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近半個世紀海內外索隱派紅學
近半個世紀，尤其是70年代以來，海外出版了不少索隱派紅學著述，從索隱派觀點看來，可說是索隱派紅學的復興；從批評者觀點說來，則是索隱派的復辟；而從《紅樓夢》研究史的角度來說，則是當年胡適和蔡元培新舊紅學爭論的繼續。舉例說來，先後出版的有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杜世傑的《紅樓夢考釋》（是其《紅樓夢悲金悼玉考》、《紅樓夢原理》增補本），李知其的《紅樓夢謎》，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及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等。
一、舊論題再度起論爭，胡適、陳炳良批評潘夏索隱法
在海外老一輩紅學家中，潘重規著有《紅樓夢新解》、《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等書，是索隱派紅學家。早在50年代初，胡適讀了他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曾發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1〕，表示「不能贊同潘君的論點」，認為「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胡適在這封寫給哲先的信中還感歎說：「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的『紅學』!」
70年代，潘重規仍然繼承蔡元培的觀點，認為《紅樓夢》是反滿復明的。在《〈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答余英時博士》一文中，說《紅樓夢》「作者對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露於字裡行間。作者在書中反覆指點真假，以賈府影射偽朝」。陳炳良在《近年的紅學述評》中，對潘的觀點和方法提出商榷，認為潘的《紅樓夢新解》以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代表明，薛寶釵代表清，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奪政權的說法純屬推測，是不恰當的。陳炳良說：
原諒我作這麼一個相同的例子(analogy)：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牽扯上反清復明的思想嗎?潘先生的姓拆開來不是指番人的滿洲嗎?他的大名不是隱日月兩個字，即明朝嗎?我的賤名也可以解作：「陳指過去，即懷念勝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艮是艮上加一點，艮即山，故良字是隱崇禎自縊於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會同意我的說法的。
陳炳良對潘重規索隱方法的這個批評是很巧妙的。潘對陳這段話實在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反駁，特別是對這段話中用索隱方法硬是將潘、陳兩人的姓名，都解釋成為具有反清復明含意的方法究竟應當持何態度，更是左右為難，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是。試想，如果肯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明顯與事實不符，因為潘、陳兩人的命名確實並無反清復明的用意，如此一來，豈不是也就肯定了自己書中那些反清復明之說並無事實依據?但如果否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勢必也要否定自己書中的方法，因為他自己書中使用的方法跟陳炳良這段話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都是表面上看似有理實則是牽強附會的索隱派的方法。總之，無論是持肯定態度或持否定態度，都難以使自己運用索隱方法論證《紅樓夢》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做法得以自圓其說。面對這一兩難的情況，潘先生便迴避正面回答是否同意陳炳良這段話的說法，而是就《紅樓夢》應否運用這種索隱方法的問題發表與陳氏相反的意見。在陳氏看來，既然這種方法純屬主觀猜測，自不應以此研究《紅樓夢》；而潘氏在《<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一文中則說，問題是在於應該不應該運用這種方法，「我們研究《紅樓夢》，如果應該用這種索隱辦法去解決問題，就不當因難而退」。
