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與《紅樓夢》的不同生命感
讀過《金瓶梅》、《紅樓夢》的人對兩部小說都會有不同的評說,我想其中定有一種普通而重要的看法,那就是兩部小說給人以不同的生命感覺。一個感覺是赤裸裸俗濫的、無足輕重的肉體蠕動,另一個感覺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有醇濃詩意的生命悲歌。兩者都是世情小說,選材幾乎都是世俗性的,主體情節都是在一男子與眾女子間展開的,而竟產生了如此懸殊的審美感受,其中顯然有驚魂攝魄的差別處。下面我們從靈性之有無、性之純潔的有無、宗教精神之有無、存在真實感之有無四個方面,來看這一差別。
一
靈性乃人之有別於動物的那種自由創造之本性,是追求真善美的生命趨向,是人之不可欠缺之物。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缺點,就是無描畫靈性之筆,一路寫來的都是在慾望中討生活的渾渾噩噩之人。西門慶,號四泉,所謂的「四泉」就是酒色財氣皆為其所備的縮寫語。劉伶病酒是唯酒獨鍾,在酒中陶然忘我,超然拔俗,嗜酒使他靈性四溢。可西門慶的好酒卻與之相隔天壤。西門慶多的是酒中玩色,酒中謀官謀財,酒中與眾幫閒的耍笑。酒中帶仙氣不俗,酒中帶色財無賴氣卻俗不可耐。西門慶的貪財不只是俗不可耐,而是在巧取豪奪中惡跡斑斑。身處破落之境,他交通官吏,在招攬訴訟中詐取錢財。巧吞楊宗錫、花子虛、陳洪家財,不惜使花子虛氣喪黃泉。他賄賂中升了正職掌刑,利用手中權謀財更是肆無忌憚。貪贓枉法,濫斷公案,放債受賄,假公濟私,竟至杖殺人命。西門慶之縱慾好色可謂是一荒淫無恥的大淫棍,獸性一詞不能寫其變態的縱慾。他的氣不是什麼堂堂英雄氣,魁偉才子氣,而是動不動就使拳弄棒的惡徒氣。
潘金蓮可稱得上是與西門慶無獨有偶之相對的一個。潘九歲賣入招宣府學習彈唱,也學得描眉畫眼,天生靈性已漸漸流失。嫁給武大,整日在門前勾引浮浪子弟;嫁給西門慶,「枕邊風月,比娼婦尤甚」,雖生得標緻,會詩賦詞曲、琵琶彈唱,只不過是她玩弄色相的資本。她是第二個「專弄人的劊子手」,武大等五人因她命喪;性情暴戾狠毒,聽籬察壁,「專愛咬群」,亂倫等使她一無是處。她被領出變賣,「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靈性在她身上早已泯沒,人性中其他美好的東西也已喪失,難怪張竹坡說她「不是人」了。
其他人物不再贅述,總起來說,《金瓶梅》描畫了一個個真實的、可讀者又多不能接受的人物,撥動他們生命之弦的唯有酒色財等粗俗的慾望, 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人」。張竹坡在評點中給他們畫不是「人」的像說:「西門慶是混賬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小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當然,張言有不確當處,但他總體上道出了《金瓶梅》的人物所給讀者的感覺,這一感覺是與小說中人物無靈性分不開的。看過《金瓶梅》,再看《紅樓夢》似有換了「人間」之感。一翻開《紅樓夢》,以賈寶玉、十二釵為主體的人物所承載的人為萬物之靈的靈性之氣就撲面而來。如寫寶玉、黛玉的形象各從他們對方的眼中寫出,堪為生花妙筆。黛玉見寶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寶玉換了冠帶回來,「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寶玉眼中的黛玉是:「兩彎似蹙非蹙 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雖然是不長的肖像描寫,可兩人那活潑潑的、撩撥人的靈性,卻躍動於攝入魂魄的字句之間。不但他們兩人相互覺得似曾見過,就連讀者也覺得好像見過。後文寶玉的「行為偏僻性乖張」、黛玉的「孤高自許,目下無塵」和二人的聰靈秀異都是承靈性而來。
