烈而比較深入討論的又沒有什麼新觀點和材料的問題,自然就不會有什麼興趣了。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二:曹雪芹墓石真偽1992年七八月間,忽然傳來在北京通縣張家灣發現曹雪芹墓石的消息。一時首都紅學界文物界人士都去考察。此石長一米,寬40厘米,厚15厘米,石質粗糙,兩面較齊,另兩面還是毛邊。上面刻有「曹公諱瞮墓」五個字。「是曹雪芹名,雪芹是號,古人有的以字或號行。石的左下角有「壬午」二字,午字略殘缺,不過這兩個字是看得清的。壬午乃乾隆二十七年,即1763年。紅學界對曹雪芹卒年一般有壬午和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1764)兩說,未有定論。
據當地農民李景柱說,1968年秋村裡大搞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墳地下一米左右處,挖出了這塊石頭,李一看就說這是曹雪芹的墓碑。當時他二十歲。他十一歲隨父母從城裡遷回張家灣,在張家灣中學讀完初中,愛看書,喜歡畫畫和書法,喜歡收藏古瓷古幣古書。他還當過幾年代課教師,文革中評紅的簡報他搜集了不少。1966年他從前的語文老師送給他一套余冠英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他從書上知道曹雪芹名叫瞮。那套書上曹的卒年是癸未。當時還有一個農民從墓石下一米處挖出一具男人的骨架,沒棺木,一看沒寶物,就將骨頭扔了。因為當時正是「文革」期間,李怕惹麻煩,就將石頭運回家,第二年蓋房時將它作了房基,以免丟失。據康熙54年曹的奏折,曹家在通州有地六百畝,在張家灣有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據其他史料,曹家祖墳很可能就是這個曹家墳。許多專家看了墓石,根據各種文獻資料分析推論,都認為石頭和刻的字都是幾百年前的,不可能是最近幾十年的。但也有不少學者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對於無棺,題名與落款方式,出土時間與出現時間等提出了不少疑點。於是北京日報,《紅樓夢學刊》等報刊紛紛發表消息報導與論文,各地報刊多有摘登。翌年在揚州舉行的第三屆國際紅學研討會上,墓石真偽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事隔三年,還有論爭的文章發表。中國紅樓夢學會編了一部《曹雪芹墓石論爭集》,文化藝術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
我也是一直懷疑。其中有個心理也許不太健康:三十年來「發現」了好幾樣曹雪芹「遺物」,每一次均以興奮始,皆以失望終。有的人是故意作偽,欺世盜名。作偽者中甚至還有著名學者,實在令人不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被咬了好幾回之後,如今連掛著的皮帶也要多看一眼。西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四期發表文章,說發現了八首曹雪芹佚詩。有人譽為「不亞於原子彈對廣島、長崎的影響」。不少新聞媒體紛紛報導。若發現一首,我倒還有興趣找來看看。一下子居然發現了八首之多,我就覺得恐怕至少是又弄錯人了。不久果然有人寫文章指明了實際作者。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三:脂評和抄本真偽自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紅學界普遍認為,《紅樓夢》的版本有兩個系統:脂本和程本。《石頭記》早期抄本中有署名「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的批語,寫批以脂硯齋的最多,故通稱脂本。今傳乾隆時期抄本的過錄本有十一個,批語總數達數千條,是紅學研究的重要資料。紅學界一般都認為,脂硯齋是曹雪芹的同時代人,有的認為有可能是他的近親或長輩,畸笏叟可能是其叔。《石頭記》一開始是以帶脂批的抄本形式流傳,只有前80回。約過了近三十年,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程偉元高鶚以活字排印出版,這就是程甲本,因為第二年即1792年他們緊接著又將初印本作了改動,就叫程乙本。這兩個本子都是120回,因此脂本自然要早於程本。