陳炳良文中還就潘重規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原作者的說法提出一些問題質疑，如問：「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末永忠和明義的詩，脂硯齋『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那句話和許多『曹雪芹作者』的記錄，我們怎樣去解釋呢?」「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末別人為什麼要『嫁禍』給他呢?如果作者是避免文字獄，為什麼修訂者要提到曹雪芹的名字，難道他不知道文字獄可以株連很廣的嗎?」關於前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誤會曹雪芹乃《紅樓夢》的原作者，是由脂硯齋、畸笏一班和曹雪芹同時的紅迷引起的。他們沉醉在《紅樓夢》文學的魅力中，他們在批語中對隱名的原作者，和執筆增刪的曹雪芹，都漫無分別的稱他們為作者。批書人對原作者表現極度的崇拜；而對密友曹雪芹則表現得非常親暱。」至於何以要由曹雪芹來增刪，潘說：「或許是雪芹詩筆比這班批書朋友較強，或許《紅樓夢》的底本是曹家的藏書，《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可能是曹家傳抄出來的。」「《紅樓夢》本書，另有隱名的原作者；曹雪芹只是增刪補訂的執筆人。脂硯齋在評語中一律都稱之為作者，這便是曹雪芹變成為《紅樓夢》作者的由來。『永忠、明義的詩』和『許多曹雪芹是作者的記錄』，都是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的。」(著重點引者所加)關於後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脂硯齋批語中說曹雪芹是作者，但脂硯齋並不知道《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隱書，所以談不到『嫁禍』，因為他們並未感到有『禍』可『嫁』。」
從上述情況可以知道，內地紅學界後來關於《紅樓夢》著作權問題，關於脂本後出以及永忠、明義等記述是接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等不同看法的論爭，可以說直接間接地與70年代港台的討論有關。問題早就提出來了，後來的論爭只不過是問題的進一步展開，規模和影響更大，論爭也更為尖銳、激烈而已。
二、杜世傑《紅樓夢原理》：曹雪芹諧音「抄寫勤」，世上並無此人潘重規之後，海外索隱派中有杜世傑。他於1971年在台灣出版有《紅樓夢悲金悼玉考》，經修訂後於1972年印行《紅樓夢原理》，1979年在上述兩書基礎上增補改寫成《紅樓夢考釋》印行。此書由中國文學出版社1995年在北京出版。《紅樓夢考釋》卷首《自序》稱：「余研究《紅樓夢》數十年」，「撰《紅樓夢悲金悼玉考》一書，說明《紅樓夢》涵民族大義，以復禮興漢為宗旨」，《紅樓夢考釋》一書「搜掘《紅樓夢》所隱藏的真事，詮釋《紅樓夢》的詞藻，發揚《紅樓夢》的義理，務期讀者能徹底了悟《紅樓夢》為復性救世之書，為有功名教之書，實乃前賢立言之作，非曹雪芹的忘本自詆」(著重點引者所加)。《再序》又強調「紅樓的宗旨是教禮明義，知恥奮鬥，的是一部演性理之書」(同上)。
《紅樓夢考釋》每篇分若干章。第一篇《<紅樓夢>與曹家》，其中有《<紅樓夢>對賈府的褒貶》、《<紅樓夢>不是曹家的寫實》等；第二篇《<紅樓夢>的組織與讀法》，其中有《紅樓名詞》、《真假陰陽的運用真諦》、《看反面》、《智通》、《人物的創造》、《一手二牘的創造法》等；第三篇《賈府與滿清宮廷》，其中有三章分別從時間、從空間、從人事《看賈府與清朝》，又有《賈府的機關》、《<國朝宮史>與賈府的巧合》、《大事考釋》等；第四篇《寶玉與滿清帝系》，其中有《由名號看寶玉身份》、《從親屬身份看寶玉的身份》、《從生活經歷看寶玉身份》；第五篇《后妃角色》，有《太君與太后》、《鳳姐》、《蘅蕪君》、《湘妃》；第六篇《大漢兒女》，其中有《寶琴》、《史姑娘》、《怡紅公子與絳珠草》、《小宛入宮辨疑》；第七篇《<紅樓夢>的思想》，其中有《<紅樓夢>的民族大義》、《真偽的興廢》、《倡禮攘夷》、《儒生興胄禋》、《貶斥降臣》等；第八篇《吳梅村與<紅樓夢>》，其中有《從名號的涵義求作者》、《從作者的經歷找作書人》、《梅村之謎》、《反清遺老》、《從學術觀點看作者》、《<紅樓夢>的素材與梅村遺著》。
