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紅學研究
一、20世紀紅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和主要成果
當20世紀的跫跫足音向著新世紀未來的時候,紅學,這個在傳統眼光中不無貶義的一門學問,在中華民族接受科學與民主洗禮的漫漫長途中,也迎來了發生裂變的新時代。在這個新世紀裡,最先映入人們眼簾的紅學著作是王國維的1904年出版的《紅樓夢評論》。在這部著作中,王國維依據德國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哲學對《紅樓夢》進行了有別於傳統的理論研究,與中國傳統的感悟式評點不同,它的結論是經過嚴密論證的,它彷彿預示著一個新世紀的到來,一個依據於西方近代科學觀念進行紅學研究時代的到來。同時,不無遺憾的是,與其說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從美學上對《紅樓夢》進行研究的著作,毋寧說是對叔本華哲學的悲觀主義的觀點依據於《紅樓夢》寶玉出家故事框架所作的概念演繹———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是對《紅樓夢》這部巨著的進行肢體分解———取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結果。儘管其觀點———認為小說的主旨是慾望的痛苦和生的解脫,即所謂「自犯罪、自懺悔、自懲罰、自解脫」———在今天看來這種濡染著科學色彩的論證實際上是皮相之論,但它對本世紀紅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不能忘記,20世紀初年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在神州大地上瓜分民脂民膏的樂園,也是西方各種哲學觀點在不再神秘的東方野馬馳騁的新域。前者是中國人被迫接受的,後者是中國人尋求解放的自願自覺。在各種思潮、流派、主義激烈摩蕩、較量、衝突中,王國維對《紅樓夢》的研究如此,胡適對《紅樓夢》「重事實」、「重證據」的研究也未能例外。
如果說,王國維的悲觀主義情緒是本世紀初「民族危機論」的反映,那麼胡適的實用主義則暗會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自救圖存」的心態。對於中國的知識界來說,在長期的失敗主義面前、在沉重的歷史包袱面前,對新嘗試和探求新道路的誘惑,遠遠勝過冥想玄思中的各種悲觀主義論調。如果說,王國維的著作沒有很好地發揮其理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功能的話,那麼,1917年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則很好地配合了時代的需要。蔡元培先生認為《紅樓夢》是「排滿」之作,當然可以看作是對辛亥革命在意識形態上的輿論回應。然而,這一著作在方法上卻是屬於上一世紀的,牽強附會的人物比照,充滿著主觀隨意性,它的科學品格嚴重不足,顯示了與新世紀對紅學研究要求的格格不入,導致了胡適強調解決「問題」、迴避「主義」的「考證派」,以科學的姿態和面目對它的成功批判和迅即取代。
所以,真正敲響紅學研究新世紀鐘聲的是胡適。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發表、192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的出版標誌著一個時代的完結———索引派紅學研究的終結〔1〕,標誌著20世紀紅學研究的開始———以「自敘傳」為主的紅學研究佔領了20世紀的前半世紀。儘管此前有王國維、蔡元培的著作、王夢阮的《紅樓夢索引》(1916年)等早已在20世紀築起堡壘,但他們均無里程碑的意義。從世紀回顧的角度來看,真正搶佔20世紀紅學灘頭陣地制高點的是胡適和俞平伯。蔡元培的紅學著作已成為紅學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話,王國維的紅學著作中的觀點也難以為繼,更多的時候它是作為失敗的教訓被例引的。當時,胡適譏諷索引派、影射派的紅學研究是在「猜笨迷」,雖然說法粗魯,卻擊中要害。從後來索引派的大多數著作來看,它們確是面對《紅樓夢》進行自娛自樂式的胡思亂想,不具有理論品格和學術品格,根本不能與新興的考證派「新紅學」相抗衡。雖然20年代、30年代、直至90年代〔2〕,一直有索引派的紅學著作不斷出版,可是,它們永遠地成為了歷史。後來,劉世德在《質變:從「舊紅學」到「新紅學」》一文中,如此評價「新紅學」的偉大貢獻:「它成功地用考證方法代替了索引的方法,用『尊重證據』的實事求是精神替代了主觀臆測,賦予《紅樓夢》研究以科學性,把紅學從荒誕無稽的遊戲中解脫出來,還原為學術性的事業,把《紅樓夢》研究從邪路拉回了正途。」〔3〕
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舊紅學」索引影射說的余續綿延,20、30、40年代則可以說是考證派的「自敘傳」說走向輝煌、獨領風騷的時期。