1991年起,時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歐陽健陸續發表論文。主要論點是,脂硯齋和曹雪芹根本不是同時代人,批語是比曹雪芹晚大約一百年的劉銓福化名脂硯齋寫的,所有的早期抄本都是劉銓福等人偽造的,時間都晚於程甲本。被紅學界認為底本抄成較早的甲戌、己卯、庚辰三個脂本,是書商「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在民國以後製造出來的」。
從1993年開始,許多紅學家撰文反駁。有人指出,歐陽健讀書不細,有些重要地方連ABC都沒弄清,理解錯誤,卻用來作為重要論據,建立大論點自然靠不住。劉世德說,歐陽健對張宜泉《春柳堂詩稿》的好幾段文字根本就沒讀懂,推理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他對該書張的《自序》中關於皇上欽定鄉會試增試五言八韻排律那段能確定張所處年代的話以及另幾篇序,都理解錯了。蔡義江《〈史記〉抄襲〈漢書〉之類的奇談》舉出許多材料,批評他不顧事實或沒看過紅學的一些重要書籍文獻就亂下結論。比如歐陽健認為有三代脂硯齋,第一代是劉銓福的父親,第三代是在1927年將甲戌本賣給胡適的時候的書商。其實比曹雪芹略晚的裕瑞的《棗窗閒筆》(裕瑞的前輩姻親好幾人與曹雪芹或多或少有點直接間接交往)裡便講到他在程高未刻活字本之前見過抄本,上面「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因此抄本肯定早於程本,正如漢武帝時司馬遷的《史記》必定早於東漢班固的《漢書》一樣。施己墨列舉大量材料指出,歐陽健「由於心中橫著一個『程前脂後』的先入之見……只找有利於自己的實證,而有意無意地迴避不利於自己的實證;而且,他所舉的一些實證,如果換個『思路』看,往往與他的結論適得其反。」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四:《太極紅樓夢》和曹雪芹祠廟嚴格地說,《太極紅樓夢》(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的問題並沒有成為紅學熱點。因為紅學界除個別人外,都覺得沒必要為此勞神。但前不久王國華廣泛散發「舉報」馮其庸的信件(據1997年1月27日法制日報說多達「千餘封」)這才「熱」了起來。
人們只要一看封面和書脊定然大惑不解:作者署名豎排是王國華和曹雪芹。按中國豎寫從右到左的規矩,署在右邊的王國華成了第一作者,曹雪芹反倒退居第二了。最初我以為兩處都是誤排,翻開首頁,正面豎排王仍在右。而反面橫排則是王在左。看來王和出版社都認為曹雪芹只能做第二作者。
王國華將全書重新結構為五部。第一部是5,14,23,32,41,50,59,70,79,88,97,106共12回。所以新的開頭是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結尾是寶玉懸崖撒手。緊接著第二部的開頭則是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他在每回之後有一個長短不等的「對稱提要」,將他認為屬於太極對稱的書中其他內容指出。有的超過千字,有的僅二三十字。他在此書《前言》中說:「《太極紅樓夢》,中國文學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那確實是沒法讀了。他自視極高,該書《幾點說明》聲稱:「現實的《紅樓夢》研究,卻是『空中建閣,沙上立塔』者居多。極而言之,《紅樓夢》從來就不曾為紅學家們所認識。」他說:「一部《紅樓夢》,即是一部《康熙字典》的演繹。而許久以來的《紅樓夢》評論,莫不是搬弄教條為能事。」這部書就是「批判那種對《紅樓夢》基本關係沒有搞清就妄下斷言的偽紅學,批判那種自己無知無識,卻說曹雪芹只是一個寫半部作品的作家,說《紅樓夢》只是一個『半成品』的偽紅學家。」
這部十六開硬面精裝的《太極紅樓夢》封面還有一處頗讓人費解:「北京曹雪芹祠廟落成紀念專版」。廟乃祭祀神佛之類的。孔子雖然不是神仙,但是「聖人」,而且後來封號越來越高,直至「文宣王」,儒家已由學術流派演變為具有濃烈的宗教色彩。關羽自宋代起逐步神化,明萬曆年間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已入仙界。為他們建廟乃題中之義。但曹雪芹的頭銜也無非是「偉大的文學家」什麼的,從不帶一絲神佛仙氣,建廟不知出於什麼考慮。祠乃舊時後人祭祀祖宗或先賢之處。當然例外也是有的。阿Q住的未莊土谷祠供的是土地菩薩。而土地爺是神中「村長」,算本族祖先亦可通。當今倘是本族,重修祠堂亦有所聞。但曹雪芹無後。倘是外人,多修紀念館之類。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從未聽說過「祠廟」連用的建築。要麼叫祠,如成都的武侯祠,海南有個五公祠。要麼叫廟,如關帝廟。這「曹雪芹祠廟」不知究竟有什麼講究了。
