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索隱紅學與考證紅學
在二百多年的《紅樓夢》研究歷史中,索隱紅學與考證紅學是影響較大、份量較重的兩個研究流派。怎樣理解這兩派各自發展的內在理路、二者的互動關係,及它們各自在紅學史源流中的消漲?這是本文立論的出發點。如果將「紅學」視為有關《紅樓夢》的所有理解與解釋活動的彙集,那麼紅學史便是歷代紅學家與「紅迷」從各方各面對《紅樓夢》進行解釋的歷史。從理解與解釋的角度入手我們發現,「致力於探究人類一切理解活動之基本條件」的哲學解釋學,可以為紅學史研究提供一種理論視野。「紅學」作為圍繞《紅樓夢》的各種理解行為,其中存在著諸多解釋學層面的問題,如:研究者先入為主的「成見」在各派研究中分別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怎樣看待作者、作品與解釋者之間的歷史距離?紅學研究者能否完全克服歷史距離而做到絕對客觀?《紅樓夢》是否存在某個恆定不變的「原意」?從哲學解釋學的觀點來看,作者的創作、解釋者的理解都是在歷史源流之中進行,在不盡相同而彼此間存在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特定歷史語境中形成:作者、作品、解釋者之間的往復關係皆屬於源源相生的歷史的「效果」〔1〕;理解是解釋者及其對像之間相互作用的動態循環過程,其間體現了歷史視域與現在視域,自身視域與他者視域的融合〔2〕。所以對作品本文意義的理解固然要從作者構造的特定意義框架出發,卻必然會經由解釋者在自身「前見」(下文將作解釋)的基礎上、在不同的解釋語境中結合新的歷史因素,在不斷衍生中發展。下文擬取索隱紅學與考證紅學中有代表性的學者、有典型意義的作品,來分析其各自代表的一派研究思路中所蘊含的不同的理解意識、產生理解意識的各種具體條件,及其中存在的有關理解方面的問題,並對紅學日後的發展作一個預期。
一
關於《紅樓夢》所引「本事」及其「本旨」、「微義」究竟何在的問題,自小說問世並漸次流傳的清朝乾隆、康熙年間,就已然有種種說法輾轉相傳,如和坤家事說,明珠家事說,金陵張侯家事說等等。不過這些說法多為十數百字的零碎記載,未作具體發揮。至民國初年「索隱」始蔚為風氣,出現了多種進行系統論述的長篇專著,成為當時紅學研究中影響頗大的派別。其中著名的代表作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1916),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1917),及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1919)。此三家雖然持論各異,索隱的手法卻基本相同。五四時期考證派興起,胡適、俞平伯等考證學者針對索隱派進行的猛烈抨擊使其勢頭大減;但此後的紅學發展中此派仍餘波不息,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對索隱一途情有獨鍾。索隱紅學這種由「假」悟「真」,猜「謎」索「隱」的解釋思路是怎麼產生、怎樣展開的呢?據解釋學觀點來看,索隱的出現有其歷史的、時代的因由及一定的合理性,但就其對紅樓夢的具體解釋而言,此派具有以解釋前見取代本文意蘊的特點,而這正是理解中極易陷入的一個誤區。
解釋者的「前見」又稱「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指的是解釋者自身基於個人所處之歷史背景及個人的性情特點、文化修養及生活經歷而形成的先入之見。解釋者的前見不可能簡單地取代全部的本文意蘊。二者本是各自獨立的領域。本文意蘊不僅包含作者創作的原意——由於歷史的變遷必然帶來對原意的重新解釋和對潛在意義的深入挖掘,所以本文意蘊還包括從原意出發卻又超出原意的他種解釋的可能性,是一種不斷融合新機的開放性領域。「理解」即是解釋前見與本文進行匯通與融合的過程,二者是絕不可能通過一兩次具體解釋而一勞永逸地實現完全的重合的。但在索隱紅學中可以看到,解釋者的前見卻佔有壓倒和取代本文意蘊的核心位置。下面就從具體的索隱過程來分析其解釋前見是以怎樣的手法來壓抑和取代本文意蘊的。
假「作者」之名而行索隱,這是索隱紅學的第一個特點。索隱家時時以「作者」的身份代為發言。比如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開宗明義即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論說中有:「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偽統,所謂賈府即偽朝也。」〔3〕王、沈之《紅樓夢索隱》中亦有:「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得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4〕等等。可見在索隱家眼中,「作者」必如我之所想,我與作者合一,而實際發言的卻是解釋者「我」,這樣真正的本文意蘊——包含眾多其他解釋之可能性的本文意蘊———就完全為解釋前見所取代了。
