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一個委婉淒美的詩性文本
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浩如煙海，給人們的啟發和教益是多方面的。有的研究大處落墨，成龍配套，將虛虛實實、千端萬緒、有時候見頭不見尾、有時候令人一頭霧水的小說故事與處理手法梳理成最進步的歷史社會思想觀念，使之歸屬於已有的完整的理論系統，六經注「夢」，「夢」證經典，六經治（理）「夢」，「夢」弘經典，六經圓「夢」，「夢」頌經典；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既顯示了經典的無所不包，也顯示了「夢」的無往不適。把弘經與弘「夢」結合起來，這也是研究者的智賢之士的薛寶釵式的「時」的有效發揮吧。
可惜的是它只能證明已有的結論，用已有的結論分析小說，用小說證明已有的結論，帶有循環論證，互為前提，互為結論的色彩。
有的則著力於訓詁考據，大開眼界，大長知識，也使對「夢」的所謂文本研究更加複雜艱巨。哪一段哪一回哪一卷是真本原本，哪一段哪一回哪一卷是訛是贗是另有隱情別情都弄不清，還怎麼侈談文本？為此，作為「夢」書愛好者，我十分感謝對《紅樓夢》及其作者、背景做了大量考證的學者的貢獻。同時，我也深感「曹學」、「版本學」等的能掌握的材料、證物、證據太少，謎團太多，等待結論的太多，結果許多斷語其實是出自論者的猜測乃至好惡，出自論者的感覺、靈感、個性，再輔以材料甄別與邏輯論證，主觀傾嚮往往勝過客觀實證，從一分材料得出十分結論，至少九分屬於「風險投資」。你無法因「夢」的版本、作者、背景的尚有爭議尚待考證而暫停文本研究，無法等待一切考證齊活再去觸摸文本，你就依靠一點點已有的背景知識大談文本卻又給人以無知妄言或者逃避考據的「硬」功夫，乃向著阻力最小的文本評說賣弄起來的感覺。
或謂「夢」的研究的特殊性與要點在於從中進行中華文化的研究與弘揚，善哉斯言！隨著歷史的曲折進程，新世紀的國人們與上個世紀不同，愈益知道了中華文化這本大經的重要與美麗。誰能捧「夢」而忽略文化的中華傳統特性，誰能談中華文化而不談《紅樓夢》，愛中華文化而不愛《紅樓夢》？
怎麼樣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逼近與把握《紅樓夢》，則是學養欠缺如我者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東讀西看，鱗鱗爪爪，碎玉散珠不少，系統地考察探尋則不多，更不深不透。泛泛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用……東一鎯頭西一棒子的「文化」不少，文學的、文藝學的與小說學的文化研究反而不夠。莫非「夢」的文化內涵就在那些細物用品風俗名稱的冷門細節偏題上，而不在全書體系之中？「夢」如大海，莫非「夢」的文化不在於海水海浪海潮而只在於一沫一沙，一藻一蝦？當然細節的知識性趣味性問題也是需要搞明白的，也是惠人良多的；但是《紅樓夢》中的文化當不就是點點滴滴零零碎碎的堆積，也不可能只是泛漫無際的「碰上什麼算什麼」，而應有其整體性，有其主幹。它應該是全書的思路、觀念、感情、精神架構、價值選擇、來龍去脈、符碼體系的凝聚。什麼時候能有一種貫穿全局，不遺細部，正面回答《紅樓夢》的文化性格問題，中西學兼有而以中學為體的既是全面的大氣的、又是細膩的敏銳的感覺精微的論著出現呢？
接觸到中國海洋大學的年輕女教師薛海燕博士的紅學新著《〈紅樓夢〉：一個詩性的文本》書稿，頗有些喜出望外。它確實部分地滿足了我多少年來的上述認知飢渴和閱讀期待。作者有意識地不採用一般西方文論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理論中的人物、結構、情節、語言幾大塊的評析方法，也不跟隨拔高上綱的理論提升路線，不拘泥於已有的各大名家的紅學主旨，而又充分照應了當今各路紅學好手們的卓見高識；緊緊抓住書中的幾個關鍵的命題，幾個關鍵的語、詞、字，繼承了中華治學的字句分析考究的古老傳統，旁徵博引，追根溯源，參考百家，聯繫全書，聯繫中國傳統的特別是詩文（即不限於小說）的與明清歷史文化淵源，作出自己的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故意唱反調的，既是相當獨出心裁的，又是相當合情合理的，我甚至要說是平易近人的，卻又與眾不同的論斷。讀之，每感深得吾心，又每感深益我學，乃樂我之先睹為快，有不能已於言者。
