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以及作者的藝術見解
一 到底傷於纖巧些
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寫人物的藝術活動的很不少。正如《哈姆雷特》的主角與演員談論戲劇藝術，《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主角對音樂藝術有獨特感受或獨特見地一樣，《紅樓夢》中寶玉等人物作詩、教詩、論詩，以及猜燈謎，行酒令，也在全書中佔據不可忽視的地位，是刻劃人物性格特徵的一個組成部分。
賈環做的燈謎得不到元妃的賞識，卻很能表現他的個性：「大哥有角只八個，二哥有角只兩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愛在房上蹲。」元妃猜不出它的謎底，特要小太監問個究竟。其謎底，原來是枕頭和屋脊上的陶塑。如果說賈環的「創作」是這個庶出的小子那落漠之感的自然流露，讀者可能以為我的論證是穿鑿之談。那麼，可否認為，這樣的燈謎，只有這個為人頑劣、缺乏藝術實踐和藝術知識的小子才做得出來呢?
真是文如其人。和賈環一樣粗鄙的薛蟠，他的酒令和賈環的燈謎一樣粗鄙。「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難怪眾人提出「這是個什麼曲兒」的質問。質問既是一種疑惑，也是一種批評。這個質問，意思彷彿是說：你的作品語言並不難懂，含義並不含糊，風格並不矯柔造作，但卻顯得粗鄙。附帶指出：批評也和創作一樣，在某些方面是批評家的為人的表現。薛蟠作為批評家，更具有「呆霸王」的本色。寶玉的酒令眾人叫好，他卻搖頭說「不好，該罰。」理由是：「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這話雖是說著玩的，卻也顯示出他那慣於壓制別人的「呆霸王」的個性。對於某些我說了算的粗暴批評來說，它也具有代表性。
李紈不長於作詩，然而她對詩的批評，比薛蟠的這種批評，卻要在行些也公道些。詠菊那日，她以詩社主持者的身份，說「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 《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一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李紈最讚賞的三首詩，全是黛玉的作品。被李紈貶到「背榜」地位的《憶菊》，是寶釵的作品。傾向鮮明的寶玉，立即擁護李紈的評定，說她評得「極是，極公道。」受了表揚的黛玉，作了自我批評。她說：
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
看來黛玉的詠菊詩，有個性，有真感情，但風格的確不免顯得有點不太自然。受到稱讚的「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正如她的自我批評，「到底傷於纖巧些」。看來作家曹雪芹對待他所鍾愛的主人公的態度，不是好就絕對好，一切皆好的。也許，這很不符合「高、大、全」的要求，但因為形象真實，也就更有藝術的美。雖然愛哭，但性格近於寶玉那麼坦率的黛玉，比毫無自知之明和自以為是的詩作者，是懂得詩作藝術質量的重要性的真詩人。
這裡有一個問題：李紈、黛玉這些關於詩的批評，除了符合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是否也代表曹雪芹的藝術觀呢?
既然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的創造。人物的言論也無例外地是作者的創造。作者寫人物的言論，不論是他所贊成，還是他所反對的，正如品質高尚的演員，在體驗他所要塑造的壞人時，作為想像活動的一定根據，不能排除自己生活經驗中某些方面的作用那樣，作品中人物的一切言論在某些方面和作家自己的認識，具有一種複雜關係的聯繫。我們當然不應該把人物的藝術觀與作家曹雪芹的藝術觀等同起來，正如不應該把人物的詩作的藝術水平當作曹雪芹的詩作的藝術水平那樣。但是不可否認，當作家認為錯誤的，為他所反對的藝術見解，出現在作者所不喜歡的人物的言行裡，不能不相應地表現出作家所贊成的藝術見解，即他自己的藝術見解。包括賈環、薛蟠的燈謎和酒令，包括薛蟠對寶玉的酒令的批評，這些形象曲折地表現了也就是浸透著曹雪芹自己的藝術見解。作家的藝術見解，當然主要不靠人物的言論來體現，往往是在如何描寫人物的藝術形式方面體現出來的。但是，看來李紈所要求的立意要新，黛玉的反對纖巧，至少是和曹雪芹藝術觀相一致的，而不是相對立的。認識曹雪芹的藝術觀，有利於認識鳳姐等藝術形象的塑造。從事物的內在聯繫看問題，認識《紅樓夢》人物的藝術觀，有助於認識曹雪芹藝術觀的某些方面。
二 非其山而強為山
與詠菊評詩的和平空氣不同，「大觀園試才題對額」關於藝術問題的爭論，是一場外鬆內緊、針鋒相對的藝術觀的鬥爭。寶甚在這回書裡，成了反對八股調的前鋒。和寶玉對立的賈政，遠不及眾姐妹隨和。賈政一方面高必寶玉有「歪才」一方面放不下他那當父親的臭架子，弄得寶丘雖想發表一些藝術見解，卻又不太敢暢所欲言。看來寶玉的拘謹，主要不是怕他父親抓住他的「小辮子」，而是唯恐因自己暢所欲言、觸犯池父親那為父的尊嚴。只圖討好主子的門客們，在寶玉與賈政爭執之間，態度折中、凋和、見風使舵「題對額」的論戰是一場好戲，也是認識曹雪芹藝術見解的重要篇章，
賈政 「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面村名．直待請名方可。
門客 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
寶玉 舊詩有雲； 「紅杏稍頭掛酒旗」—一如今莫若「杏簾在望」四字。
門客 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
寶玉 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花村」的妙。
門客 妙!