「自敘傳」紅學研究的三個代表人物是胡適、俞平伯、周汝昌。
他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二)《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書中的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賈府的興盛衰敗隱敘了曹家的受寵和抄家的歷史。(三)《紅樓夢》是未完成的作品,後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以上為胡適的貢獻)(四)《紅樓夢》的藝術風格是「怨而不怒」。(五)《紅樓夢》的主題是反映了封建地主家庭的衰落,是作者「色」、「空」觀念的反映。(以上是俞平伯的貢獻)(六)《紅樓夢》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特殊政治鬥爭的產物。(七)根據「脂評」而徹底否定了後四十回,認為《紅樓夢》的全本曾存在過,由「脂學」而發展到「探佚學」。(以上為周汝昌的貢獻)
馬克思主義及其在文學上的觀點從20年代開始在中國啟蒙、流播、普及,但它在二、三十年代還沒有指向紅學研究,甚至它在40年代對紅學研究的影響都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王崑崙同志的《紅樓夢人物論》有重大意義)。
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馬克思在文學上的觀點影響到紅學研究方面,看來是必然的。只在時間上存在著或早或晚的問題。解放初期,毛澤東號召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無疑在時間上起了促進作用。
1954年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發表標誌著20世紀的紅學又進入一個新階段、新領域。他們二人的第二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一文,指出「把《紅樓夢》這樣一部現實主義傑作,還原為事實的『真的記錄』,認為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動地毫無選擇地寫出自己所經歷的某些事實。這樣引申下去,《紅樓夢》就成為曹雪芹的自傳,因而處處將書中人物與作者的世身混為一談,二而一的互相引證,其結果就產生了一些原則性的錯誤。」〔4〕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鍾洛的《應該重視〈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稱李、藍的兩篇文章是30年來向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胡適派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反擊的第一槍,可貴的第一槍。
公正地講,「新紅學」確實有許多偉大的貢獻,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同時在學術觀點上也存在著千瘡百孔的漏洞。把小說《紅樓夢》說成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考證結果就是遠離作品的實際的。從藝術創作規律的角度講,對「自敘傳」的否定也是無法避免的。因為人們遲早會發現把文學作品說成是作家的自傳是一種狹隘之論,局限於作家的個人身世經歷研究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遠遠不能夠滿足人們要求更深入地理解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願望。由於胡適和俞平伯把考證放在第一位,也確實忽視了對這部巨著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藝術價值的評價和研究。李、藍的第一、二篇文章,指斥俞平伯過分看重作者思想中的落後因素如色、空觀念對作品的影響,忽視了作者的現實主義手法在作品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僅只把《紅樓夢》看成是作家的自傳,而忽視了其更廣泛的社會意義;寶黛愛情與賈瑞的「調情」混為一談;將作家的文學修養與文學的傳統性混淆起來等。這些觀點受到了強烈的抨擊是歷史的必然,是紅學研究深入發展的必然。紅學研究的主潮迅即發生轉換———由考證而社會—歷史分析而階級分析。「自敘傳」說的一統天下的局面終於一去而不復返。