《紅樓夢考釋》的內容甚為龐雜，茲僅舉其關於《紅樓夢》作者、《紅樓夢》思想、「諧韻格謎」猜法的「考釋」如下。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杜世傑認為，依《紅樓夢》緣起看，「原始作者是石頭、空空道人、情僧及賈雨村等。曹雪芹不過修改增刪編目分回而已」(第八篇)。他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作者，只是「抄寫勤」，是一個抄手。為什麼呢?他「考釋」說：
根據紅樓的命名法看，石頭記的事叫《石頭記》，情僧錄的事叫《情僧錄》。因為這部書是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所以傳世者便叫賈雨村。……故曹雪芹一名很像是「抄寫勤」的諧韻。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他不但「抄寫勤」而且增補也勤，依此曹芹圃或系「抄勤補」的諧音。如此解釋，雖嫌穿鑿，但除此也無更好的解釋。而曹雪芹又名曹夢阮，頗似「抄夢圓」的諧音。圓字應作圓滿解，即完成之意。《紅樓夢》實在是他抄寫完成的，那他根據《石頭記》《情僧錄》的命名法，就應該名「抄夢圓」(諧曹夢阮)。(第八篇。著重點引者所加，下同)
那麼，《紅樓夢》作者究竟是誰?杜世傑認為，那是吳梅村。理由何在?他「考釋」說：
甲戌本上說：「至吳玉峰題日《紅樓夢》，東魯孔梅村則題日《風月寶鑒》。」此二人似乎也是參與《紅樓夢》的作者，再加上賈雨村，按序各取一字，便是「吳梅村」三字。
上列諸名詞，皆采一手二牘法，即地名兼人名。
據《微論紅樓夢》的作者，郁增偉先生的解釋：「吳梅村世居昆山，祖議始遷太倉，蓋吳是江南地方總稱。昔吳地所轄，縣稱吳郡。玉峰是昆山縣馬鞍山之山峰名。梅溪是梅村溪流之總稱。……以此可說著者，居吳郡，玉峰之麓，梅溪之濱，村舍之語。
上列地名，太倉衛志，昆山縣志，均有記載可考。」按郁先生之解釋，則可發現，原著者似乎故留姓名地址，以啟後之讀者，而明其苦心，則夙願償矣。(第八篇) 書中多處用諧音法、命名法證明《紅樓夢》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而應當是吳梅村。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謂《紅樓夢》「正如白髮宮入涕泣而談天寶，不知者徒艷其紛華靡麗，有心人視之皆縷縷血痕也」。杜世傑說：「這真是中肯之談，揭明瞭《紅樓夢》所隱的是興廢史及宮闈事，作者是出入宮廷之人。若作者是曹雪芹，所寫的是曹家事，那以『白髮宮人而談天空』未免過當。但與梅村又相吻合，徐光潤在《梅村年譜序》云：『……吾鄉梅村先生之詩，亦世所謂詩史也，……其集中之作，類皆感慨時事，悲歌掩抑，銅駝石馬，故宮禾黍之痛，往往而在。」』他又認為高鶚也相信《紅樓夢》是野史，乃自號「紅樓外史」。對此，杜又「考釋」說：「紅者『朱』也，即朱樓(明宮)外史。他這項命名法同《石頭記》、《情僧錄》一樣，取一手二牘法，把人名與書名並在一起。」
他又說「《石頭記》緣起的秘密，卻藏在九十五回」，因為九十五回說石頭在「青埂峰下倚古松」，於是又推測：「那《石頭記》是遺老在洪幫的秘密會所製造的。石頭本來是女媧煉來補天用，補天就是救國。那《石頭記》的宗旨與古松的『洪英』一樣，是遺老們要製造(訓練)出來救國。」他的根據是，洪幫的「秘密會所」叫「古松」，會員叫「洪英」；「洪為『漢』字去中土，洪英即漢人之精英」云云。
關於《紅樓夢》的思想。杜世傑說：「主張《紅樓夢》涵民族大義者，並不乏人，如蔡元培氏、王夢阮氏、潘重規氏等。」於是他從各方面盡可能去考釋《紅樓夢》的民族思想。《紅樓夢》一開頭即以甄、賈相對，在杜世傑看來，甄代表漢族賈代表異族。「姓賈的不是淫亂無度，就是殘酷不仁，再不然就是貪贓枉法，竟找不出一個好人。而姓甄的呢?古道熱腸，培養出個賈化，無惡不作，自己反弄得家破人散，江南甄府沒有任何罪名，竟被抄家，被抄的原因是太真了，太好了，所以別人不喜歡，才被抄。甄寶玉雖然少年頑劣，可是後來仍變為正入君子。若是曹雪芹寫自傳，就不應該把姓曹的都寫成壞人」。總之，如以《紅樓夢》為曹家自傳，「怎樣也講不通的」、那麼，《紅樓夢》的「反清思想」隱藏在哪裡呢?就隱藏在《紅樓夢》引子「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裡。他說：
《紅樓夢》的主旨是「悲金悼玉」。所謂「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國，也即是金虜。悼是哀悼。玉是頑石，也即是土石，說明白一點即是「故土」。玉在《紅樓》上必須拆字，玉拆為一王或「一土」，土與土同，黃自元皇甫碑「茅土表其勳德」，《形音義綜合大字典》，王羲之草書土為土。(第七篇)