賈政 無知的業障!你能記得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l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
看來為了取悅於元妃的賈政，並非打心眼裡憎惡寶玉的「歪才」。他一方面通過打擊寶玉，顯示他那為父的尊嚴，一方面通過寶玉的「題對額」，考試寶玉的文才。「題對額」的論爭繼續展開，繼續挨罵的寶玉繼續堅持他的藝術見解。曹雪芹沒有脫離特定的人物性格與人物的特定關係，硬把他所鍾愛的逆子寫成一個脫離歷史條件，和賈政正面頂撞的英雄，卻反覆描寫寶玉堅持己見，寫出寶玉態度的嚴正性，寫出寶玉論點的正確性。
賈政 (瞅著寶玉)此處如何?
眾人 (忙悄推寶玉，教他說好。)
寶玉 不及「有鳳來儀」多矣。
賈政 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
寶玉 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眾人 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
寶玉 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船精，而終不相宜。……
賈政 出去!……回來!
寶玉這些崇尚天然，鄙視人工氣，憎惡穿鑿扭捏的庭園設計的議論，雖不免遭到賈政故意的斥責，卻引起讀者由衷的同情。寶玉這些強調天然美的議論，和進步思想家龔自珍在《病梅館記》裡，批判當時的「文人畫士」病態的審美觀，批判人工地改變梅花的天然神態的藝術傾向、藝術作風的論點相一致，也和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借石頭之口，反對矯揉造作、弄虛作假的文風，提倡樸實的藝術風格的議論相一致。寶玉這些關於藝術創作方面的議論，不只切合他那天真的個性，豐富了他那叛逆的性格，而且正如哈姆雷特對演員談表演藝術，反對裝腔作勢，強調就是在洪水暴風一樣的感情激發之中，你也必須取得一種節制，「你不能越過人情的常道」那些台詞是作者藝術觀的反映一樣，寶玉的藝術論也代表了作家曹雪芹的藝術觀點、藝術傾向。
三 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
寶玉不只長於文藝欣賞，文藝批評，而且長於文藝創作。例如他對襲人說：「……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例如他對黛玉說：「……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吊在池子裡，教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的碑去。」這些富有想像力的癡話，雖然並未準備寫到紙上，至少要比某些既無文采，又沒有真情實感，卻硬要拿來上市的打油詩更接近文藝創作。無怪脂硯齋對寶玉的癡話批道：「雖是混話一串，卻成了最新最奇的妙文。」
形式主義的文風，是一種頹廢的不健康的東西，它不能引導人們深刻認識現實。它只能使人們的感覺麻痺，它只能使人們的觀察能力衰退。
寶玉反對「非其山而強為山」的藝術傾向，並非是在反對藝術創作的創造性，而是反對不只是在建築設計方面才存在的頹廢的風氣。在建築宏偉的故宮博物院裡，隨處可以看到清王朝造作繁瑣的特種工藝，以及文風扭捏的對聯。好比慈禧太后的肖像畫上，突出描寫她那二三寸長的指甲，不以為丑反以為美那樣，這是剝削階級以養尊處優的腐朽的生活作風驕傲於人的思想感情，在藝術趣味和藝術風格方面的反映。寶玉崇尚「天然」的論調，雖只針對庭園的建築設計，卻是從頹廢風尚的流波著眼，向整個頹廢風尚開火的。
以為人裝模作樣，不會創作也不大懂得藝術的賈政為一方，以生活作風和藝術愛好都崇尚「天然」的寶玉為一方，在「題對額」時所展開的一場兩種審美觀和藝術觀的鬥爭，本質上是維護還是反對封建意識形態的鬥爭。眾門客從藝術著眼，有時也支持寶玉，彷彿是在擇善而從，但他們的藝術見地有如故宮那些平直古板的書法。眾門客在父與子的衝突中不是第三種人，其基本傾向和代表封建制度的賈政相一致。而代表進步傾向的寶玉，在「題對額」的矛盾衝突裡，雖然不斷受到壓抑，卻一直居於矛盾的主導地位。他不像征「大受笞撻」那回那樣，「小辮子」被對方抓住，居於劣勢。被動得很。儘管寶玉在這一回也懾於父親的威嚴，說話不能毫無顧慮，卻不像那回那樣「好漢吃虧不叫疼」，而是靠自己的文藝知識，利用門客在客觀上的支持，對父親的淫威寸步不讓，毫不妥協，有理有節，步步進逼。儘管寶玉這回也不能正面指責賈政，但他不是門客們那樣的牆頭草，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藝術觀。如果說「大受笞撻」那回書是曹雪芹對理不直、氣不壯的寶玉的憐憫，這回書卻是曹雪芹對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寶玉的欣賞。文藝欣賞和文藝批評，本質上是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賈寶玉崇尚「天然」，反對「穿鑿扭捏」的藝術觀，和他對於「仕途經濟」那不容於流俗的言行一樣，表現了這個賈氏不肖子孫的叛逆性格。