例如，作者說：「近代以來思想啟蒙的文化使命，使大家一直有意無意地抬高《紅樓夢》的思想性……難免有削古人之足以適今日之履的嫌疑。」作者明明白白地分析了「夢」中揚女抑男的種種說法與近現代男女平等思想之間的重大區別，並援引了明清時期已經一再出現的類似的揚女抑男的說法。
作者指出：借讚揚女性的相對自然和超功利特點，以表達反對束縛的創作觀和社會觀（「女兒」——超功利——詩——避世、抗拒束縛），這在明清反覆古的創作潮流中早已成為一時之風氣。
作者援引當代日本學者合山究在《〈紅樓夢〉中的女人崇拜思想和它的源流》一文中得出的結論：「這和經常說的，和近代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觀有很大的距離。不過，像這樣的封建的戀愛觀和女人崇拜，應該說是《紅樓夢》讓封建的美學結成了美麗的果實。」
作者認為，這是將《紅樓夢》及明清有關「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的議論歸於「美學」範疇的問題，而否認其與所謂的「近代婦女解放論」之間的聯繫。這是很大膽的論斷，但又是很有根據的說法。順便說一下，一個男作家對於（青少年）女性的高度欣賞態度，詩化態度，叫做無限愛慕的態度，對女孩子出嫁的遺憾心理等等，其實也可以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加以說明。不論是「屠格涅夫的女性」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兒」、「冰姑娘」，不論是梅裡美的「卡門」還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乃至於雨果、狄更斯、福樓拜（他說過：『包法荔夫人就是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女性，都凝聚了創作者的無比愛心。這種愛心既包含了對污辱殘害女性的社會的批判，也承載了作家本人對於女性的眷戀、追求與嚮往，有它的弗洛伊德——藝術審美式心理依據。例如安徒生就是一個老單身漢。他的童話《老單身漢的睡帽》寫出了老單身漢的多少痛苦！而筆者的少作中也常常流露出此類愛戀（更中華文化式的說法應該是『愛慕』而不是愛戀）「女兒」、為女孩子的命運憂傷的心緒，以至於有的領導與師長善意地指出：王某在《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與《青春萬歲》等作品中都有對結婚、結婚典禮的非正面（惆悵、無奈直至厭惡的）描寫，說明了本人的「感情不健康」。
與此同時，薛博士對賈寶玉的分析與強調他的反封建、叛逆性格論者不同，而是指出他的「不以現實價值和意義要求生活，而能尋求有韻味和獨得之樂的生活方式」，指出寶玉「放棄強勢而選擇弱勢，放棄攻勢而選擇守勢，放棄功利而選擇審美」，並從寶玉的只管當前，只管瞬間的傾向中尋找楊墨思想的跡象，應該說這些都具有原創性與說服力。
再如作者對於薛寶釵並非陰謀害人的論述，比較體貼事實，也符合我個人的一貫閱讀觀感。作者指出：「寶釵大體上都能做到利於實務而不損人……與其說《紅樓夢》意欲以類似的事例暴露寶釵的『奸詐』、『冷酷』，莫若體察小說從多角度、多側面展示寶釵『時』之行事風範的苦心。」
作者強調「夢」的「以詩文為小說」的寫法特點及其意義，充分考慮《紅樓夢》的雅俗共賞特點，考察《紅樓夢》聯結雅俗的方式。強調超越俗言的解讀規則的重要性。例如作者認為「夢」中的「女兒」，總是與詩聯繫在一起的，女兒與詩互為符號。