杜世傑認為《紅樓夢》有「貶斥降臣」的思想。他說：「《紅樓》作者，心懷亡國之恨，對賣國求榮腆顏事仇的降臣，大加撻伐。為了隱藏真事，乃名洪承疇為假天祥、小紅，名吳三桂為呆霸王、濫情人，名金之俊為賈芹(禽)，即偽邦的禽獸。都能刻畫入微。」(同上)為什麼將洪承疇扯到小紅呢?杜世傑對小紅的涵義作了「考釋」：
小紅即紅娘，出在《西廂記》，是牽線引路之人。皇太極得到洪承疇，對群臣曰：
「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見《嘯亭雜錄》)事實洪承疇就是金人寇明的嚮導，故名之小紅。(同上)由洪承疇想到小紅已經使人覺得牽強附會了，而杜世傑還聯想到小紅走過蜂腰橋，實際上就是影射洪承疇「變節」。他說：
小紅因墜兒賈芸來才走上蜂腰橋，蜂腰在二節之間，投降也叫變節，小紅走到蜂腰橋，這又說明洪承疇處在一節與二節之間。(著重點引者所加)
小紅走過蜂腰橋去幹什麼呢?是去拿筆。拿筆幹什麼呢?是要描花樣子。《紅樓夢》作者這樣安排是什麼意思?杜世傑說，這是「影射洪承疇寫降表事」。理由何在?理由就在於「花」應讀「話」即「話樣子」，「說得明白一點，即洪承疇所寫的降表」。杜書中隨處利用《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批判洪承疇等降臣，如說：「洪承疇在不能逃走的情形下投降，投降便遺臭萬年，所以賈薔澆了賈瑞一身屎尿。賈瑞早晨回家，對家中入說：是失足掉在茅廁裡，這便是失足遺臭之意。」這類隨意牽合、隨意發揮之處書中很多。
就像許多已往的索隱派著述一樣，《紅樓夢考釋》也把《紅樓夢》看成是小說作者寫的一個「謎」，而研究《紅樓夢》也就是千方百計地「考釋」這個「謎」。杜世傑強調的是，《紅樓夢》裡的「謎」都屬於「諧韻格謎」，比較難猜，但他提出了「先猜後諧」「兩層破解」的方法，認為掌握了這辦法，就能「考釋」出《紅樓夢》的隱義。小說二十二回寫到寶玉製的謎是：「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憂亦憂，像喜亦喜。」他說：「賈政猜鏡子，實際是舜帝坐朝之典。」並對寶玉、黛玉、寶釵三人命名隱義猜釋如下：
作者既擬寶玉為舜帝，黛玉為湘妃，那對寶釵就應該擬為湘君，但那太明顯了。所以作者改用蘅蕪君。蘅蕪為香名，見《拾遺記》，別無他解。蘅蕪君即「香君」，諧韻讀「湘君」。這是一個比較難猜的謎，但諧韻格謎，都是要先猜後諧，就是諧後語所用的諧韻也是要經過兩層破解。如「反穿皮襖」要先猜「裝羊」，然後諧「裝佯」。「外甥打燈籠」要猜「照舅」，然後諧「照舊」才通。依此法則應猜「蘅蕪君」為「香君」，然後諧「湘君」，也是很自然的猜法，並不是穿鑿附會。而《紅樓》上採用的全是諧韻格，依此法猜寶玉的謎為「舜帝」，然後諧「順治」，所隱的史事全顯眼前。(第四篇)根據杜世傑這樣的「考釋」，他認為就能明白小說作者的命意：「就竹夫人、瀟湘館、瀟湘妃三個名詞對證，黛玉況湘妃無疑」；「就更香、蘅蕪院、蘅蕪君三詞對看，寶釵必射皇后」；「釵黛既射后妃，那絳洞花主(寶玉)必射帝王，並且應射夷人帝王」。小說作者以舜帝比順治，「寶玉既況順帝，則寶釵即是皇后，黛玉就是貴妃」。杜世傑就是以這類猜謎法來論證「寶玉與滿清帝系」諸種人際關係，來論證賈府是影射宮廷史事的。
三、李知其《紅樓夢謎》：研究「夢謎」應當用「詳夢」的方法
80年代，香港有自號「不過如是齋」的李知其，也寫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隱紅學著作，書題叫《紅樓夢謎》。此書1984年出版上篇，1985年出版下篇，1988年又出版了續篇。上篇是該書第一章《紅樓夢角色猜謎舉例》，有文24節；下篇是該書第二章《紅樓夢事物猜謎舉例》、第三章《紅樓夢面面觀》、第四章《「紅學」的議論》，有文28節；續篇以程甲本一百二十回為猜謎對象，有文120節。
李知其的《紅樓夢謎》，其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就是繼承和發揮蔡元培等舊紅學索隱派的思想和方法，認為《紅樓夢》是反清復明之作，說《紅樓夢》「是一本前所未見的夢謎小說，到處隱藏了大、中、小的謎語不計其數」(上篇第一節《甄英蓮》。著重點引者所加，下同)。認為小說作者就是通過製作這許多「謎」、「夢謎」，來反映政治歷史事件，表達反清復明思想的。
《紅樓夢謎》的特點之一，是強調小說作者善於「營造謎語」，而李知其又極善於「解謎」。這裡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李知其說，《紅樓夢》裡的賈寶玉是影射順治皇帝，小說第二十二回湘雲叫寶玉為「愛哥哥」那段話有咀咒胡人「死亡」之意。他說：