作為封建貴族出身的寶玉，當然有不少值不得同情，應當受到指責的壞作風。然而作為反封建的叛逆，寶玉在藝術傾向問題上不把原則拿來作交易，在他父親淫威之前不搞奴隸主義，對幫閒們那平庸低劣的文風和文論毫不遷就，這是今天的讀者也不能不同情他的原因。
賈政 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
眾人 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
賈政 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
一人 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眾人 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
那人 古人詩云「蘼蕪滿院泣斜暉」。
眾人 頹喪，頹喪。
又一人 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 (欲自題，忽見寶玉在一旁不敢則聲)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
寶玉 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 「明月」， 「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
寶玉反對不顧具體條件或拘於具體條件，反對不重視客觀事物的特殊點而任意用詞，反對一味因襲陳套的藝術主張，達一切，不只可以當作曹雪芹自己的藝術主張來讀，而且為他的創作實踐所體現。「題對額」與「大受笞撻」這兩回書，表現了不同情勢之下的父與子的衝突，從而在藝術上顯示著鮮明的創造性。其他情節，例如描寫腐儒賈代儒的兒子賈瑞在頑童鬧學或「起淫心」時的表現，對於封建主義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含蓄的諷刺等等，不僅不是「著跡」的，而且情節的個性鮮明，毫無「題二百聯也不能完」的一般化的傾向。由此可見，曹雪芹的理論與實踐，不是各走極端的。
四 從何處想來
寶玉反對藝術上的一般化以及反對「著跡」的論點，和第一回石頭反對「千部共出一套」，「皆蹈一轍」，「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結構上的「胡牽亂扯」……的論點完全一致。這種論點，一再以不同的形式，散見於其他論藝術的場合。
小姐們詠海棠和詠螃蟹，正如詠菊那樣，人物和作者的藝術觀，也有比較集中的，卻也是生動的表現。有的是由人物直接說出來的，有的是由人物行動表現出來的，表現形式都不落「熟套」。
李紈看見抬進了兩盆白海棠，建議「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說：「都還未賞，先到作詩?」寶釵爭鳴說：「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這就表現了兩種同樣有偏見的，其實是可以互相補充的藝術主張。[1]當別人正苦於如何才押韻，或怕香燼交不了卷而傷腦筋的時候，黛玉卻只顧一旁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頭們嘲笑」。寶玉見寶釵的作品已經謄寫出來，香只剩下一寸時，為黛玉著急：「香就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麼?」黛玉卻一理也不理。她把動腦子看得高於動手寫，是她的詩最有獨特內容的原因吧?也許，這就是曹雪芹最欣賞的寫作方法，寫作過程。這且不論。曹雪芹寫黛玉，並不寫她像迎春和寶釵那樣發表有關創作方法的見解，而是只寫她的創作實踐。這種實踐暗含黛玉的藝術見解，曹雪芹把黛玉寫得不尚空談，也許是他也認為文藝理論總比文藝創作灰色的緣故吧?