李希凡、藍翎的論文發表後,紅學研究依據於當時人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而得出的主要的觀點是:(一)《紅樓夢》是作者概括眾多封建貴族家庭的衰敗命運而得出的對於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認識。這部巨著是反映封建社會方方面面和眾生相的百科全書,並非是作者的「自敘傳」。(二)《紅樓夢》的客觀內容是對階級剝削、壓迫、反抗、鬥爭的描寫〔5〕,是以寶黛反抗封建禮教、爭取愛情自由為中心的貴族大家庭的生活圖卷〔6〕。這裡反映著作者世界觀的矛盾,但其主導傾向是反封建的主題思想,而非「色」、「空」觀的主題說。(三)在藝術方法上是現實主義的典型概括,並非「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周汝昌語)的自然主義。(四)對後四十回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主要是肯定了後四十回的貢獻。
從宏觀的歷史的角度講,紅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並不是對「新紅學」所有觀點的否定,這顯然是一種辯正否定,即有一定繼承的否定。在作者是曹雪芹、後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嘗試者也採納著、捍衛著胡適的觀點。只不過,由於這一否定採取了絕對對立的論戰形式,並伴隨著危害學術自由、最終演化為對個人圍攻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和後來者對紅學研究有一種前後截然割斷的感覺。
二、20世紀紅學研究的兩種方法及其得失
考證派所運用的方法實際上是文學研究上的傳記學方法。傳記學方法證據於這樣的文學觀念:沒有被藝術家所經歷、體驗過的生活,就不可能被藝術家在作品中描繪和表現。換言之,藝術作品中所描繪和表現的場景、人物、故事,都是藝術家直接或間接經歷和體驗到的實際生活的一部分,要瞭解藝術作品的意義,就必須研究作家的一生,包括家庭、婚姻、學術修養、生活經歷、趣味愛好等。20世紀的前數十年傳記學方法之所以風行,一方面可以說是外國科學思維方式的影響,更重要的內因是20世紀對《紅樓夢》新材料的發現(胡適在此一方面的功績功不可沒)也是空前的,這些新材料的發現,有力地支持了傳記學方法所進行的「自敘傳」的研究。有趣的是,20世紀為傳記學方法在《紅樓夢》研究中發揮無與倫比的效應準備了十分豐富而又十分充足的文獻材料。曹雪芹出身世家,書中主人公賈寶玉也是世襲望族的大家子弟;曹家由漢入滿,賈家也滿漢不清;曹家有王妃與皇室有葛籐,賈家則直接出了一個皇妃;曹家曾世居江南南京,賈家也自金陵而來;曹家在江南接駕四次,賈家在江南也接駕四次;曹家經歷了由盛到衰的滄桑巨變,小說中的賈家也是由榮而枯、富貴不再,其共同的重要原因是被皇帝抄家……有太多的理由讓人相信,書中的賈家就是曹家,賈寶玉就是曹雪芹。有太多的理由讓人們相信,曹雪芹是在寫自己的家族的歷史。
《紅樓夢》的作者之迷,一直是困擾人們的不解難題。確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並且發現他是曹寅的孫子,這無疑是胡適的偉大貢獻。但是,曹雪芹的資料又是不充分的。特別是關於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直接材料的缺乏,使得否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聲音也不絕於耳。似乎是為了證明曹雪芹就是《紅樓夢》的作者,「自敘傳」的觀點越來越極端,把曹雪芹的家族歷史、個人身世與《紅樓夢》故事內容的一一對照式的比附和映照、印證,便成為後來考證派紅學研究的主要意趣和旨歸,這預示著「新紅學」派已走上了日薄西山的窮途末路。
傳記學方法在「自敘傳」觀念的統攝下,演變為對作家身世與小說故事的比照,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又不能不說是胡適的責任。因為,胡適是「自敘傳」說的始作俑者。把文學作品視為作家個人的傳記或家庭的歷史,就超出了科學文藝觀的界限,滑向了實證主義的泥潭。這是傳記學方法走向極端的結果。傳記學方法在運用中的主要失誤表現在:一,混淆作家個人身世與作品主人公故事之間的界限。二,在考證作家身世和作品評價上本末倒置,以考證代替對作品的歷史分析和美學分析。這兩點,在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中都有所反映。
周汝昌先生在紅學方面的人物比附如同他的傑出貢獻一樣,令人讚歎復又吃驚。例如,周汝昌先生認為書中的史湘雲就是脂硯齋,就是曹雪芹的表妹、移居西山之後的新娘、逝世後的寡妻。〔7〕周汝昌先生完全將書中人物與生活中的人物混淆起來,正像曹雪芹的個人身世經歷有三次婚戀變故一樣,「寶玉的一生也是經歷了與三位少女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林黛玉先逝,薛寶釵後亡,最後與史湘雲在貧困不幸的境遇中終得重會。」〔8〕這些觀點,由於材料的不完全、不充分,只有靠想像來彌補,眾多的假設、瑣碎的考證、牽強的比附,極大地損害了造詣深厚、淵博多能的周先生在學術上的嚴謹形象。可以說,周汝昌先生既是考證派「自敘傳」學說的集大成者,又是將傳記學方法庸俗化的最突出者。
