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天樂」人生境界
關於《紅樓夢》與《莊子》之關係,最早論及此的是脂硯齋,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云:「開卷一篇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這是從文章筆法上著眼的。俞平伯先生又從風格結構的角度論之曰:「《紅樓夢》第一得力於《莊子》,……這些還都是形跡,《莊子》更影響了《紅樓夢》全書的風格和結構。像這樣汪洋恣肆的筆墨,奇幻變換的章法,從《莊子》脫胎,非常明顯。」[1]這皆是慧眼獨具的見解,無須贅言。本文僅擬從「天樂」人生境界的層面探討二者之文化源流關係,側重挖掘其建構精神家園的積極意義。
一
中國哲學是一種主張自我超越的心靈哲學,儒、道、釋都主張心靈的自我超越,都關注同超越意識相聯繫的本體體驗,以追求享受最大的精神愉快。其同中之異在於,儒家追求的最高體驗是「孔顏之樂」,道家追求的是「天樂」、「至樂」,佛家追求的是「極樂」。相比之下,道家特別是莊子「天樂」人生境界的昇華與精神家園的建構對《紅樓夢》的影響為大,故著重就此論之。
莊子將人生之樂劃分為「人樂」與「天樂」兩個層面,二者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分別何在?《莊子》一書反覆闡釋之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知天樂者,無人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莊子·天道》)。那麼,何謂「天和」?莊子把人與自然的統一稱為「天和」。可見,「天樂」是一種超越社會現實之上「所在任適」(成玄英疏語)[2](《莊子·天道》Ｐ.463)的人生態度,無論生與死,皆合自然之規律,一切自然無為而又天成,這便是一種最高的精神快樂,不刻意追求樂,而樂自在其中矣。與此相對,「人和」則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人樂」乃是「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成玄英疏語)[2](《莊子·天道》Ｐ.462),與「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樂」(成玄英疏語)[2](《莊子·天道》Ｐ.462)的「天樂」不可同日而語。
與「天樂」相應,《莊子》又有「至樂」之說,且是與「俗之所樂」相對而言的:「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涇涇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莊子·至樂》)
成玄英疏曰:「涇涇,趣死貌也。舉世之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能止息之也。」[2](Ｐ.611)莊子認為這是很可悲的:「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莊子·讓王》)而「至樂」是超出於世俗之上的極歡也,是把保持個體人格的自由看作是最高的樂。所謂「至樂無樂」並非根本不要樂,而是無世俗之樂,是反對為樂的有無而勞神,排斥沉溺於世俗的傷身害生之樂。若將審美之樂分為悅耳悅目、悅心悅意與悅志悅神三個層次的話[3](Ｐ.62),「至樂」就是最上一個層次。
要之,莊子是欲樹立一種自自然然的一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對人生的審美態度,認為這就是「天樂」與「至樂」本身。有「天樂」方能脫「人樂」而達於「至樂」,故可曰,「天樂」亦即「至樂」,「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莊子·田子方》)。「至樂」惟有「至人」、「真人」方能得之,「至樂」亦是「至美」之所在。何為「至美」?「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莊子·刻意》)。這種以「樸素」、「澹然」為至美的美學觀,與莊子崇尚自然無為的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莊子的「天樂」、「至樂」、「至美」追求對後代影響甚為深遠,魏晉名士的閒散林下,李白的遨遊山水,蘇軾的雨中徐行,關漢卿的「不屑仕進」,曹雪芹的「擊石作歌」,皆是這種「天樂」的追求。
二
曹雪芹筆下的真人形象所追求的就是「天樂」而非「人樂」,更非「俗樂」。在《紅樓夢》中,這種「天樂」所包含的人生內容主要可舉出如下幾方面:
一是,賦詩宴飲求「天樂」。賦詩是人精神層面的高雅樂趣,非俗人所能為。《紅樓夢》中集體結社吟詩多次,參加者皆是借此形式覓超俗之真樂,而非真要做詩人。黛玉與探春說得很明白:「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為此,吟詩聚會是寶玉「歡喜非常」之日,亦是眾詩友最為快樂之時。其所詠內容亦多為自然之物而不涉功名富貴等塵俗之事,如詠白海棠,菊花詩,螃蟹詠,紅梅詩等,連酒令也以花名為之,牡丹、杏花、老梅、海棠、荼蘼花、並蒂花、芙蓉、桃花等皆入酒令之中,花酒相映,反映主人親近自然之心,表現其追求自然天樂的審美情趣。這期間,不僅真人寶玉和黛玉等人獲得了自然之天樂,連寶釵、李紈等亦真亦假的女子,也享受到了天樂之趣。這其中意味似在說明,俗人只要脫俗事而入自然,便也可得到「天樂」。