小說中寫其他人物,也不忘突出其靈性。如王熙鳳,「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另外還有,像寫薛寶釵、秦鍾、水溶、迎春等,都是借貌寫神,活畫靈性。賈寶玉看重女兒的也是她們的靈秀之氣,他說:「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還言:「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賈寶玉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曹雪芹所欲表達的思想觀念的載體,無論是從賈寶玉的女兒觀,還是從小說中所寫的人物,都可以感知到,曹雪芹所欲褒揚的人物,總有一股活脫脫躍出紙面的靈性,也由此可見曹的人性觀是首取靈性的。賈寶玉出生時,口內所銜的晶瑩之玉,可以說就是作者靈性觀的代言者。賈寶玉有玉(有靈性)則瀟灑風神,睹之忘俗;失玉(失靈性)則渾沌愚噩,一座泥態。
李吉力在《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中說,《紅樓夢》在精神上承續了漢唐氣象,儘管此說值得商榷,但我們從《紅樓夢》寫人物首取靈性上,可見其對魏晉的人物審美之高標的繼承。《世說新語》中「容止篇」寫人物多是:「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飄如游雲,矯若驚龍」;「濯濯如春月柳」;「玉在側,覺我形穢」;「觸目見琳琅珠玉」等語句,顯然,魏晉時是以靈性風神為人物之美則的,我們可以直覺《紅樓夢》與「容止篇」二者在寫人物上的暗合之處,和暗合中後來者對前者的應有繼承。小說第二回中,賈雨村的「天地生人」論是人物靈性論的理論宣言;「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是作者寫人物突出靈性的根據。《紅樓夢》的桐花鳳閣評本中有言,「《紅樓夢》中所傳寶玉、黛玉、晴雯、妙玉諸人,雖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白爵然泥而不滓。所謂不屑不潔之士者非耶。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謂非聖賢之徒也」。這顯然說出了讀者們對有靈性人物的認同感和帶有親近感的欣賞態度。
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江西詩派和竟陵詩派都是為擺脫詩之俗而特立門徑的,兩派都認為詩一俗便不足觀。除詩俗不足觀外,人俗也不足觀,《金瓶梅》中諸人物堪為俗之不足觀者的「集錦」。《紅樓夢》突出人物的靈性想必也有救《金瓶梅》等小說中人物俗濫之失的用意。
二
中國古代小說寫性的很多,可絕大多數都有淫穢之嫌,而沒有勞倫斯的《查德萊夫人的情人》的厚重美感,其關鍵的原因是在性的觀念上。只有在公允的性觀念賦予了性以純潔的色彩時,性的描寫才會提升到帶有詩意感的高度。
「三言」中《蔣淑真刎頸鴛鴦會》對「情色」解釋說:「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亙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金瓶梅》搬用了這段文字,並加了一句「為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從《金瓶梅》的敘寫看,「情色」只指色慾,自然作者對性是「認可」的。作者在書中曾寫完幾次做愛,接著又寫幾句譴責的話,道學家式地表明自己對淫蕩之舉的批判態度,這樣作者對性的「認可」也無誨淫之嫌。欣欣子的《〈金瓶梅〉序》說此書「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多少說出了作者教化世風的意向。但作者「勸百諷一」的漢大賦式的小說結構和描寫,真有漢大賦的「諫而不止」和讀《大人賦》的飄飄欲仙感的背反作用,小說中接連的大段大段的帶有熱情的性描寫,充滿煽情的誘惑力,客觀上造成反禮教的勸淫誨淫的社會效果。淫逸的世風中,又不能排除作者對情色的傾心,欣欣子序說:「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正道出了作者在性認識上的矛盾心態———心理上對性好之,而理性上又惡之;《金瓶梅》漢大賦式的悖論創作所體現的正是作者的這一矛盾心態。