再如,周汝昌先生把考證看成是紅學的主幹,甚至將對《紅樓夢》的藝術分析和歷史意義分析開除到《紅樓夢》研究之外。「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法、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物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據此,周先生對紅學的範圍確定為四個方面:一曹學;二版本學;三探佚學;四脂學。〔9〕傳記學方法在紅學研究上的沒落,代之而起的是社會—歷史學的方法的興起。傳記學方法統治紅學研究數十年,一家獨尊,形成人們心理上難以忍受的單一局面。當人們期盼對紅學研究的更新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無疑是可以發揮巨大威力的。伴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武裝的政黨在中國取得了政治勝利,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權威地位也是不可置疑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學方法,依據於這樣的文學事實:文學在社會生活中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它是對一定社會歷史存在的反映,脫離它產生的現實土壤,並把它與其它人類精神現象諸如政治、道德、文化、宗教、哲學等相隔絕,我們就無法理解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同時,我們又知道,馬克思也是十分強調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的,在有階級的社會裡,以政治為中心的各種意識形式都具有一定的階級性。認為藝術作品是藝術家對社會生活的審美的反映,這就使文學與更廣泛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聯繫。於是,人們不再局限在作家個人身世的狹小的範圍內去理解作品,而是把《紅樓夢》放到更廣泛的政治背景、時代背景、社會背景,民族文化背景上來考察小說的內容和意義,從而在更多的方面激活了紅學研究。不過,50年代對《紅樓夢》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小說產生的政治背景———當時一般的階級關係———出發得出結論的。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紅樓夢》進行研究是紅學的幸運,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簡化為階級分析法則又是紅學的不幸。
反思那場由紅學論戰迅即演化為紅學運動,又演化為政治運動的歷史過程,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和教訓是很多的。這裡,我們只就方法運用的得失來談一談我們的觀點。首先,是將階級分析法看成是社會—歷史學的唯一方法,並神化為無處不在、無處不靈、至高無上的萬應妙藥。給《紅樓夢》的作者尋找進步的、先進的階級的思想根源,就是把階級分析法庸俗化的一個顯例。李希凡、鄧拓認為「《紅樓夢》應該被看作是代表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市民文學的作品」,「曹雪芹就是屬於貴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興的市民思想影響的一個典型人物」,「應該說他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的」〔10〕顯然,這是想用階級定性的方法抬高《紅樓夢》的社會一歷史意義。由於這一說法距中國社會的實際和作家家庭的實際相去甚遠,所以又有人認為它反映的是封建社會中革命的農民思想。因為「當時根本矛盾和根本問題只能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正是「從農民以及以農民為首的勞動人民的革命的發動、革命的思想感情和願望以及他們對於封建制度的憎恨、仇恨」,「構成了曹雪芹深廣的社會批判的主要動力」。〔11〕把曹雪芹說成是農民階級革命思想的代表,論據也是不充分的,並且《紅樓夢》中所流露出來的作家對貴族大家庭必然衰亡的傷感情緒———即小說本身的傾向流露也不完全支持這一說法。刻意將作家的思想根源定義為「市民說」和「農民說」,是階級分析法氾濫、庸俗化的反映。階級分析法的持有者對《紅樓夢》思想根源和意義的爭論,顯示了這一被極端化了的方法之於《紅樓夢》的捉襟見肘和難以自運。何其芳最早發現了這種將馬克思主義機械化的主張的理論漏洞,並給予了有力的批判。當時,在他正確地得出「作者的基本立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的立場」〔12〕的結論時,這使得那些希望曹雪芹及其思想能有一個「好的」階級屬性的善良人們多麼失望啊!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會發現,以作者有一個先進的階級立場來衡量作品的價值的高低,又是怎樣的一種簡單化做法啊!