第二十回，史湘雲叫寶玉做「愛哥哥」，黛玉笑她：「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稱鬧麼愛三了。」黛玉短短一句話裡，出現了「愛」字三次，實在是一個明點：賈寶玉原是姓愛的。……「回來趕圍棋兒」是說回來圍攻旗夷的時候，「又該你鬧麼愛三了」這一句話表面是鬧一二三，實際寫成只見有一二三而無四，無四諧讀胡死，可知史湘雲口中的愛哥哥只是書中的言語，她心裡卻是要咒鬧胡人的死亡呢。(上篇第八節《賈寶玉》)
第二個例子，李知其說，小說第八十七回紫鵑說要廚房為黛玉做一碗湯那幾句話，其實是「作了一個史事報告」。他說：
《紅樓夢》藏謎的手法，每每癡得使人驚歎不已的。像第八十七回紫鵑問黛玉：叫雪雁告訴廚房，給黛玉作一碗「火肉白菜，加了一點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好麼?這時的紫鵑，其實作了一個史事報告。「火肉」諧音鵝肉，白彩的鵝肉就是天鵝肉了；「嚇米兒」讀「蛤蟆兒」；「青筍紫菜」是清順治來。這一碗湯恐怕是說：弘光帝那個癩蛤蟆，只為好色想吃天鵝肉，看看快把江山配給了順治帝了。(同上第七節《林黛玉》)李知其這種猜謎法，真是匪夷所思，其穿鑿附會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其實，與其說這是小說作者在「制謎」、李知其在「解謎」，不如說這些所謂「謎」，「實際上是這位索隱家自己製造出來的。猜謎人自己即是制謎人，這就是問題的實質」〔2〕。
《紅樓夢謎》的另一個特點，是竭力推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夢」的概念；公開提出《紅樓夢》創作本身就是「做夢」，所以研究《紅樓夢》就應當使用「詳夢的科學方法」。對該書的這個特點，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段話，轉錄於此：
《紅樓夢》創作過程是「做夢」，而曹雪芹呢，「他既非『作者』，也不是『抄者』或『閱者』，只是一個囈說人在洩恨說恨」(頁738)。《紅樓夢》既是「做夢」的產物，研究它也就必須用「詳夢」的方法，而且這才是「科學方法」!這就是《紅樓夢謎》著者告訴我們大家應當懂得的方法論!我們不是說科學研究應當實事求是麼?按照李氏這種「做夢」說、「詳夢」說，哪還有什麼實事求是可言呢?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根本特徵的，但當索隱學者無法自圓其說時，索性把文學的創作和評論統統理解為非理性的活動，用一個「夢」字來搪塞。對於這樣的理論和方法，真是叫人不知說什麼好了!〔3〕
李知其在《紅樓夢謎》中勸告青年人不要讀非索隱派的紅學著作，應該讀索隱派的紅學著作，並且「做索隱讀者」(上篇第八節《賈寶玉》)，還要求他們「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夢阮、沈瓶庵、潘重規、杜世傑等正確而高明的導航線，繼續把謎語猜下去」(同上第二節《薛蟠》)。索隱家的李知其，將已故和在世的新老索隱派及其索隱方法稱為「正確而高明的導航線」，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青年們是否會像李知其那樣，遵循他那「詳夢」的方法「繼續把謎語猜下去」，具有科學觀念和理性意識的青年是會作出他們正確的回答的。
四、霍國玲等《紅樓解夢》：林黛玉「竟是謀害雍正皇帝的元兇」
近30年來，海外固然不斷地有索隱派紅學著作出現，繼上述潘重規、杜世傑、李知其之後，內地也出現了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這樣的紅學索隱派的書。
霍國玲等著的《紅樓解夢》，也像許多索隱派著作一樣，認為「小說的表面故事是假話，另有真事隱在其中」，「《紅樓夢》中隱入了何人何事，是《紅樓解夢》一書所要揭示的問題」。那麼，此書索出了什麼隱事呢?他們說：
康熙帝駕崩後，雍正帝繼位。不僅結束了曹家「烈火烹油」的生活和富貴榮寵的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作者14歲時抄了他的家。從而使這個「百年旺族」走上江河日下、日幕途窮的下坡路。曹雪芹乖蹇的命運並沒有到此為止，雍正人年，他16歲時，宮中選秀女，又把他傾心愛戀的姑娘竺香玉奪入宮中先作御用少尼，後來納作妃子，進而封為皇后。這一切，給這對年輕的戀人帶來了不可言喻的痛苦。為了抗議這種強暴和不公正的命運，他二人合力將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後香玉又以身殉情。(《紅樓解夢》增訂本第一集，《<紅樓解夢>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中國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著重點引者所加，下同)