曹雪芹對「房中之事」已不是「好之」並「惡之」的態度,而是視之為正常的慾望,對其中的美幻色彩也加以肯定。第五回寫秦可卿的臥房,他用了一系列與古代風流韻事有關的器物以作渲染,與其說是借此描寫以暗示秦氏生活的淫靡奢侈,不如說是借此描寫折射賈寶玉這個多情少男走進秦氏臥房的心態。該描寫帶有色情的挑逗味道,這是符合寶玉當時衝動的心態的。作者的言詞並沒有任何的貶責意向,是帶有美感的描述之語,顯然他是褒揚這一衝動的。寶玉在夢中游太虛幻境,警幻仙子說「意淫」,授雲雨之法,寫得純潔而飄忽,帶有詩的境界。可見曹是肯定和欣賞性成熟帶來的美感的,不惜在太虛幻境中給以展露,披以聖潔的色彩。如此的美化之描寫,在其前沒有,在其後也少見,並不是其他人沒有這種感覺,而是其他人沒有曹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沒有曹的對人性予以審美的境界。但對非分之想和濫淫縱慾,曹是加以貶斥的。賈瑞害相思臥床不起,一道士送與「風月寶鑒」,賈瑞精亡而死,從這一故事情節可見曹對非分之念和縱慾的煩厭及否定。借「風月寶鑒」這一象徵性的鏡子,曹表達了自己的欲不可縱的觀點。《金瓶梅》作者的「戒淫奔」主旨曹用一鏡子完成了。《金瓶梅》欲戒而實扇,「風月寶鑒」如電觸般的戒頑警愚,不言戒而自知戒。風月哲理雖寓於一鏡子中,但補李贄、袁宏道等人在性認識上的缺陷,而且也在拖慾望中人向高處自立,勿滑向或沉於庸俗濫淫之泥坑中。從這兩個事例的敘寫中,看不到《金瓶梅》中性描寫上的陶醉投入的世俗心態,其他處也看不到。脂胭齋批評賈璉與多渾蟲媳婦偷情時的描寫道:「一部書只此一段丑極太露之文」,可拿這一段與《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比起來,不知要雅潔多少倍。總之,性在曹雪芹這裡進入了審美式的純淨境界,他對性沒有道學家式的惡感,也沒有皮膚濫淫之輩的病態喜好,我們看到的是他從感性上和理性上對性的公允把握,性也自然地從《金瓶梅》式小說裡走出,已不再是不潔之物———這至少對曹雪芹來說是這樣。
女性觀的轉變是與性觀念的轉變相一致的。《金瓶梅》基本上還是上承《三國演義》、《水滸傳》中工具式、淫邪式的女性觀,小說中出現的女性,除吳月娘、孟玉樓的姑媽、王婆、文嫂等外,都涉足淫亂,小說對女性的刻劃是帶著生子、洩慾的眼光來寫的,所以,從中找不到一個賞心悅目的「閃光」的女性。性觀念不轉變,是很難改變女性觀的。可以想像,一個世界沒有高潔的女性,是很難有高潔的男性的,《金瓶梅》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男女皆渾濁不堪的世界。
《紅樓夢》中新的性觀念是其新女性觀的基礎。曹雪芹肯定了性的純潔、性的美感,才會以魏晉時品評賞析男子的眼光,甚至標準來品評賞析女子。只憑公心,也會發現女子的聰靈秀異,和該聰靈秀異受世俗氣的衝擊異化少而更見其清純的特點;再加上由色生情的男女間的「意淫」衝動,愛屋及烏,又增幾分女性的聰靈秀異;不俗而又有識之男子很容易看出男權世界的俗濫墮落皆因為男子的惡德劣行,在潔身自好的同時,也憎厭周圍男性世界的不可救藥的濁臭。通過以上分析,也就很容易理解賈寶玉說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末而已。」賈寶玉的說法再加情教的虔誠,就有甄寶玉之言,「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原始天尊的這個寶號還要尊榮無對的呢。」
雪燕在《女性人類學》一書中說:「一個自由的社會將是一個女性社會;如果沒有人類歷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能得救。」此系偉大的預言,還是荒唐的謬說?然而無論如何,這樣的消息喚醒了一種深切的生命體驗或直覺,輝映出了一種藝術極境中常常蘊含的奧秘原型。我們可以從《紅樓夢》中看出曹雪芹欲把世界女性化的傾向。曹欣賞的男性皆非有陽剛之氣者,而是聰靈秀異中帶嫵媚者,寶玉、秦鍾等皆此特點。「大觀園」是一個女性化的情愛纏綿的王國,它是一個超拔於塵俗之上的純然理想化的世界,從中更能看見作者欲把世界女性化的傾向。