將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念簡單化的另一做法是,在把文學看成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時,有意無意地否定了作者的中介作用———藝術家的主觀過濾、折射、集中對生活原型的改變。這在對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的徹底否定上表現的尤為突出。社會—歷史學方法認為藝術是對社會生活(包括人物)的反映,而不是對藝術家觀念的反映,在肯定藝術只有一個源泉的時候,否認了作家的主觀能動性。認為藝術作品與藝術家的審美觀念有關係,甚至直接決定了主要人物的塑造,就意味著神秘主義的唯心論。當時,李希凡、藍翎是這樣批評俞平伯的,「這種理論的基礎就是不承認文學形象是客觀現實在作品中藝術的反映,作品的內容沒有客觀的基礎,人物性格只是作者的某種抽像觀念的演變。」〔13〕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認為作者在寶釵、黛玉這兩個人物上,持公平允中的觀點,沒有褒此貶彼的情感傾向,而階級鬥爭的觀點卻力主作者是揚黛抑釵的,因為作者有無可置疑的反封建立場,寶釵認同、服膺、忠誠於封建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寶黛叛逆立場的對立面,自然而然,作者在歌頌寶黛的同時一定對寶釵持否定、批判態度。在紅學研究的歷史上,持揚黛抑釵立場的人是大多數,階級鬥爭的觀點正好是對傳統閱讀趣味的迎合。可是,由於作者在描寫寶玉、黛玉、寶釵時的態度相當隱蔽,相當客觀,所以,在讀者中也有揚釵抑黛說。俞平伯提出「合一」說,實際上是認為作者對黛釵兩人均持肯定態度。俞平伯的這一觀點不失為一種理解紅樓人物的新觀點,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學術價值。李、藍非常堅定地講,書中寶玉對林黛玉的喜歡、對薛寶釵的疏遠代表著作者評價這兩個人物的態度,俞平伯的這一觀點被徹底否定了,到了90年代,著名作家王蒙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又回到俞平伯的立場上,認為小說家完全有可能依據主觀需求設置小說人物,「不完全把文學人物看成客觀的活人,而是清醒地意識到它們是作家心靈的產物,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載體……從這種角度看,林黛玉、薛寶釵各代表作家對於人性、特別是女性、應該說是作家所愛戀、所欣賞乃至崇拜敬佩的女性性格的兩個方面,也可以稱之為兩極。」〔14〕王蒙認為,依據於作家主觀觀念的人物創造,林黛玉、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女性性格素質、心理機制的兩極的高度概括。」〔15〕
討論「釵黛合一論」的目的不在於重新堅持或者回到這一觀點上,而在於對藝術家在創作中的中介作用和主體性、能動性予以充分重視。認為藝術家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和描繪沒有經過藝術家主觀觀念的篩選、重組、變形、分解、過濾,認為藝術家對生活的反映有直接的生活原型,主觀不對這一原型起任何作用,否認作家主觀的概括能力,這聽起來倒像是「傳記學」的「據實錄用」的觀點。這裡,我們發現社會—歷史學的持有者走到了他們出發點的反面。在爭論中,論戰雙方是如此滑稽地走向對方陣地,向自我開炮:一派承認藝術家對生活有集中、概括、傾向性,同時又否認藝術家主觀觀念的影響。一派估計到了藝術家主觀的作用,又認為小說就是分毫不差的作者傳記。
在歷史上,自傳學的觀點和社會—歷史學、階級分析的觀點積怨頗深,這是我們毋須諱言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借鏡歷史,我們要問為什麼本來是正確的、各有其合理性的兩種文學研究方法,在經歷了一段使用———建功立業之後,都不幸地滑向了錯誤的深淵?傳記學方法的庸俗化、社會—歷史學方法、階級分析法的庸俗化,從根本上講,是被絕對化的結果。當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被推舉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排斥其他一切方法時,它就將自己的片面性暴露無遺。馬克思的辯證法告訴線們,世界上的事物存在著普遍聯繫,而現代科學的任務就是發現在表面上相互對立的兩個事物之間的實際聯繫,使事物在概念上的相互對峙成為虛假〔16〕。