詩酒往往相連,如史湘雲所說「吃酒才有詩」,因此,宴飲也是紅樓真人的樂趣之一。俗話說「酒後吐真言」,說明酒可使人暫時擺脫塵世觀念的束縛,表現出自己的童心天趣。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曹雪芹自己就有「賣畫錢來付酒家」的雅趣。紅樓真人亦如是,他們追求的是精神層面的天樂真趣,與賈赦、賈珍之流以酒肉饜口腹之慾的「一味高樂」有雲泥之別。《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是紅樓真人們最為快樂的代表性宴飲,在半回篇幅中,作者竟用了4個「喜」字,80多個「笑」字,可見作者是如何不遺餘力地來寫主人之快樂了。具體言之,以「笑」字狀諸人之樂者,寶玉13次,眾人(大家)16次,襲人7次,晴雯6次,(寫二人合笑2次),黛玉4次,寶釵2次,探春3次,李紈4次,湘雲3次,芳官3次,平兒3次,四兒2次,麝月2次,小燕1次,邢岫煙4次;佩鳳、偕鴛2次,香菱1次。以「喜」字狀其樂者,寶玉2次,探春1次,芳官1次。不但真人在笑,亦假亦真的人也在開心地笑。其得真樂之關鍵是「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有管束,便任意取樂」。在這種真樂場合中,沒有了主僕之分,沒有了禮數拘束,如寶玉所說:「大家取樂,不可拘泥」,跳出了「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俗套子」。有了寶玉先定下的求真樂總基調,大家方各遂其情,各盡其興,各得其樂。同是宴飲,若與「榮國府元宵開夜宴」相比,其「天樂」與「人樂」之分,「至樂」與「俗樂」之別,便顯而易見了。這次只有賈母等假人敢笑,其他人皆「垂手旁侍」。作者雖也寫了寶玉、湘雲之笑態,但也僅是「悄笑」。這種鮮明的對比,顯然是作者有意昭示封建禮教對真人天性的束縛與扭曲。
二是,讀書看戲求「天樂」。寶玉的「愚頑怕讀文章」,其實是不願讀《中庸》、《大學》等充當入仕階梯的文章,他希望讀悅志悅神的文學作品,茗煙從書坊買來的「古今小說」、「傳奇角本」,寶玉「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寶」,其中他最愛讀的是《西廂記》,贊其「真真這是好書!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林黛玉也愛讀此書,讀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認為「果然有趣」。二人共讀《西廂》,更是志同道合,同步至樂之境。寶玉還愛讀《南華經》(《莊子》),看後「意趣洋洋」,並且情不自禁「提筆續」了一段。這說明他與莊子的心理共鳴。從戲曲說,《牡丹亭》令黛玉傾倒,她「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23回)。寶玉愛看《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其中《寄生草》「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等語,令寶玉「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已」(22回)。這是由衷的會心之樂,同是看戲,與賈母看寶釵點的《西遊記》大異其趣。
三是,欣賞自然求「天樂」。寶玉時常沒人在跟前時,獨自一人欣賞大自然,並且用語言和心靈與燕子、魚、星星、月亮等自然萬物對話交流。有時「對杏流淚歎息」,見雀兒「落於枝上亂啼」,便又發了「呆性」。從中體會「天樂」的愉悅。這是追求「人樂」的俗人無法理解的,故認為他「呆氣」。這也是他在俗人叢中倍感孤獨的表現,與李白「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的審美感受有相似之處。寶玉曾把「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蕙菱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62回)。這顯然是視花如人,人花一體,可眾人卻說他「慣會鬼鬼崇崇使人肉麻的事」。寶玉見桃花「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恐怕腳步踐踏了」,便將其「抖在池內」;黛玉則特立一「花塚」,把花「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寶黛二人共同「收拾落花」,「掩埋妥協」,「喜不自禁」,說明二人在愛自然上亦是知音。
紅樓真人追求「天樂」的人生內容還有很多,作者在第23回的概括敘述,就有意明確地點了出來:
且說寶玉自進花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