作者說，「詩」與「女兒」之間的高度對應……在具體描寫中，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寫「詩一樣的女兒」（即以「詩」體語言作能指，描寫「女兒」心態），其描寫對像主要是錦心繡口、善寫詩的女子；一種是寫「女兒一樣的詩」（即以描寫「女兒」作能指，對「詩」性提出態度和看法），其選擇的女性主要是聰慧靈秀、光風霽月、品性高潔之流。這樣一種感應，應該說本身就很詩也很女兒。作者的關於「女兒」與「水」之間隱喻關係的「純陰」內涵使《紅樓夢》的陰性立場和女性關懷最終都以形而上的「詩」和「美」作為旨歸的論斷極有特色。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裡，「女兒」自然而然地幫助藝術欣賞、美學理想與藝術消費實現了對象化。藝術本身，就常常富有陰性特色，更貼近女性。舞蹈也好，藝術體操也好，水上冰上芭蕾也好，人體造型（繪畫、攝影、雕塑以及人體本身的彩繪等）也好，某些（強調坤角的）戲曲也好，女性都佔據主要、核心或全部位置。這樣看，《紅樓夢》的陰性立場不難理解。
我很欣賞作者對於「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的一段分析。作者說《紅樓夢》「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語境中，香菱被推到泥地裡，「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而寶玉幫助她換裙，隱喻了這個「水一樣的女兒」被「爛泥」玷污，而寶玉則希望給她撫慰和關心。「解石榴裙」和「夫妻蕙」、「並蒂菱」等語碼雖然帶有明顯的性指涉含義，但小說中有關換裙子的描寫委婉曲折，又寫寶玉回去借襲人的裙子，又寫寶玉歎息香菱的所事非人，最後成為對寶玉與「水一樣的女兒」之間「意淫」關係的細膩真實的描繪，「解石榴裙」等符碼的性內涵不能不被淡化和推遲。《紅樓夢》的性描寫因此實現了細膩真實與含蓄委婉兼備，不與倫理道德衝突，從而達到了「言俗而意不俗」的境界。傳統小說性描寫的意義危機、立場危機也因此被解除。
這樣的分析堪稱命中靶心。筆者每讀到「夢」中此節，就會想起《靜靜的頓河》中一起半強迫的性事後弄髒了裙子的描寫，那個描寫相當野性，有點髒。果然，那個被半強暴了的哥薩克「女兒」後來變成了性饕餮，一名男子與她交合後的反應是：「（對她應該）牽一匹公馬來！」比較一下此章節的「情解石榴裙」的說法，雖然太多地透露了性的含義，但內容又似乎遠遠拉開了距離。一個是《紅樓夢》，一個是《靜靜的頓河》，一個是肖洛霍夫，一個是曹雪芹，一個是哥薩克，一個是大清貴族之家，不同文化的性意識文學下載，其不同處是多麼有趣。
其實《紅樓夢》裡也有野的描寫，如關於賈璉和鮑二家的、和多姑娘的性事的敘述，就是往獸化上漫畫化上靠。對於曹雪芹來說，性事上的文野之分，是人格人品之分的重要標誌，這裡邊固然有封建文化對於性的壓制禁忌，但也有它形成的道理，生為人類，也還得考慮考慮，琢磨琢磨。
這樣，人們對於「夢」的意淫說，對於理解《紅樓夢》愛情描寫性描寫從慾望的層次昇華到審美的層次有很大的意義。對於理解與感受林黛玉這一人物的「用眼淚過濾了性內涵」也很重要。
作者以相當的材料論證指出明清小說有一種對小說的禮教和倫理教化的內涵持淡化和虛無化態度。她說：「淡化、虛無化小說意義（所指）的傾向與強調小說教化意義的正統創作觀念構成儒道互補的關係（作者按，此論有新意，但嫌粗疏了），以『無』和『假』的不同方式應對現實，共同抗拒著小說的現實化和世俗化。」這就使《紅樓夢》的出現變得有跡可尋。也使我們對於中國小說傳統的理解豐富了也深化了。
我尤其得益於此書的是作者對於中國小說言俗而意雅、言此而意彼的狀態和由來的分析，它們涉及了中國特色的小說學流變而且涉及了中國雅文學、中國詩文的一些根本特點，它們包含了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把握也直指中國文藝學的個性，站得高，視野遠，而又尊重事實的各個側面。
薛氏指出：傳統白話小說作為一種地位很低的敘述文類，迫於「價值危機」和「生存壓力」，在選擇「言語」（能指）和確定「意義」（所指）方面一直有比較明顯的追慕經史、詩文等高級文類、雅文化文類的傾向。但是小說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又使之無法高攀雅文化，乃出現了許多議論，許多策略。
乖乖！為何非要高攀不可？
以我為例，知道「車、別、杜」卻不知道清朝寫《蜃樓志序》的羅浮居士。於是見到他對於小說與大言之異的辨析，便深感雀躍：