傳記學方法和社會—歷史學方法並不完全對立,在社會———作者———作品三者之間,傳記學過於重視作者個人身世之於作品的意義,忽視了更廣闊的歷史、時代、社會對作家創作的影響,而社會—歷史學方法則過於重視作家對社會生活的直接反映,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作者作為社會———作品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忽視了作家對於現實的主觀折射之於作品形成的影響。典型化作為一種藝術手段,以個性塑造為目的,以對社會生活的概括為歸宿,但它卻只能建立在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基礎之上包括作家的個人身世、家族歷史、學術修養、獨特的情感體驗等。階級分析與自敘傳之間的對立,表現在眾多的紅學研究著作中間。但在那些對作品進行切實分析的紅學家那裡,在那些沒有被形而上學所束縛的理論家那裡,這種對立是不存在的。我們援引一例,如紅學家馮其庸說:「曹雪芹的《紅樓夢》主要取材於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己的經歷,他是以他身經的時代、家庭和個人的生活遭遇作為他的小說主要生活依據的,無論是小說情節的典型化,時代環境的典型化,封建貴族家庭的典型化以及小說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與他的家庭和生活經歷有關。」〔17〕這裡,典型化的觀念可以和藝術家的個人身世相連,也可以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相連。事實也正是如此,有的小說家偏重於以廣闊的生活背景為典型化對像,有的則偏重於以個人的身世經歷為典型化對象。在小說創作動因、過程、手法的複雜性上,特別是象《紅樓夢》這樣的大型敘事作品存在著難以一時窮盡的豐富性和相對性,這是並不奇怪的事情。如上觀點不應當看成是對兩種長期以來相互對立的觀點的簡單調和,而應該看成是對文藝創作規律的深層認識。有了這樣一個自覺,對自傳學的文學研究方法就不應該持排斥的態度。有了這樣一個自覺,就不應該像胡適那樣僅將作品看成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胡適《紅樓夢考證》)。馮其庸對《紅樓夢》典型化的看法,雖然不是批評這兩種方法在文學研究上的庸俗化傾向的,但這完全可以看成是針對他們的一劑良藥。
三、20世紀紅學研究的啟示
梳理本世紀以來紅學研究的線索是十分必要的。當我們站在世紀交替的歷史交叉口,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我們不能不對未來的紅學研究寄予變革的希望。走出極端主義的思維模式,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指導地位,把《紅樓夢》中的精華深入挖掘出來,使它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紅樓夢》是一部複雜的文學作品,其中包含著多種多樣的生活內容,涉及到宗教、文化、哲學、政治、道德等意識形態領域並與作者的人生觀,價值觀、階級意識、傳統觀念、社會理想、文學美學思想、園林美學思想、……等相關,所以,僅從一個方面、運用一種方法來研究它,只能得到《紅樓夢》在某一方面的「認識抽像」,這一方面的結論只有放在與其它結論的相互關係中,重新放在作品中,才能審視其合理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做到多種規定性的統一。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言》中曾經談到過他的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對科學研究方法的體會。「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像。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像,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18〕我們今天對《紅樓夢》的研究也面臨著怎樣從稀薄的抽像上升到具體的問題。