換句話說，《紅樓解夢》索出的隱事、真事，是曹雪芹和他的戀人竺香玉合謀毒殺了雍正皇帝。
《紅樓解夢》所說的「竺香玉」是誰?該書說就是小說裡林黛玉的生活原型，就是「《紅樓夢》中隱寫了殺死雍正帝的女俠」。霍書在談《紅樓解夢》書名由來時，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姐弟合著的《紅樓解夢》一書，原打算取名為《紅樓隱俠》。這是由於雍正帝暴亡後，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是：雍正帝死於女俠的刀下，這個女俠便是呂四娘。通過我們的鉤隱稽實，發現置雍正帝於死地的女俠不是別人，而是《紅樓夢》中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竺香玉。這個竺香玉並未直接出現在小說裡，而是被隱寫在小說中她的無數分身者身上。據此才將我們的書名定為《紅樓隱俠》。意思是說《紅樓夢》中隱寫了殺死雍正帝的女俠。(同上)
這就是說，書名雖然聽取某位紅學家的意見由《紅樓隱俠》改定為《紅樓解夢》，可是這部書的一個重要用意是歌頌一個殺死雍正皇帝的女俠，這卻是一樣的。
問題是在於這個「竺香玉」是何許人?歷史書上並沒有這樣一個人，那末到哪裡去找這樣一個人呢?霍氏姐弟是從《紅樓夢》裡索隱出來的。原來「竺香玉」這個人是從小說第七十六回妙玉所作的那首詩裡找出來的。他們說：
香篆銷全鼎，脂冰膩玉盆。蕭增嫠婦泣，衾倩侍兒溫。空帳懸文風，閒屏掩彩鴛。首先，我們發現在「香篆銷全鼎，脂冰膩玉盆」兩句詩中，隱進了竺香玉的名字。何以見得呢?請看：
1．香、玉兩字隱在這兩句詩中(直通)
2．篆字中可拆出一個竹字(拆字法)
3．竹隱竺(諧音法)
據此我們說妙玉的詩中隱進了竺香玉的名字。並由此推及，妙玉之詩，正披露了香玉守寡後的生活實況。妙玉詩句中的「嫠婦」即寡婦之意。因此我們說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後的一個分身；「空帳懸文鳳，閒屏掩彩鴛」兩句詩，透露出香玉守寡後又與天祐私通的史實。(第一集《<紅樓夢>中隱入了何人何事》，妙玉詩句下著重點原有，余為引者所加)
為什麼說「香玉守寡後又與天祐私通」呢?霍書作了如下的解釋，同時對「天祐與香玉之事敗露後，一個自盡，一個逃亡」的結局作了交代。他們說：
眾所周知，鳳是傳說中的一種雄鳥，與其相對應的同種雌鳥稱作凰。鴛是一種水鳥中的雄鳥，與其相對應的同種雌鳥則是鴦。而妙玉守寡後，她的空帳不空，裡面又
懸進了頗具文彩的鳳(才子天祐)。同樣，妙玉的閒屏不閒，內中又掩進了美麗斑駁的鴛(美男子天祐)。詩中這種寓意，讀者不能忽視。乾隆九年，天}右三十歲時中了舉，並得官職為州同。就在這年，香玉為天祐生下一子，但由於天祐之妻的醋妒及廟中老尼的威逼，至使天彷「懼禍走他鄉」，香玉「恥情歸地府」，一段姻緣，到此結束。(同上)
霍書認為曹天祐就是曹雪芹，同時又是小說中的賈寶玉，而黛玉、妙玉又同是小說中根本未曾直接出現過的所謂「竺香玉」的化身或分身。霍書說守寡後的香玉跟曹天祐「私通」，還把兩人的「私通」說成是「史實」。其實這何嘗是「史實」，這只能說是主觀編造。
《紅樓解夢》中，常將歷史上的人物、小說作者、小說中人物乃至研究者「發現」出來的人物捏合在一起，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營造人物關係、編造故事情節。如小說第三回有兩首《西江月》詞，霍書根據脂批稱此兩首詞「別有深意」，又作了如下一番考釋和發揮：
脂批中指出，寫上述兩首《西江月》是作者「別有深意」，其深意為何?筆者認為，此詞是用來為寶玉畫像、作評的，同時還存有作者的自謙自貶之意。其用心則在於：為自己與香玉合謀害死雍正打掩護。世人誰能料到，像寶玉這樣一個「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的人物，竟會謀害當今皇上?更不會有人料到，像黛玉那樣一個嬌滴滴，哭啼啼，終日裡藥比飯吃得還要多的病弱少女，竟是謀害雍正皇帝的元兇。甭說世人不會想到，即使今天我們姐弟將此案揭示出來，仍有部分讀者不願相信，不肯相信，不敢相信。(《<紅樓夢>的分身法》)
這裡，小說作者、香玉、寶玉、黛玉、雍正皇帝在《紅樓解夢》著者的導演下演了一出「合謀害死」雍正皇帝的戲，但是導演卻不說這是戲，而是已經「揭示出來」的駭人聽聞的謀害皇帝案，而黛玉「竟是謀害雍正皇帝的元兇」。這真是從何說起啊!這是在歌頌林黛玉還是在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林黛玉呢?