《太極紅樓夢》如果作為學術研究,聊備一格,本無不可。王國華經歷坎坷,自學成材,大家本來都很同情。現在真讓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五:曹雪芹祖籍是遼陽,不是豐潤。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他祖父曹寅寫詩署名「千山曹寅」。千山就屬遼陽,解放後才劃歸鞍山。曹寅的祖父曹振彥是奉天遼陽人,或說世居遼東地方。這些在史籍、家譜、方志和其他文獻中都有記載。瀋陽、鞍山都在遼陽附近,明末以前遼陽是整個東北的首府。70年代在遼陽還發現兩塊碑,上面刻有曹振彥和他親屬的名字,和家譜對得上。從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從龍入關」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差不多一百年。曹家這段極不尋常的興衰史不僅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提供了基本素材,而且在小說中有多處反映。這也是一些學者將曹雪芹虛構的小說看作是他自己的「自敘傳」的一大原因。所以雖然30年代就有人提出過豐潤說,但直到60年代前半期,絕大多數學者還是主遼陽說。
文革中毛主席讓人將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排成大字本給他看。有一次開會,毛主席見到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說,你是豐潤人,和曹雪芹是同鄉。他的話那時「一句頂一萬句」,於是豐潤說就成為「定論」。所以粉碎「四人幫」不久重修的《辭海》等都採用此說。但紅學界絕大多數人仍持遼陽說。
1993年幾位豐潤籍文化人連續發表文章,重提祖籍豐潤的問題。主要根據依然是曹寅詩中曾稱豐潤的某曹為四兄、骨肉,他們曾長期交往。而且後來又從豐潤曹家譜中找出一個曹淵,說他就是《紅樓夢》的原始作者,曾過繼給曹寅,改名曹顏,以後不知為什麼又回豐潤曹家了。有好幾位豐潤籍文化名人也發表文章表示支持。其實你在某方面有成就,不等於你什麼都懂。《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晚期的百科全書式的偉大作品,紅學也涉及許多複雜的知識。如果對明史、清史、譜牒學、古代小說史缺乏研究,最好當讀者,別輕易介入論爭,否則難免貽笑大方。有人就是不懂古代修譜的一些原則,又不注重邏輯——不少人在學術上栽跟斗與缺乏邏輯修養有關——所以推論上接連出錯。比如過繼在家譜中(尤其是當時極有地位者)必定會寫上,回來也是。再說同姓和同宗不是一個概念,古人講究聯宗,劉姥姥和賈雨村都利用過這個關係。曹寅雖然稱豐潤曹某為骨肉,並不意味著他們有血緣關係。豐潤曹的家譜中沒有曹寅這支的任何記載就是有力的證明。「新豐潤說」的一個電視片還說,曹雪芹因《紅樓夢》得罪了皇上,被族裡除名,所以家譜無載。有的學者指出,如果曹雪芹真是曹淵的本家幼弟,那麼從家族身份和創作重要性而言,曹淵的地位都遠高於曹雪芹。那家譜豈不首先應將他除名?他怎麼會留下?那酒也應當以曹淵命名才是。
周汝昌先生向來主豐潤說,他強調豐潤是祖籍,遼陽是寄籍。都是明代從江西遷來的,先定居豐潤。後來一個兄弟遷往遼東,成為遼陽曹的始祖。此說證據不足,而且沒有意義。因為即使是,那也只能成為曹雪芹的祖宗的祖籍,而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要這樣排下去,咱全是同宗,都是周口店猿人的後代。現在流行「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但文化這個檯子首先要搭得堅固。尤其應使用適當的材料,採取合理的結構,否則是可能倒塌的。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六:曹雪芹「謀殺雍正」的《紅樓解夢》最近幾年和《紅樓夢》有關的最暢銷書是什麼?是霍國玲三姐弟合著的《紅樓解夢》。1989年燕山出版社一次便印行兩萬八千冊。正如其原書名叫《紅樓隱俠》所體現的,此書的結論是,《紅樓夢》除了表面的故事外,還隱寫一部歷史:曹雪芹與被雍正皇帝奪走的其情人竺香玉「合謀害死雍正,在一段時期內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人們普遍將其看作俠文學作品,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學術著作,所以紅學界沒人去爭論。