另外,索隱派採用種種比附之法,努力將「本事」與「本文」牽合在一處。蔡元培先生曾撰文總結了他索隱的方法和思路:「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5〕仔細分析起來,蔡先生目為「審慎」的推求三法,卻包含著極大的主觀隨意成分。要證明這一點,只須將索隱兩家採用相同的索隱方法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結論並列起來看。比如,同是以「姓名相關」及「軼事有征」法索「林黛玉」之隱,蔡先生的推論與王夢阮、沈瓶庵的推論完全不同:「姓名相關」方面,蔡以絳珠影「朱」,以瀟湘館影「竹地宅」;而王、沈卻以「粉白黛綠」將黛玉與小琬牽合(小琬名「白」);同是由黛玉好讀書這一軼事出發,蔡之索隱為朱竹地宅的經史隨身,王、沈之索隱卻是「小琬行動不離書史」——相同的索隱之法在不同的解釋前見操縱之下便有不同的運作方向,得出不同的結論;它們並不能在本文與本事之間建立起唯一的、確定的、必然的聯繫。所以這種看起來「審慎」的方法實際並不科學,確實帶有牽強扭合的主觀附會性質。索隱家因持論過於深切而將《紅樓夢》全書肢解為自己意念的圖解,苦心孤詣地將本文縫合到「本事」上來,但這種牽強的縫合,卻處處顯得左支右絀、捉襟見肘且掛一漏萬,並不能成功地遮蓋本文意蘊的其它聲音。顧頡剛先生就指出:
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允礽,林黛玉為朱竹地宅,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地宅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地宅與高士奇又有何吃醋的關係?〔6〕
寶黛釵三者的情愛糾葛是書中重筆描寫的內容,蔡先生索隱中對此卻毫無交待,足見索隱的片面。
不過,在整個索隱紅學流派中,《石頭記索隱》裡的附會手法要相對巧妙貼切一些,且往往點到為止不求字字鑿實,還不失為聰明的索隱。至鄧狂言的《紅樓夢索隱》卻力求「字字不空」,以為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人不影射,牽強至極,已淪為索隱之末流。其後的索隱之作,附會的手法往往推陳出新,附會的主觀隨意性質卻是一樣。究其原因,在索隱家而言,從客觀的情況來看,他們著重在抒發一己心中之志或搜尋某個客觀本事,大多原本不甚著意於全面理解《紅樓夢》真實的思想內涵,意在致用而不偏於求真,這是他們以解釋前見取代本文意蘊的思想根源。
二
被稱為「新紅學」的考證派紅學的出現,最直接的現實誘因是出於對舊紅學索隱的附會手法的不滿。胡適《紅樓夢考證》開篇即指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搜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作《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作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7〕
而考證紅學的主要出發點就是要倡導新的正確的「科學方法」,以打破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考證學者在主觀研究態度上無一例外皆力圖拋棄自身的先入之見而力求「客觀公正」。胡適先生說:「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8〕;俞平伯先生也說:「我在這裡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見私好,至於排不乾淨的主觀色彩,只好請讀者原諒了……」〔9〕由此看來,考證紅學雖然以其「實證」避免了索隱隨意比附的毛病,但他們力求去除所有主觀因素,卻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胡適先生曾總結出考證方法:「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10〕;其中「大膽的假設」所帶的主觀色彩已毋庸多言;那麼,「小心的求證」是否就能做到完全的客觀呢?不然。
在對證據的選擇中,解釋前見往往驅使著考證學者只援用和搜羅支持自己之「大膽假設」的證據,對不利於己的證據卻視而不見———這種視而不見大多因為考證家戴著「解釋前見」的濾色鏡之緣故,當然也不排除有意為之的例子。在考證紅學的集大成之作《紅樓夢新證》中,周汝昌先生根據脂批中的種種線索,運用豐富資料進行層層推理而得出「脂硯齋即史湘雲」之論〔11〕。對此,周策縱先生指出:「他（指周汝昌先生）所舉的理由也不是不當,可是從反面看,凡觸及釵黛,及寶玉的兩性關係時,史湘雲作為他的妻子或愛人,會那麼批嗎?這些初不待靖本的發現,本來就難成立。……周汝昌先生決不是沒有能力看到別人所舉的反對理由,我想還多半由於自己不肯反對自己,所以弄成了片面之見。」〔12〕從解釋學觀點來看,任何一家之言都不應封閉自身並忽視(無論有意或無意)異己證據,而應充分承認並盡力考慮異己證據的可能性,這樣才能保持自身視域的開放性和發展的可能性。