總之,《紅樓夢》一改傳統的女性觀,以女性與質貴於金玉、性純於冰雪、神精於星日、貌美於花月的芙蓉相比,不妨稱其為女性觀中的「芙蓉觀」。歌德在《浮士德》中說:「永恆的女性在引導我們飛昇!」《紅樓夢》中的高潔女性確實在提升著賈寶玉、甄寶玉等(指往高貴之人性提升),而在《金瓶梅》中找不到這種提升感。
三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儒不儒、佛不佛、道不道的世界,儒釋道三教之精神蕩然無存。小說寫了兩種類型的儒生:一類是經科舉登上統治階層的上層官吏,一類是無法進入仕途混跡於私塾或富商之家的下層知識分子。官場的黑暗讓人看不到絲毫的亮色,儒家之精神顯然是在黑暗自私的官場上倍受冷落。作為下層知識分子典型的水、溫二秀才,一個是不學無術卻又舞文弄墨,另一個是不但搬弄是非,而且貪財好色。小說中寫的佛教徒、道教徒,與儒生一樣,沒有一個是正面的或理想的佛、道子弟:和尚窺姦情而醜態百出,薛、王兩尼姑做馬伯六從中得錢鈔,胡僧雲遊四散春藥,道士多是荒淫之流。顯然,這世界中的宗教已徹頭徹尾世俗化了,其精神也已經淪落了,讓它們再提升或超度眾生只能是空想。一個世界沒有了宗教精神的提升作用,而眾生只在財色間奔逐,在感官享樂上討生活,是很難有生命的厚重感的,向俗濫境地愈陷愈深的下滑是這一世界的必然,然後直至毀滅。
《紅樓夢》沒有推出一個《金瓶梅》式的一塌糊塗的世界,三教之精神還在熠熠生輝,「照亮指引」世人的精神之路。賈雨村開始是一位有「補天」之志的讀書人,稟性恬淡的甄士隱當面讚揚「抱負不淺」、「非久居人下者」,賈政、林如海也都非常看重他,他自題詩云:「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可以相見,「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理想正使他躍躍欲試,激動不已。賈雨村後來怎樣我們不管,他當時所受儒家精神的感召不能不說是生命的奮進。賈政的清政廉潔、好多人對仕途經濟的看重,也都說明儒家風範是在激勵著士子進取有為的(當時的社會黑暗那是另一回事)。《紅樓夢》一僧一道貫穿始終,甄士隱、賈寶玉的出家與他們有關,賈瑞的「風月寶鑒」是道士所送,玉的來去也與他們有關;另外還有妙玉、柳湘蓮、惜春、芳官、蕊官、紫鵑等的出家,這些足以給人一強烈的反應,道佛似乎比儒教更有「感化力」。諸多世人的一路出家,都是與他們人生追求的一路破滅相連接的,無論是在他們看破前還是看破後,都是生活在一種「精神」的關照之下(出家的「空」也是一精神境界)。出家後,佛道追求的雖是類似行屍的空冷之境(在世人看來),但生命在其中得到淨化。
具有著名哲學家等七個著名稱號的捨勒堅信,人身上畢竟尚有永恆的、珍貴的東西,這就是上帝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精神位格,其核心是在人自身內具有最高價值,無窮無盡地促使人高貴並向基督看齊的摯愛意向。１《紅樓夢》中的宗教精神其核心雖不是向基督教看齊的摯愛意向,但我們可以感受到其宗教精神下諸人物的精神位格,及作為該精神位格核心的、每個人的由神賦予的高貴品性,這是我們從《金瓶梅》中怎樣都不會感受到的。
四
到底肉身給人存在的真實感?還是靈魂給人存在的真實感?或者是二者的統一給人存在的真實感?我們可以在《金瓶梅》、《紅樓夢》中找到這一答案。
《金瓶梅》中諸人物幾乎都存在於基本的官能感覺之中,衣盡華麗,食不厭精,一夜不能無性,甚至日以繼夜,在極世間之聲色為人生之大快中討生存的「真實」。在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第一篇《丹東與妓女》中有言:「享樂的生存原則的正當性基於身體的自然感覺,身體是『永恆不變之體』,感覺是他的渴念和擄取。就個人的身體感覺來說,沒有人民的公意道德插手的餘地,身體的享樂本身沒有罪惡可言。」我們依現代這一自由倫理給《金瓶梅》中人之存在定位,其就是合乎身體感覺的有自然權利的存在。這一合乎自然權利的滿足官能感覺的存在是否有真實感呢?我們可以從《金瓶梅》中清楚地看到,縱慾很容易使個體淪為一個充滿獸性的雄性動物。西門慶等人基於感性體驗賦予「無意義」生命以意義,從肉體感官的刺激中尋求生命的支點。他們的極聲色之樂不外乎:行動多帶有衝擊、破壞的惡劣,生命消耗淨盡的消失,肉體動作的機械無聊,還附有荒蕪、蒼白、浮浪的歡笑。感性的慾望容易滿足,容易厭倦,他們除物色不同的做愛對像外,還用怪怪奇奇的方式,來尋求狂熱的性刺激,流於與正常的性愛格格不入的齷齪行徑。而且性情變得怪戾狠毒,正常的人情人性多被吞噬,迷失在獸性的發野之中。這是一種病態,唯人類才有的一種病態。
