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紅學」
「紅學」之顯，大約在胡適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雖然在胡適之前，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已在學界頗引人關注，但因為方法上的或觀念上的問題，好的文章，並不多見。魯迅做《中國小說史略》，談及過曹雪芹的成績，關於版本、作者的看法，沿用了胡適的觀點，後又揣摩再三，以精湛的體味，道前人未道之言，遂將《紅樓夢》的價值，在學界標立出來。胡適與魯迅，在此領域上的貢獻，後
此後有關「紅學」的歷史，真可謂一波三折。自俞平伯起，這個領域從未平靜過。我編文藝副刊時，曾三次編發有關《紅樓夢》的文章，竟引來三次爭論，周汝昌、劉心武等均捲入。最後一次關於「紅樓宴」的爭論，差一點對簿公堂，最後竟是北京市委宣傳部出面調和，風波才息。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紅學」界的風風雨雨，想來讓人感慨再三。在中國歷史上，圍繞一部小說，竟衍生出如此多的故事，且與文化風潮聯繫在一起，是很少見到的。
依我之見，「紅學」在二十世紀，是很有成就的研究領域，但也走了很長的彎路。這彎路的根源在於，研究《紅樓夢》者，很少是作家和哲學家出身的文人，非作家，便不解創作的甘苦。九十年代，王蒙著《紅樓啟示錄》，一掃學院派的陳腐氣，讓人看到了藝術家內心的深切聯繫，許多體味，是學院派的人搞不出來的。非哲學家，有時治學便鑽牛角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些關於曹雪芹身世的臆斷文章，關於《紅樓夢》內蘊的研讀文字，似乎被俗諦所累，與《紅樓夢》文本，相距甚遠。這些，大約影響了「紅學」在深度上的拓展，對學術，亦多少有些損一個研究對象，一旦升到了某某「學」的地位，正是其價值的體現，但有時，也有相反的作用，離原本的東西，開始遠了。其實，《紅樓夢》的偉大，在於作者的心智情緒，已超越了凡夫俗子的鼠目寸光，將人性這個東西，與社會這種存在，從根本上進行透視研磨了。作者對人世間，可謂悲欣交集，哀歎大於企盼，失望多於平和，那種無可奈何而又悲壯的情懷，表達了中國文人深切的精神內省。曹雪芹之後，除魯迅之外，可與其比肩者，幾無存在。
胡適看到了《紅樓夢》的價值，但繞過了文本的文化隱喻，從作者身世說開去，說出了幾代人欲說又難以說清的身世之謎，那種以邏輯的方式，從已知推證未知的勇氣，至少在方法論上，豐富了學術視野。我們的學界，至今能像胡適那樣拒絕虛妄的精神演繹者，並不多見。要談治「紅學」，胡適的啟示，至今亦未過時。至於魯迅，其讀解《紅樓夢》的文字，環環入扣，中肯貼切，雖寥寥數語，可氣象不凡。那是只有深味藝術的人，才能噴吐出的文字。後來的王蒙等人，走的也是這條路子，或深或淺，但在對這部著作內涵的解讀上，多少做出了貢獻。
「紅學」問題上的爭論，大多是枝節上的，很少在藝術本體的角度，去深入地探究。關於曹雪芹出生地的爭論，其故居、墓碑的爭論，雖屬學術上的必然，但大多證據不足，材料稀薄，「紅學」如果陷入這類虛妄的爭執，那意義，顯然縮小了。幾十年來，關於曹雪芹舊物的論爭雖多，可令人信服的，十分有限。學術一旦淪為猜謎，與科學性，就分道揚鑣了。
我每讀《紅樓夢》，便深深佩服作者生花的妙筆。他描寫了那麼多的人物，沒有重複者、敗筆者，風姐、寶玉、黛玉、寶釵、襲人、平兒、晴雯……真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曹雪芹哀生者、歎死者，笑佞人、譏俗人，美智者、勇者、善者，刺陋者、丑者、妄者。文字素雅，語體古樸，不動聲色之中，有萬千氣象。作者寫人性的多面，性情的多面，沒有廢筆，用對白刻畫人，以細節勾勒人，白描與寫意，已將人間美醜寫盡，幾千年文化的精粹之乳，均浸入其間，屈原雖哀惋而不及雪芹之嗟歎，杜甫雖沉鬱而難有雪芹之悲愴，李贄雖怪異而無雪芹之奇黠……《紅樓夢》是人間的一幅哀歎之圖。那裡有你，有我，古人之影．今人之聲，都可在其中找到。中國人的德行，性格，審美之音，人生智慧，已在此間渾然托出。自《詩經》、屈賦、唐詩、宋詞、元曲之後，《紅樓夢》集古之菁華，啟後之來者，我們今天的許多藝術，仍承受著它的潤澤。
因此，「紅學」之顯，乃中國文化之顯。闡釋《紅樓夢》，便是闡釋古文明的流變，及人間的苦樂。不懂古哲學者，難入「紅學」；不解藝術情境者，難入「紅學」；無歷史癖者，難入「紅學」；無真性情者，也難人「紅學」。猜謎與演繹者，與曹雪芹甚遠；沽名釣譽者，與曹雪芹甚遠；以俗為真者，亦與曹雪芹甚遠……「紅學」，是真性情文學，民族之學，藝術之學。忘記了這些，以俗諦與兒女情長解之，只是「得間」、「讀後」，而非「學」也。
好像是英國學者愛·摩·福斯特說過，偽學是對學識的盲目崇拜。中國的學界，有時是被「偽學」充斥的。舊時有皇上大人的「欽定」史書。近代有蔣介石的「黨訓」及「四人幫」的御用學術。御用的沒了，又多了非科學式的虛幻精神，那方式有時頗像宋明理學，常從文本中找微言大義。這均不好，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在人文科學的領域，中國文人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僅「紅學」一門，可重新梳理、探究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個呢。明乎此，才知道我們的學界，還有著太多的處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