不僅如此,考證紅學在組織證據進行推理的求證過程中,往往出現假設處處操縱規定著求證,結論變為前提的循環論證現象。比如,胡適先生《紅樓夢考證》中在「大膽假設」《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之後的「小心求證」過程裡一共列出五條證據: 1·引書中卷首語,認為「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2·引第一回石頭自敘,因其中有「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話,遂證明《紅樓夢》是自敘傳; 3·以書中南巡之事與曹家四次接駕之事相合而推甄賈兩家都是曹家;以榮國府世次與賈府世次並列而推賈政為曹兆頁; 4·以書中賈寶玉與曹雪芹經歷相似而推二者即是一人。〔13〕顯而易見,「自傳說」已是五條證據隱含的前提:第1、2條中,小說作者同小說敘事者「我」及主人公賈寶玉應是三個不同主體,只有在「自傳」中才會重合;第3、4條僅憑某些相似之處就判定曹兆頁即賈政,曹雪芹即賈寶玉,顯然也是以「自傳」為條件。可見抹殺小說虛構特性的「自傳說」之前見已滲透在胡適先生每一個論證環節中,因而這一自圓其說的論證實際是以主觀臆測為前提的循環論證。
由此我們知道,在紅學考證所恢復和勾畫的「歷史視域」中,主觀的解釋前見不但決定了對證據的選擇,還操縱著具體論證環節。不僅如此,「歷史視域」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這就是它的材料危機,由於考證所搜集的材料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碎片,不可能拼湊出完整的歷史原貌,而材料一旦用完,考證就失去客觀依據,一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停頓」。〔14〕材料的匱乏與完全恢復歷史視域的企圖形成矛盾衝突,但為了學說的完整性,材料不足的缺陷不得不由臆測和推理來彌補,更多的主觀因素由此而潛入。
三
在索隱紅學與考證紅學各自的發展過程中,由於本派內有著方法論自覺意識的先進分子能夠逐漸認識到本派內部的解釋邏輯存在著自相矛盾的悖論性質,而逼現出對本派解釋思路的自覺反思:附錄於《石頭記索隱》之後的錢靜芳先生的《紅樓夢考》,雖然傾向於「納蘭性德情事」說,並引《飲水詞》與《葬花詞》之間的合理牽合為例進行證明,但卻能知牽強附會之弊,並不求處處勉強扭合。文中說,如果將康熙朝之名士「使按圖索驥焉,雖金釵之列,上中下三冊多至三十六人,亦不難一一得其形似,第恐失之附會,不若闕疑以存其真之得也」,這已是能自避其短的聰明的索隱了,在綜述前人索隱各說之優劣得失之後,錢靜芳先生更進一步作出中肯的反思:
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15〕
認識到《紅樓夢》是「空中樓閣」,不能以索隱之法處處「細按」為「本事」,錢先生此處的反思已然切中索隱紅學全然不顧《紅樓夢》本文意蘊的弊病,並從索隱中還原出《紅樓夢》作為藝術虛構之小說的本質特徵。
考證紅學的問題比索隱複雜。考證派紅學初始不過為填補《紅樓夢》的歷史空缺,在作者、時代和版本方面作一些資料的搜集與考訂的工作,這應該是正當而必須的;考證家立足於材料以避免索隱的浮泛比附,是較索隱更為進步之處;而同時,考證學者對其工作範圍一般都有清醒的認識,如胡適表示不過是在作者和本子方面作一點掃除障礙的工作;俞平伯也說:「作一個掃地的人,使來游者的眼,不給灰塵蒙住了」〔16〕;周汝昌更謙遜地指出:「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較為便利的條件上,在為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17〕這應該是十分公允的認識。然而,就考證紅學發展的實況來看,我們發現考證家還進一步運用考證手段論證整個作品是「自傳」,即由考證材料到直接評判作品,以致將整個帶有文學虛構性質的作品視為材料來印證「自傳說」,也即以考證之眼代行批評之職,將小說的全部意義縮減為自傳。這樣一來,不但考證的手段和目的完全顛倒——從考證為作品提供材料蛻變為整個作品變為考證的材料;而且往往造成考證與批評的兩傷:考證因參雜主觀評論成分而不成其為科學客觀的考證;批評則在「考證」中失掉了對小說的藝術把握,也就將《紅樓夢》作為小說的豐美的意義內涵減損到了「自傳」和史料的層次。對考證與批評之間的矛盾衝突理解最深的,莫過於企圖將二者進行結合的俞平伯先生。俞先生早期深受考據癖氣影響,其《紅樓夢辨》被視為考證派紅學的代表作之一。
但在對《〈紅樓夢〉底地點問題》的考訂之中,俞先生卻集中、尖銳地感受到了考證與自傳說的矛盾與悖謬之處。如果說運用自傳說還可以勉強牽合做成一張《〈紅樓夢〉底年表》〔18〕的話,在探索地點問題上,考證卻走入絕路:「從本書中房屋樹木等等看來,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無線索,自相矛盾。此等處皆是所謂『荒唐言』,頗難加以考訂。」〔19〕後雖勉強得出結論:「故以書中主要明顯的本文,曹氏一家底蹤跡,雪芹底生平推較,應當斷定《紅樓夢》一書,敘的是北京底事」,但又說:「我總覺得惑疑沒有銷盡」,又輾轉考證仍無明確結果,最後感歎「所求愈深所得愈寡」。〔20〕由於俞先生堅持了本來面目的全面考證而未只取偏於南或偏於北的證據,所以才可能在無法解決的地點問題上逼使自己反思考證的局限,從而能突破考證的束縛走到自傳說的反面。他1925年發表的《〈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便是對自傳說及考證紅學的全面反思。