對於《紅樓解夢》這樣一部書，有人卻恣意加以吹捧。有位署名「紫軍」者為此書寫《序》，競說《紅樓解夢》在紅學研究中「實際已形成完整的學說」，說此書是對《紅樓夢》研究的「全面突破」，是「新的里程碑」，說此書的「核心」，就在於「推斷、論證出《紅樓夢》背後所隱的一段歷史」，其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一個叫竺香玉的二十歲的皇后，「在曹雪芹的配合下，用丹砂毒死雍正」(第一集增訂本《序》)。但也有學者對此書提出認真嚴肅的批評，如楊啟樵，在發表於《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四輯的《曠世奇聞：曹雪芹毒殺雍正帝——評霍國玲等著<紅樓解夢>》一文中，以歷史資料為據，指出「雍正未嘗封香玉為後」，「雪芹弒帝有悖常情」，「香玉為尼純屬想像」，「雪芹豈是齷齪小人」，「黛玉形象下流不堪」，批評此書的「索隱」「越解越糊塗」。文末說：「霍氏鑽研《紅樓夢》十餘載，應有相當成就；惜主觀性太強，先立一說：雪芹戀人香玉被逼為皇后，曹、竺合謀毒死雍正。其蓖集證據牽強附會，多不可信，鑽入牛角尖而不能自拔。倘能虛心接受忠告，擯棄成見，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定有得益。」
如果說《紅樓解夢》是在編寫一個關於曹雪芹及其戀人謀害雍正皇帝的聳人聽聞的故事的話，那麼另一部索隱派的書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則是將《紅樓夢》原著各回的順序完全打亂，按照王國華的《紅樓夢》「結構學」，重新裁剪組合，使之成為一種不講情節、不講人物思想邏輯，只符合王國華設計的「太極紅樓夢」「結構紅樓夢」的主觀主義的玄想，只是在那裡將全部《紅樓夢》作「太極」的圖解，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更缺乏學術性科學性。尤有甚者，此書1995年7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正式出版時，竟署名作者是「王國華曹雪芹」。清朝時候的曹雪芹，就這樣被拉來充當現在王國華合作著述的夥伴。如此荒唐，我們這裡就不加評述了。
五、索隱派方法論並不科學，其自身存在著無法克服的非科學性質
在《紅樓夢》研究史上，索隱派的文章著述不少。歷史上曾發生過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之間的一場爭論，那場爭論雖然充分暴露了索隱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學性質，但是用索隱派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實際上並沒有完全絕跡，有時候還顯得相當突出、活躍。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的索隱派著述，實質上是舊紅學索隱派的繼續。如何認識《紅樓夢》研究史上的胡、蔡之爭呢?如何認識和評價新舊紅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前途呢?我曾經說：
《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爭論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是對紅學史上一場爭論的評述。歷史上這場爭論至今在紅學界並沒有結束，從某些現象看來，舊紅學索隱派在當年經過新紅學考證派的批判之後，似乎又有「反攻」之勢。而在我看來，以主觀隨意性為特徵的索隱派紅學，從科學研究的觀點來衡量，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站不住腳的；新紅學考證派的著作，雖非沒有缺點，但兩相比較，總的說來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比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較為切實一些。至於歷史上的索隱派，本身並非完全相同。蔡元培的方法不對，但他的《石頭記》歷史地看還保留著某種思想進步性。如今海外有的新的索隱派著作，別看有的是煌煌巨著，可是比起蔡元培來，不但未見高明，主觀主義的隨意猜測的毛病更為嚴重，所以我認為索隱派無論新舊，在《紅樓夢》研究中只能是「終歸窮途」。〔4〕
為什麼在紅學研究中索隱派著述不絕如縷，有時還顯得相當熱鬧，然而我們卻說索隱派紅學在學術上終歸窮途呢?這並不取決於批評者對它所持的批評態度，而是由索隱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觀存在的並且是無法克服的非科學性質和非科學傾向所決定的。
索隱派紅學家稱自己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方法。除個別索隱派紅學家曾公開提出《紅樓夢》研究本來就不必採取什麼科學的方法，如上面我們說到的李知其，他認為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其實都是「夢」，研究《紅樓夢》不必遵守什麼嚴格的科學規範、科學原則、科學方法，完全可以並且只有使用測字猜謎的方法，放任個人的主觀猜測和想像才能發現《紅樓夢》的隱意，他不在乎他人認為自己這種「詳夢」方法是否合乎科學。此外各種各樣的索隱家都熱衷於為自己主觀猜測的方法塗上一層科學的色彩，力求把自己索隱的方法說成是科學的方法，企圖借此顯示其方法的科學性。其實，科學的考證方法跟索隱派的猜謎方法其性質是不同的，我們必須把兩者區別開來。