在大觀園內居住的一段,是寶玉及其他真人最快樂的時光,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世事的干擾,擺脫禮教的束縛,在這世外桃園中,任性自然,極享「天樂」。尤氏說寶玉:「真是一心無掛礙,只知道和姊妹們玩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輩子了」。(71回)可見他追求的是超越「後事」怪圈的「遂心」自然的天樂。與寶玉相應,甄士隱「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亦是天樂的境界。
與寶玉等真人的天樂相反襯,作者還有意寫了賈赦、賈珍等一系列假人的「一味高樂」,這就是對「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追求不已的「俗之所樂」。在賈府之外,作者還寫了「一干遊蕩紈褲」,他們「皆系世襲公子,人人家道豐富」,「鬥雞走狗、問柳評花」,「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戮鴨」,沉溺其中,自以為樂。兩相對比,愈凸現出真人天樂境界的高遠脫俗,愈明確表達了作者人生審美理想之所在。
三
莊子人生哲學不僅講樂,亦講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莊子·至樂》)莊子亦曾為哀樂之情難以把握而困惑:「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莊子·知北遊》)但作為一位大哲學家,他又努力尋求把握並超越的辦法,這就是通過「心齋」、「坐忘」等修養方式,達到一個不為七情所動的高境界,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養生主》);「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莊子·庚桑楚》)。這種境界是超脫世事紛擾而形成的安寧恬靜的人生境界。黑格爾曾評伊璧鳩魯的道德學說曰:「它的目的是精神的不動心,一種安寧。但是這種安寧不是通過魯鈍,而是通過最高的精神修養而獲得的。」[4](Ｐ.84)這與莊子的精神超越有相通之處。獲得了這種安寧恬靜的人生境界,就可得到「天樂」、「至樂」的最高體驗。
《紅樓夢》中真人的憂患亦是相當深重的,這與全書的悲劇意旨是相一致的。「天樂」的追求愈高,愈難實現,其憂患愈深,悲哀愈重,這就是樂與憂的辯證法。在作者筆下,新與舊兩種文化勢力相差懸殊,真人與假士的矛盾衝突日益激烈,真人之憂慮哀痛亦日益深重矣。甄士隱是「跌足長歎」,「急忿怨痛」,賈寶玉是「憂患亦日甚矣」[5](Ｐ.187)。寶玉聽到黛玉的葬花詞,「不覺慟倒山坡之上」,「反覆推求」之後,便思「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威壓下,常常以淚洗面,「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其悲涼心態是何等深重。尤三姐的「淚如雨下」,柳湘蓮的「扶屍大哭」,皆是哀之極、悲之至也。莊子曰:「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莊子·田子方》)紅樓真人亦是哀極而至於心死,心死而尋求解脫。其解脫方式亦有所不同,黛玉、尤三姐、司棋、晴雯等女子選擇了死亡,而甄士隱、賈寶玉、柳湘蓮等男人則選擇了遁世。後者的解脫方式,融合了莊學與禪宗二家,帶有一定的「頓悟」特點。所謂頓悟是個體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覺體驗,即指在某種特定情況、條件、境地下,自我會突然感覺到在這一瞬間似乎超越了一切因果、時空,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與對像世界完全合為一體,凝成為永恆的存在。甄士隱在英蓮走失、大火毀家的情況下聞《好了歌》而「徹悟」;柳湘蓮在尤三姐自刎的境地下聞道人冷言而「打破迷關」;寶玉是在黛玉去世的打擊下,「懸崖撒手」,「棄而為僧」。他們在一瞬間超越了紅塵的煩惱,達到「真我」、「入聖超凡」,與自然合一,進入到「天樂」、「至樂」的高層次人生境界,建構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四
莊子建構的精神家園是「無何有之鄉」,他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莊子·列禦寇》)成玄英疏曰:「無何有之鄉,道境也。」[1](Ｐ.1048)此乃超越世俗哀樂的悟道之人的精神家園。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建構的精神家園乃太虛幻境(1)。在這個理想化的精神家園中,人物是盡善盡美,心態是「天樂」、「至樂」。男子是「骨格不凡,丰神迥異,說說笑笑,高談快論」;女性乃「蹁躚裊娜」,「冰清玉潤」,「姣若春花,媚如秋月」。生存環境是至美無瑕:「朱欄白石,綠樹清溪,人跡希逢,飛塵不到」,「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生活狀態更是自由自在:「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超越了哀樂的心理羈絆,達於心靈的安寧恬靜。