……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雲、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艷富、辯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辨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閒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之正宗也……《大雅》猶多隙漏，復何譏於自《鄶》以下乎！
多年前我曾經反感於對小說只寫杯水風波、只寫小男小女小貓小狗小花小草……的指責，指出「別忘了還有一小，就是小說，否則改成大說好了」。這回好了，薛博士的論著裡的材料證明，中國歷史上早就研究過這方面的問題了，中國文藝學小說學遠不是那麼寒傖。當然，羅浮居士的做法是以退求活，是低調求擴展小說的活動空間，他的立論並不完備。
薛氏稱她的撰寫此書，乃是著眼於《紅樓夢》對傳統文學創作模式的繼承和創新，分析其對文學創作模式的態度，從沿襲或創新的角度考察創作的用意、主旨，在上述範圍內切實解答《紅樓夢》的內涵和價值問題；關注《紅樓夢》在「《詩》六藝」說、文章學所代表的傳統創作模式的和後起的小說創作習慣之間的取捨，並研究它在更深層的雅俗文化之間的立場、態度；並比較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模式影響下的《紅樓夢》的文化內涵、立場與西方經典小說之間的異同，使「文化」研究真正為分析、解讀、闡釋小說服務，成為小說研究的一個有機範疇。
這個大氣的聲明不是猛烈的「大言炎炎」，而是實踐。
薛氏引用《紅樓夢》作者的夫子自道：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薛氏認為，「夢」小說的現實性和世俗性的「實錄」不過是「滿紙荒唐言」，而真正「意指」（「所指」）隱藏在所謂「淚」與「味」中。「誰解其中味」？標明了「讀」和「想」必須「略其行跡，伸其神理」，這既是期待，又強調了必須超越於「俗言」的解讀規則。「言此意彼」的遊戲態度製造出「道可道，非常道」的經典的文化求索氛圍，其間傳達出幾許狡黠，幾許悵惘。
分析得巧，但竊以為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雙向的，荒唐言與其中味的關係也是雙向的，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沒有後者，同樣也沒有前者。
我認為，荒唐言云云，還傳達著作品的另類性，與作者的極盡想像虛構之能事。在這個意義上，小說都有點「荒唐言」的味道。不承認小說的荒唐性，與不承認小說的「小」一樣，將會製造出許多牛頭不對馬嘴之紛擾，乃至造成文學與精神生活的劫難。同理，喜歡大言炎炎的人可能有許多好的成功的選擇，惟獨選擇了寫小說是糊塗：他或她毀了自己也毀了小說。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薛海燕說「誰解」二字既是期盼也是絕望。 嗚呼，何知曹之深也！
晴雯補裘，作者認為這一事件略略脫離了寶玉愛護女兒的性格邏輯，此論令人一震。作者又從補裘想到修舊如舊的象徵意義，指出「補裘」之「補」既是挽救療救，又是修舊如舊……「修補」前代小說漏洞的之「補」既是挽救療救，也是修舊如舊；《紅樓夢》寫法之「新」，使小說創作回歸經史傳統。這種關於創新與回歸傳統之間的關係的分析，值得一想。作者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但還需要探討再探討，深入再深入。
薛氏從「夢」對於晴雯補裘修補描寫之細拈出「界線法」，想到全書的補天主題，分析「夢」的「批判現實主義」與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之別在於一個模糊「我」與現實的距離，一個強調這種距離。同時「夢」的結構又有別於西式象徵主義，前者強調，而後者模糊象徵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薛氏強調「夢」的反儒，回歸到陰陽之道。乃有結構上共時的二元格局，歷時上的轉化循環，立場上的同情弱者，並從中分析其與西方長篇小說結構上的區別。此論出了個特大號題目，值得做幾篇大文章。