他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歷史與歷史的小說的界限」。文中進一步清理了索隱與考證之間在傳統解釋方法上的聯繫:「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我們今天如有意地打破它,徹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個人比附一個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這個窠臼完全拋棄」。〔21〕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不當誤認作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作一篇科學的論文。對於文藝,除掉賞鑒以外,不妨作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稱為歷史的或科學的,只是趣味的研究。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22〕這種不同於考證和索隱的、以《紅樓夢》的文藝特徵為內容的「趣味的研究」,便指小說批評。俞先生進一步探討了這種「趣味的研究」的特點:
趣味的研究……其對像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我們平心靜氣地仔仔細細地觀察一件事,希望能夠恰到好處(face the fact as it is),不把複雜的密縷看作疏剌剌的幾條,不把渾圓的體看作平薄的片。我們篤信自己觀察的是,但同時瞭解他們應有他們的是處。人各完成其所是,而不妨礙他人的。……作趣味的研究,能謹守這些陳言更能不貴鹵莽的獲得而尚縝密的尋求;我以為即獨標一幟,不為過誇。〔23〕
這種「趣味的研究」,正屬於小說批評派紅學研究的範疇。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索隱紅學企圖將某種外在客觀本事與《紅樓夢》本文進行比附牽合,在解釋觀點上陷入以解釋前見取代本文意蘊的誤區,其牽強的具體解釋過程並不能成功掩蓋本文的全部意蘊;考證紅學則企圖完全拋棄解釋者的主觀前見、完全克服時間距離去恢復某種絕對客觀的歷史視域,在解釋觀點上陷入以歷史視域遮蔽現在視域的誤區,其貌似客觀的考證和解釋過程實際蘊含著無法克服的主觀成分;這兩種紅學流派在如何處理解釋前見和時間距離這兩個理解因素的問題上走向了兩個極端,但究其歷史根源,卻同是出於傳統的經史解釋理念的影響,將《紅樓夢》當成經史來解釋,忽視了它作為小說的藝術虛構特徵,因而極大地限制了對《紅樓夢》全面理解;只有確立《紅樓夢》作為藝術虛構之小說這一正確解釋前提的小說批評派紅學,才有可能拓展新的解釋視域,有可能實現理解中的「視域融合」,為紅學在現代的發展打開新的局面。
註釋:
〔1〕「效果歷史」是哲學解釋學的一個重要解釋觀念,共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指我們的思想觀念來自於歷史並被歷史所規定這一事實;第二層,指對這一事實的再認識。見伽達默爾著《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2年版,第11頁。
〔2〕「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歷史視域指「從每一過去的自身存在去觀看每一過去時」,現在視域指「從我們現在的標準和成見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視域融合」則指從不同立足點出發的不同視域可以通過對本文的理解達成融合。見《真理與方法》第388頁。
〔3〕〔5〕〔15〕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
〔4〕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中華書局1916年版。
〔6〕《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所引顧頡剛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121頁。
〔7〕〔8〕〔10〕〔1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同〔6〕。
〔9〕〔16〕〔18〕〔19〕〔20〕〔21〕〔22〕〔23〕《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11〕〔17〕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2〕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載入胡文彬、周雷所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14〕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載入《海外紅學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