這是人生的最佳歸宿,是一片無封建禮數束縛的自由樂土,是沒有塵世污染的世外桃園,是令人心醉神怡的至美境界,是真人心靈裡的聖殿。若能入此精神樂園,就能實現人生的意義及價值,就能享受到最大的精神愉快。因此,其魅力是巨大而不可抗拒的,真人甄士隱追求入此境,樂不思蜀;真人賈寶玉追求入此境,百折不撓,寶玉曾為之傾倒,由衷感歎:「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假士賈政、賈雨村一度放棄對此境的追求,並想改變他人的這種追求,但最終還是不得不歸於此境。(2)進入此境的途徑,並非皈依宗教一種,甄士隱的入道,賈寶玉的「懸崖撒手」、「棄而為僧」的入佛,皆是進入了此精神樂園,其形式雖不同,同入此境乃是一致的。這同歸而殊途的不同形式只是入此境的一架橋粱而已。寶玉常說的「化灰化煙」乃形體之散,其神則歸於太虛幻境這個精神家園,這與莊子所言「其死也物化」不無契合之處。
關於太虛幻境的象徵意義,紅學界諸家見解不一(3),各有道理。筆者認為,是否可以結合其文化淵源之一的莊子人生哲學從不同層面理解之:
第一,從虛實反照的角度看,它象徵著未來新社會的藍圖。雖然這個新社會還很朦朧,但這顯系與黑暗現實美醜對照的理想化社會。按作者借甄士隱與賈寶玉眼睛一再昭示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幅對聯的寓意,黑暗現實是「到頭一夢」的夢幻,是「萬境皆空」的虛無,而真人夢中的仙境倒是虛中寓實,夢中有醒,「無」處含「有」。現實的大廈將傾,意味著天崩地解,曙光在前。這樣寄寓理想,可給真人以希望與鼓舞,在「盛宴終散」的悲劇色調中,融入某些亮色。
第二,從虛實一體的角度看,它又與現實中的大觀園遙相呼應。換句話說,大觀園是它在現實的投影,它是大觀園的本源與未來。作者寫寶玉在大觀園題對額時「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到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顯然是在有意點明大觀園與其夢中太虛幻境的相似對應關係。黛玉《世外仙源》詩所云:「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直接把大觀園比作世外仙境。太虛幻境中的「一干風流孽鬼下世」、「落塵」,成為大觀園中的主角;太虛幻境赤瑕宮中的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下世為人」,成為大觀園中眾花拱月的核心人物。作者一再強調其超凡脫俗的共性特點:「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23回)「不過是『弟』『兄』『姐』『妹』四個字隨便亂叫」(49回)。大觀園最終變為衰敗荒蕪的「花塚」,說明作者嚮往的理想社會在當時的現實中還不可能實現,它是超越於這個現實的屬於未來社會的遠景藍圖。
第三,從人生境界的角度看,它象徵著心靈超越的精神家園。這是曹雪芹立足於中國心靈哲學的廣袤而豐厚的文化土壤,汲取莊子人生哲學中真人的理想人格,自然的人生態度與天樂的人生境界,沐浴著明清時代啟蒙主義思潮的雨露,苦心孤詣建構起的一座自我超越之後方能現形的精神樂園。入此精神樂園的途徑並不在於是否皈依宗教,關鍵是要能實現自身之內的精神超越,必須超越功名富貴、金錢美色、厚味美服、兒女後事等各種人生怪圈。如此方能領悟人生的真諦,實現人生的真正價值,享受到最大的精神愉快———天樂。從當代文化意義層面觀照之,這種精神家園的建構對解決人類的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淨化社會風氣等方面,仍有著超時空的認識意義與審美價值。若人們都能超越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的羈絆,超越利害得失、生死壽夭等人生怪圈,建構起各自至真至美的精神家園,那麼社會現實中官場腐敗,世風澆薄,家庭內訌等等令人痛心疾首的現象就會得到遏止,爾虞我詐,雞爭鴨奪等現象就會減少,假、丑、惡就會被真、善、美所取代。這樣,曹雪芹寄寓其中的未來社會藍圖與美好人生理想就能夠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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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注 釋:
(1) 《莊子·列禦寇》曰:「太一形虛」,此當亦是太虛幻境所本之一也。
(2) 參見拙著《中國古代文學叢論》中關於賈政與賈雨村的專論,大連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81頁。
(3) 參見余英時先生《<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與張錦池先生《論<紅樓夢>的三世生命說與兩種聲音》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