作者指出：我們將主要考察有關白話小說的評點、評論，並把小說的「真實性」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合理性，即小說的敘事「合情合理」，這是小說的能指層面——文字是否具備可信性的問題；二是現實性，或曰客觀性，即小說所敘是否「實有其事」，這是小說與外在現實的關係問題；三是真誠性，即作者是否通過敘事傾向真實表達了自我，這是小說與作者的關係問題。此說亦十分要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提出客觀真實與主觀真實即真誠的問題，有人驚呼勇敢，有人表示非議。過了二十多年，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一點同調。看來中國傳統的真實觀，也是一個好題目。
本書從結構的民族性這一大角度，力圖同時考察其相對於西方小說的民族性和相對於前代小說的創新性，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其特點、意義和價值。作者指出《紅樓夢》的時空格局的循環性與求真求實精神的淡漠與缺席。說是《紅樓夢》「真假」探討的遊戲性和藝術性模糊了其面對現實、世俗和自我的態度，將小說引向了非現實化和非世俗化的道路。本書又強調「散點透視」相對於「焦點透視」的內在精神，主要在於其主觀性原則；而中國長篇章回小說的「散點透視」傾向，卻一向被研究者看作導引小說走向「客觀」描寫生活和「寫實」的重要結構因素。事實上，在中國長篇章回小說發展史中，「散點透視」傾向有著促使小說逐步抒情化、「詩化」和文本化的意義。
薛氏論述明清白話小說「載道」結構由「實心」向「空心」的轉變，伴隨著小說的文人化（文人創作）和文本化（由說話型轉向閱讀型）進程。在此意義上，文人之與小說發展的貢獻不僅是增強了後者的反思性和文化底蘊，同時還使後者表「意」而無「意」，成為一個「無題」，一個「聲聲慢」，一個通俗的「修辭」。從本質上說，這是詩文創作方法介入小說創作的結果。
這些論述牽扯到一些重大的文學史與文藝學問題，論之亦大矣！這種有想像力的治學，令人稱快稱奇。其實，象徵的力量恰恰在於它可能突破原作者自己的設計，而這種能指的後面有著幾乎是無盡的所指的創作，其價值恰恰在於它的幾乎無盡的可想像性、可寄托性、可分析性。但是，遇到呆板的，頭腦拴到一根繩子上的讀者，再好的作品也沒有用了，再好的理論也無計可施了。
此書對於意、言、文（按羅浮居士的說法，還應該加上「說」）三者之關係，對於「時寶釵」之「時」，對於「情不情」、「情情」、「無情」之情以及情在儒家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對於林黛玉之思家與封建的「家國」觀念的分析極可回味。它一面揭開黛寶關係中被推遲出場、被過濾了的性內容，一方面又指出了《紅樓夢》對真摯親情的表達乃是向倫理情感和家國思想回歸，《紅樓夢》家族語境中親情的真摯性與其社會性和功利性之間卻又有所分裂背離，還指出《紅樓夢》中黛玉之「思家」和「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本質：非所謂「追求自由」，而實則表達了對「家國」之「根」的系念和惘然情緒。這種家國觀念，其實是符合儒家思想的。作者還強調了與愛情幾乎是同等重要的《紅樓夢》的親情的地位與作用，即使是寶黛關係，除了愛情以外，也還飽含著親情。而親情的另一面，恰恰是儒家強調的人倫道德。這麼一說，全面些了也實際些了。我們只看到它的愛情悲劇，看不到它的親情悲劇，這恐怕也是文藝觀念西化的結果。
關於探春的「興利除宿弊」與興利、爭利、享受三者間的關係，對於「網狀結構」說的林林總總的論說，也都可圈可點。
這是一部認真做學問的書，旁徵博引，古今中外，讀之，你當為作者的硬碰硬的治學努力所折服。這又是一部頗有靈性的書，學問認真但絕不呆氣，叫做靈動有致，時見珠璣。這是一部獨立思考，很有頭腦的書，讀之獲得一種智力享受。如果說還有什麼期待，那就是文獻問題恐難過於迴避（例如後四十回問題），個別論斷尚嫌生硬，大量學問與大量宏大見識也還有待更好地消化推敲與融會貫通之處，非常博士的文體也還可以向更娓娓動人的敘述方面過渡一下。學而時習之，其樂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