那麼科學考證和主觀索隱有什麼不同，如何加以區別呢?我們可以從下列若干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提出論題而言，考證家的論題一般地說具有一定的現實性，論題的提出以考證家對研究對象的初步觀察和瞭解為基礎，強調論題來自客觀對像；索隱家的論題的提出往往是來自某種先入之見、某種既定的主觀懸念，在索隱派紅學著述裡，許多論題即所謂「謎」，其實都是這些猜謎家自己製造出來的。其次，就論證過程而言，考證家的論證強調遵循邏輯、尊重客觀實際。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從材料到結論；索隱家在這一點上恰好與考證家相反。他們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從結論到材料。索隱派的著述中，論證的過程和方法往往是支離破碎、東拉西湊。他們的論證既不講究科學邏輯，也不尊重客觀事實和材料，有時是把事實和材料裁剪、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可以製造出「事實」和「材料」，例如根據自己的需要，牽強附會地構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種關係或聯繫。再次，就結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論是比較切實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考證家未能得出科學的結論，考證過程及其結論會有失誤，但考證方法所得的結果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而索隱家們對自己所得出的結論，總是評價甚高，往往自詡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論往往是主觀猜想的產物，並非什麼真知灼見，很難說是切實可靠的。同時，索隱派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往往是死無對證、無從檢驗的。最後，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討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見識；索隱家們索隱的具體目的和動機雖然有所不同，或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於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遣文字自娛並以此娛人。看來索隱家們追求的是某種樂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滿足。但也正由於他們的研究具有主觀猜測、隨意附會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圓其說，也難以從科學上取信於人，有的讀者則不但難以從中獲得有益的新知，腦子裡反倒是被塞進許多想入非非的虛幻故事和無益的思想觀念。
總起來說，科學的考證本身要求尊重客觀實際和科學規律，考證家某些具體考證可能產生失誤，但他們畢竟受到科學研究原則的約束；測字猜謎的索隱，儘管在某些人看來頗有一種樂趣，但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根本特徵的索隱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隱派紅學著述存在著非科學的有時是明顯的反科學的傾向，這是基本事實。半個世紀以來海內外紅學索隱派的理論和實踐，再次暴露紅學索隱派方法自身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紅樓夢)研究的歷史經驗啟示人們，紅學研究工作者，只有認識到索隱方法非科學的性質，吸取索隱派研究的歷史教訓，才有可能克服<紅樓夢)研究中重複出現的非科學傾向，才有可能提高紅學研究的科學素質和科學水平。
註：
〔1〕胡適此文發表於1951年10月，潘重規《紅學六十年》附有胡適此信影印件。拙編《紅樓夢研究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選編潘重規、陳炳良有關索隱紅學互相商榷的文章時。也編入了胡適此信。按。潘重規．字石禪。潘夏是他的筆名。
〔2〕拙文《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於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在談到《紅樓夢謎》一書時，曾對該書的猜謎提出這樣的批評。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收入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3〕拙文《紅學批評應當實事求是》（評《紅樓夢謎》對胡適和非索隱派紅學的批評)，刊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4〕參見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的《自序》。《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爭論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原載《紅樓研究集刊》第四輯，收入《論紅樓夢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