說《紅樓夢》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書,說《紅樓夢》是一部宣揚人生無常、榮枯無定的書,說《紅樓夢》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書,說《紅樓夢》是以寫寶黛愛情為主的言情小說等等,應該說,各種說法都有其合理性,但它們又不是對《紅樓夢》最準確的、唯一的概括,它們從一個方面或個別詞句上涉及到了《紅樓夢》的內容,但卻沒有看到各自觀點在書中的恰當位置,而是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凌駕於他人之上,試圖用某一單一觀點一勞永逸地將《紅樓夢》的底蘊闡釋淨盡的。用一個觀點排斥另外一個觀點的方法,其原因是看不到《紅樓夢》是一個複雜的藝術整體的客觀事實。我們說方法和對像要適應,是說對像決定著方法。方法依據於對像而存在,非哲學———世界觀層次的方法並不能在所有的對象面前萬能。《紅樓夢》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決定著傳記學方法存在的合理性。《紅樓夢》中有階級對立的描寫,就決定著階級分析法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任何藝術作品又不都是作家的自傳,也不是對階級鬥爭理論的演繹。這就決定了傳記學方法、階級分析法都各有其局限性。實際上,這兩種方法都不是文學研究的最高層次的方法。因為,文學作品作為對象的存在,是審美的對象,包含著相對巨大的歷史內容。因此,我們才知道,馬克思是美學批評和歷史批評的統一論者,而堅決地拒絕用「政黨的」觀點來評價藝術作品。馬克思、恩格斯所以要對藝術作品使用美學和歷史相結合的方法,就是從對像決定方法的原則出發的。與其研究曹雪芹在作品中並不怎麼突出的階級思想,不如研究曹雪芹那融合了各種社會意識的美學思想,與其研究曹雪芹的家庭身世,不如研究曹雪芹的社會理想和歷史意識。面對一個相對複雜的藝術作品,就必須採用多種方法協同分析,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多種規定性的統一。
紅學研究中所得出的相互排斥、對立的觀點,實際上正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研究還處於「稀薄抽像」的階段,還沒有上升到《紅樓夢》的「具體」認識階段,即全面的認識階段的產物。承認《紅樓夢》有自傳因素,不等於否認作者沒有用典型概括;承認《紅樓夢》的內容涉及到階級鬥爭,不等於《紅樓夢》所寫的社會關係純粹或主要是階級對立;承認《紅樓夢》逼真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不等於說它就是康熙、雍正時期的王朝政治或者說沒有作者主觀的折射———社會生活直接地被反映到了作品中。表面上看來是相互矛盾的觀點,實際上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藝術家對對象的審美把握和藝術描繪中。《紅樓夢》中有生活中的多種因素,又以生活原態的方式被表現出來,各個因素相互融合,有如生活本身。曹雪芹的偉大和高超也正在這裡,他在不知不覺中把一個滲透著主觀評價的畫面非常客觀地展現在你的眼前,讓你沉醉、讓你聯想無窮。清理紅學研究的世紀遺產,還在於能夠正確地評價紅學研究中的各家觀點。實際上,《紅樓夢》研究中的對立學派所產生的對立觀點,在大多數讀者心目中是互補的,儘管他們在論戰的時候採取了各執一端的態度。紅學研究的落腳點在《紅樓夢》本身,觀點的價值要靠讀者依據於對《紅樓夢》的切實閱讀來評判。我們不能依憑海內外的風潮而搖擺,或者對傳記學的紅學研究全面肯定,或者對階級分析法的紅學研究全面否定。即使在紅學研究的某一派別內部,也應持分析的觀點。如:俞平伯先生雖然在整體形似上可以劃分到傳記學派之中,但他一開始就與胡適有分歧,在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分析上,俞平伯更重視作品本身的意義。在今天周汝昌先生對《紅樓夢》研究刻意求深的時候,俞平伯則指出紅學研究應該「淺一點」,「比如問賈寶玉是誰?」「大觀園在哪?」這是「鑽牛角尖,越搞越煩瑣,便失去了研究的意義。」(1986年俞平伯先生應邀赴港講學的演講)〔19〕應該看到,俞平伯先生早在20年代這一傾向就十分明顯。再如,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旗號的紅學研究中,也有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觀點,有些論者將階級對立看成是《紅樓夢》藝術描寫中無處不在關係,在小說人物關係上只看到對立,而看不到統一,甚至在父子之間也是只有對立,這種將社會關係簡化為只有階級關係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不符合《紅樓夢》藝術描寫的實際。
