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一種新解讀
都說中國文化的同化力強，每一次外域文化的入侵都遭受了不可逃脫的文化厄運，「入鄉隨俗」的文比理念在經歷每一次血與火的洗禮後逐漸升格為文化意志，似乎只要文化不死，民族就不會亡。於是，有人被這種假象所迷惑，誤以為這是中國文化的神性所在。實際上，中國文化形聚實神散，儘管其內核不外是儒、釋、道三者的合一，但儒家學說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後成為僅供參考的文化墓誌銘，釋與道作為整個內核的補充部分也僅僅是部分失意文人的文化詠歎調。如果對中國文化進行一次認真審視的話，便很難從中梳理出一條帶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具備終極和神性探索意味的主線。但這並不是說，古人沒有為此作過努力。從這種意義上說，《紅樓夢》確確實實地為中國文化凝了一次「神」(神性)，完成了一次文化皈依。
中國文化的起源是伴隨著先人實踐理性思維的成熟和自覺而逐步發端的，作為文化童年期表徵的神話故事就明顯地帶有這種理性萌芽的烙印。中國神話較早地實踐了對客觀自然的觀照，從《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到《西遊記》中大大小小的山神、海龍王、土地爺，這些客觀自然物既是主體觀照和改造的對象，也是主體膜拜和尊崇的偶像。古人對自然又敬又畏的矛盾心理從實踐和認知兩個層面一張一弛地調節著古人對自然的功利需求。如果人對自然的認識深了一層，進了一步，自然就成為人征服和改造的實踐對像；如果人的理性不能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人還缺乏對自然的駕馭能力，那麼自然就被供奉為祭祀的神，成為左右人的意志的恆量。儘管古人對自然的實踐僅僅憑借想像這一主觀工具，但在對客觀世界的認知上正在逐漸由為我所知向為我所用的理性認知模式演進。《山海經》精衛填海中的大海成了復仇的對象，女媧補天中五彩石成了補天的材料等等，無論古人對自然的認識多麼稚拙、幼嫩，但自然作為可改造可利用的工具理性意識的萌芽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對照西方的古希臘神話，儘管也具有把自然作為工具的工具理性意識，在認知層面上與中國神話具有同構性，但在價值層面的開拓上，卻表現出了迥異其趣的特質。以《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所要盜取的火為例，這個火既是人間所必需的最後一樣東西，也是過濾了具象化的物質形態的抽像理念，它既為人的物質存在所必須，更為人的精神存在所需要，因而其工具理性的作用相對淡化，終極性與本原性的價值功能愈發由白變黑，這裡卻是由黑變白，只黑、白兩種顏色之間的交替變化，就構成了杜甫詩歌風格的多樣性。
杜甫不僅善於用黑、白，而且善於用最鮮艷的紅色：「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栽桃爛漫紅」(《春日江村五首》)、「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送朱櫻》)、「娟娟花蕊紅」(《奉答岑參補闕見贈》)……鮮艷欲滴的紅色，不僅生動地表達了桃花、櫻桃等的鮮美誘人，而且起到了渲染熱烈氣氛的作用，使人感到春天的溫暖、春色的秀麗，以及明媚的春光給詩人帶來的莫大的愉快和歡樂。
詩人對色彩美的追求，也體現在用五顏六色來打扮他的詩句中，如「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游何將軍山林》)、「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山林》)、「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冬日謁玄元皇帝廟》)、「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四首》)、「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晴二首》)、「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遣興五首》)……詩人對赤、橙、黃、綠、青、藍、紫等各種顏色有著極為敏銳的感受，因而借助它們的萬千變化，描繪出五彩繽紛的蒼松、翠柏、紅蓮、綠柳、黃鶯、紫燕等等。
色彩美使杜甫的詩歌清新流麗、情景交融、妙景如畫。它不僅顯示出詩人高超的駕馭色彩美的能力，而且也深深地表現出詩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比熱愛，對生活的熱愛，對美的熱烈追求。而這正是杜甫詩歌之所以感人的原因，也是他的詩歌充滿了深邃厚重的美學意識的原因。
〔1〕〔3〕《草堂》1981年第1期、1986年第1期
〔2〕〔4〕〔5〕〔6〕〔7〕見《杜甫研究學刊》1989年第3期、1984年第2期、1995年第3期、1989年第2期、1991年第4期
〔8〕轉引自朱立元《黑格爾美學論稿》．第9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9〕鍾嶸《詩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