1995年中國文學出版社兩次共印增訂本第一集三萬冊,一些新聞媒體爭相介紹,有的稱該書「為紅學研究的一次全面突破。」霍國玲到幾個大學演講並簽名售書,電視台也做了報導。霍國玲表示:「二百年來,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讀懂了《紅樓夢》。」「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位紅學界人士寫文章正式批駁我,我也相信自己是駁不倒的。」霍國玲說:「學理工的人特有的嚴謹、推論、求證的方法往往是一般專門從事文史工作的人所缺乏的。」為此北京青年報採訪了幾位紅學家,1996年3月1日在頭版以《〈紅樓夢〉不是密電碼》為題詳細報導了他們的批評。接著一些紅學家在《紅樓夢學刊》和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等處以論文和直播形式,指出《紅樓解夢》有許多常識性錯誤。比如《紅樓解夢》全書立論的基礎是曹雪芹有意識地將《紅樓夢》寫成一部歷史,因為「野史」就是歷史。霍君引《紅樓夢》第一回「歷來野史,皆蹈一轍」等語,認為「作者的著書本旨,是為了修著一部野史並留存人間。」還引用了脂批中的五處「野史」以證明曹雪芹的確「是以小說作掩護隱寫歷史」。其實野史除與官修正史相對外,另有一義,即指小說。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源頭是史傳,故小說家歷來愛以「史」來命名自己的作品:外史、逸史、艷史、媚史、趣史、後史、快史、痛史、小史、情史、浪史、仙史、迷史、太史、爛污史等等。有的乾脆叫教育史、進化史,但那不是科學著作,是小說。直接以「野史」為書名的也不少,明清兩代就有:繡榻野史、艷婚野史、呼春野史、株林野史、閒情野史等等。其實曹雪芹在第一回多次提到「我這一段故事」。小說反映了某些歷史和以小說隱寫歷史是兩回事。這類錯誤在《紅樓解夢》中比比皆是,而且多處自相矛盾。近年來自稱或為人作序作評表示在紅學研究上取得「全面突破」或比這還高的成就的言論,筆者1996年就至少見過四次。紅學研究如此容易就「全面突破」,那還是《紅樓夢》麼?我擔心成了不知什麼別的夢了。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七:「二書合成」論《紅樓夢》中存在不少疑點,諸如某些人物年齡不合理,大姐兒與巧姐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等,許多前輩學者早已指出。杜春耕先生讀得更加仔細,有一些新發現,包括脂批中一些過去人們不大注意的文字。1995年10月至翌年3月他在中國經營報上以《說「紅樓」》為欄目連續發表了31篇文章,約四萬字。他認為《紅樓夢》是由曹雪芹將他寫的《風月寶鑒》和其叔輩畸笏叟等人寫的《石頭記》這兩本毫不相干的書合成的。「《石頭記》的擁護者(或作者),認為《風月寶鑒》的文筆不好,『非《石頭記》大筆所屑』……《石頭記》表揚自己的書沒有『姦淫兇惡』的『風月筆墨』,而《風月寶鑒》又自誇其故事和文筆『比歷來風月故事更瑣碎細膩』」。「二書作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代溝』。」合成過程中曹雪芹「無權大改」原稿,「無權改變《石頭記》中的許多文字,對這一點曹雪芹是無奈的。」雙方合作並不十分和諧:「雙方的作者都不會允許用一本書來吃掉另一本書」。
紅學界一般都認為《風月寶鑒》和《石頭記》之間是一個修改、擴充、提煉和昇華的關係,《風月寶鑒》又是《紅樓夢》眾多別名之一。一些紅學家感到杜春耕先生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研究《紅樓夢》成書過程的一個新角度,有的問題頗有新意。但是「二書合成」說尚難以成立。
從創作規律來看,如果是兩個人分別創作的兩本書,那麼就會有兩個毫不相干的情節系統和人物系統,這樣就不可能合成一個完整的新體系。《風月寶鑒》水平儘管低於經過反覆精心修改的今傳《石頭記》,但不可能很差,其情節人物以及局部的題旨上都已經具有較好的基礎。曹雪芹不可能將一部水平很低的舊作修改成偉大的作品。應當恰當地分析與看待《紅樓夢》的問題。如果「書中有兩套年齡體系,有兩組人物斑底,有兩個故事地點,有兩種文筆」,「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緣都不通」,「石頭和神瑛侍者『風馬牛不相及』」,那麼《紅樓夢》的地位將徹底動搖。如果合成的是《紅樓夢》這樣的偉大藝術作品,那麼它必須具備充分的必要性和足夠的可能性。為在討論《紅樓夢》成書問題上,存在著一個基本選擇:要麼它是有一些一般缺點的偉大作品,要麼它連一些基本問題都沒說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紅樓夢》這樣一部藝術巨著,必定出自於一位藝術大師之手。按照常例,如果是幾個人合作,那麼執筆者、定稿者當由所有人中最有水平最堪信任者擔任。此人應具有最終決定這個稿子整體與局部性質的權力,否則就不可能由他來擔此重任。這位杜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光學專家,後來經營高技術企業也很有成績。近兩年熱心鑽研和支持紅學,有人戲稱他是「紅學第一票友」。