現在,該是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本來面目的時候了。20世紀傳記學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紅學研究中的經驗和教訓,已遠遠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必將帶來紅學研究的世紀變革新生。
注 釋:
〔1〕 索引派紅學並未退出歷史的舞台,繼蔡元培、王夢阮之後,還有闞鐸、鄧狂言、壽朋飛等人的以索引為能事的著作不斷出版。雖然索引派紅學家個個以指點迷津、解人癡夢的導師自居,然而人們給它的評語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走火入魔、匪夷所思。實際上,索引派內部對《紅樓夢》內容的隨意性解釋相互衝撞、相互否定,最後是走向了自我否定,「自己把自己打倒」。張國風著《〈紅樓夢〉趣談與索解》第327頁。春風文藝出版社。
〔2〕 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樓》(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國文學出版社1995年增訂版)中依然是用索引的方法來說明《紅樓夢》的內容的,霍國玲的研究成果在紅學界受到冷遇,進一步說明索引派各種學說被排斥在以「考證派」和「社會—歷史學派」為世紀主流的紅學研究之外。事實上,人們對索引派紅學研究已表現出不勝厭煩的、不屑一顧的態度。
〔3〕 《文學評論》1986年第2期。
〔4〕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24頁。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5〕 毛澤東同志認為《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中所講的四大家庭的「護官符」是全書的總綱。毛澤東曾對女兒李納講,《紅樓夢》寫了階級對立、階級鬥爭,後來又說《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
〔6〕 劉世德、鄧紹基在《〈紅樓夢〉的主題》一文中的概括是「我們可以這樣說,描寫以賈家為主的四大家庭的衰敗和沒落,從而對封建社會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使我們看到封建貴族、地主階級必然走向沒落和崩潰的歷史命運,這就是《紅樓夢》的重要主題。」見《名家解讀〈紅樓夢〉》上卷,第193頁。
〔7〕 參見周汝昌《曹雪芹小傳》第247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8〕 同上書第256頁。
〔9〕 周汝昌《什麼是紅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10〕 《紅樓夢問題討論集》第三集。轉引自何其芳《論〈紅樓夢〉》。
〔11〕 轉引自何其芳《論〈紅樓夢〉》。見《名家解讀〈紅樓夢〉》上卷,第168頁169頁。
〔12〕 《名家解讀〈紅樓夢〉》上卷,第177頁。山東人民出版社。
〔13〕 《紅樓夢評論集》第192頁。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14〕 《雙飛翼》第32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
〔15〕 同上書第331頁。
〔16〕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體會時說:「只有拋開互相矛盾的教條,而去觀察構成這些教條的隱蔽背景的各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和實際的對抗」,才能把僵死的教條「變成一種實證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2卷第170頁。
〔17〕 《名家解讀〈紅樓夢〉》下卷,第853頁。山東人民出版社。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2—103頁。
〔19〕 參見《紅樓夢一百問》第134頁。雲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