儒釋道三教的「德」、「佛」、「真」三性,可以相互補充,相輔相成,但卻找不到作為人之生命力源泉的情性,因而自魏以來就有不少探索者,試圖沿情性找一條新的安身立命的根據。宋明的一些文人士子張大其軍,最後曹雪芹為其殿軍,在《紅樓夢》中立「情教」(雖然馮夢龍在《情史》中言情可以為宗教,但他的作品並沒有使情帶上「教」的光環)。
大觀園是「情教」的理想國,園內這一群極富生命力的多情純淨的女兒,個個風情綽約,無瑕真摯,花季的青春洋溢著美的風情。賈寶玉被她們所嬌寵,所體貼,更為她們而陶醉。他與林黛玉的愛情,與眾女子的和睦相處和相互關愛,使他搬進怡紅園後「心滿意足」。他的即事詩云:「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蟆更未聽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為我嗔……」(第23回)這首詩流露了賈寶玉在這一理想的「情教」境界中真切的存在感。為祭晴雯作的《芙蓉女兒誄》實是祭黛玉之悼文,其中情感「風淒雨慘」,無此誄不足以寫賈寶玉的情性信仰崩潰之痛。
林黛玉「情情」,相對賈寶玉的「情不情」而言,她才是典型而虔誠的「情教」徒。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的日子裡,神聖的情感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撐點。天生的風流態度,詩人的氣質才華、孤標傲世的高潔秉性、「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愛情合寫了林黛玉的美麗青春。我們為林這詩樣的青春所感染、所淨化,可林自己多的是臨風灑淚,泣月西廂。「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 (《秋窗風雨夕》)「淚眼問花淚易干,淚干春盡花憔悴」(《桃花吟》)等詩句寫出了她切入骨髓的生命苦痛感。林黛玉青春的美麗是帶血色的美麗,她最後吐血焚詩稿,魂歸離恨天,使得鳳為之哀鳴,龍為之灑淚。桐花鳳閣評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僕謂讀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默下第,至項王廟中痛哭,泥神為之下淚。夫下第之怨何至於此。若此回焚絹子,焚詩稿,雖鐵石心腸,亦應斷絕矣。」「世人皆為黛玉哭耳。」杜鵑啼血不能寫此情之痛,世人只有灑淚祭瀟湘了。
《紅樓夢》中除寶黛之情外,還有齡官之情、尤三姐之情、妙玉之情、紫娟之情等,「紅樓大旨談情」,談得真切,談得刻骨銘心,談得生死為之輕。這可證湯顯祖言「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之不誣,這也正是《紅樓夢》中有生命存在這真實感的原因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馬長老之口說過一句讓人深感不安的話:「當整個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謊言當作真實,並要求別人也同樣地說謊的時候,你們怎麼能弄得清真假呢?」２曹雪芹在「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封建末世仍能「弄得清真假」,那就是人之靈性、生命之本然純潔的衝動———性、宗教精神(主要是人性中之神性)、情性四者為人之存在的真,它們共同托起了人之靈魂,以至於每一個「真」都不堪背負靈魂之重,這就是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金瓶梅》在真假難辨的時代思潮中隨波逐流,它捨棄了人之靈魂,讓生命在肉慾中漂泊,以至最後化為空白,這就是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