九十年代紅學八大熱點之八:「紅學大掃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四期發表了周汝昌先生的一篇長約兩萬字的文章《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立即引起紅學界許多學者的強烈反應。有位紅學家稱周文是進行了「紅學大掃蕩」。周文對「舊紅學」和「新紅學」基本上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對於公認第一個引入西方美學思想研究《紅樓夢》的王國維,「在『紅學』的嚴格意義上講,卻不佔什麼重要位置,無有自己研究的創獲可言。」索隱派「並無學術實質可言」,評點派「也與學術性研著根本有別」。「新紅學」主要代表人物胡適和「舊紅學」代表蔡元培「正是『一丘之貉』」,「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自從(魯迅)先生於1936年去世以後,這種以真『學』為質素的『紅學』竟然毫無發展與進境。」六十年來紅學「歷史命運是悲劇性」的原因是「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紅學』遂落於低層次人士之手。以我自己為例,如果勉強冒稱一個『學者』,也不過是在三流的層次,還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備研究此學的條件。」
鄧紹基認為:對紅學史應「分清主流與非主流。菲薄前人,唯我獨尊,乃至掃蕩一切顯然是十分錯誤的。」楊乃濟引用周汝昌自己的論著指出:此文的結論:紅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與他數十年來一貫堅持的「紅學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討尋本事」以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石頭記》的版本……八十回以後的情節」,而且「最大的精華部分將是探佚學」,表面上看來是個驚人的大轉彎,而且都將以小說學文藝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斥之為「缺少真實」、「非學」,實際上二說是同一性和包容承傳的關係。胥惠民說,魯迅談到《紅樓夢》的自敘說「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明明是指胡適考證的結果,而周文卻說是魯迅「論定」的。」「『還紅學以學』的實質,就是百年紅學史只有他的自傳說夠得上『學』,話不好明說,假魯迅而言之。」賈穗在《一篇貶人揚己的歪曲歷史之作》(以上四文分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三四輯)的三萬餘字的長文中,對周文做了全面的批評。指出:周說紅學需要我國的文史哲美學科學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學者通力協作,方能勝任。」此種說法,名義上是抬高紅學,實質上是『封殺』紅學。但令筆者不解的是,周先生既自承『三流』學者,那他又怎麼不自量力,敢去染指紅學?」賈文還列舉周先生的許多自相矛盾的說法。比如他一向強調「研究曹雪芹才是研究《紅樓夢》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重要『工程』」。而且「各種謾罵式的詞語充斥於」評論近五十年來紅學史的「字裡行間」,「當今紅學界是一片漆黑」。
馮其庸有言:「大哉《紅樓夢》,再論一千年!」紅學也肯定還會不斷出現新的熱點。
1997年3月1日於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三間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