作者寫人們怎樣評論詠海棠詩或怎樣評論詠菊花詩，寫法和內容都不一樣。評海棠詩這回，人們是在一面讀詩，一面發表意見。不同於詠菊那回，詩都寫完才開評論會。這回作者也著重寫出人物性格及其相互關係，還著重寫出壇主李紈的又「公道」又偏心。李紈只讀了探春和寶釵的詩，還沒有讀寶玉和黛玉的詩，就作出判斷：「到底是蘅蕪君。」寶玉認為「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抬舉寶釵——「這詩有身份」。大家讀黛玉的作品也像一場戲。當寶玉看了詩句「半卷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就先喝采：「從何處想來。」眾人看了詩句「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眾人看了後四句「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都說：「是這首為上。」不可能真正立論公道的李紈，堅持她那自覺不錯的一家言。
李紈 著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
探春 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
李紈 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
寶玉 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
李紈 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
不講民主、濫用權力的壇主李紈，用她個人的發號施令代替大家的自由討論。她雖不敢象政老爹那樣動不動就罵人是「畜牲」，卻同樣是「我說了算」的武斷者。李紈和賈母相近，也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批評家。她肯定「含蓄渾厚」而否定「風流別緻」，這是孔門詩教的流波。探春支持李紈的評詩標準，寶玉反對李紈的評詩標準。但在這樣的場合．寶玉的叛逆思想處於劣勢，對於李紈那「公正」的批評雖不心服，也「只得罷了」，不敢再嘖聲。眾人評黛玉作品的那句話——「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獨創性。這句話和反對「千部共出一套」等論調遙相呼應．也可當成曹雪芹的藝術論來讀。
人物的詩論既然是人物性格和人物相互關係的表現，他們的詩論既然是彼此矛盾的，如果任意把人物的詩論說成是曹雪芹的詩論，那就難免越說越糊塗。迎春和寶釵相矛盾的論點——先見了花才好做詩和沒有見花也能寄興寓情，很難說哪一個才是作者的觀點。然而寶玉稱讚黛玉的詩，說「從何處想來」，卻體現著曹雪芹提倡創作一定要有獨創性的見地。如果把這句話加以引伸，就是所謂「本乎天然」，就是所謂「不現斧鑿痕」，就是所謂「不落前人窠臼」，就是所謂「人取我棄」。這樣的論點，和李紈「含蓄渾厚」或「有身份」的偏見不能調和，卻和曹雪芹在第一回中所提出的文論相一致。我這樣分析，會不會產生曹雪芹所反對的「穿鑿扭捏」的結果?姑妄言之。
五 格調規矩竟是末事
《紅樓夢》人物的談藝，當作曹雪芹自己的藝論來讀，當然不能認為曹雪芹的論點完全正確，表達方式毫無缺點。例如黛玉與香菱論詩，作為論美的對話錄來讀，其內容是不壞的。不過，雖很用功卻還幼稚的香菱，一上來就能發表那麼老練的見解，多少有點「著跡」吧?黛玉與湘雲聯詩，深夜飛來白鶴，走來妙玉，在結構上也不見得就十分「天然」吧?儘管情節方面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就人物的詩論本身來說，不僅僅是用來塑造人物的手段，也代表了作者比較進步的世界觀。香菱說做詩難，黛玉說做詩易。兩人有關怎樣做詩的見解相互補充，顯得輔導者終竟比初學者高明，顯出黛玉論點對曹雪芹論點更有代表作用。
香菱 如今聽你這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未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
黛玉, 詞句究竟還是未事，第一主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
不用說，不要以詞害意，意趣要真，可以當做曹雪芹所同意的A、B、C來讀，就是「主意要緊」的主張，也不等於唯心主義的主題先行論。它是以再現生活為基礎，強調情與理的重要性的。後來，香菱還認為：「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不反對這種說法，還重視香菱結合自身經驗揣摩唐人詩句的優點，如果把這些對話當成曹雪芹的藝論來讀，他自己的作品《紅樓夢》的寫法也有所印證。黛玉和寶玉共同修改《芙蓉誄》的創作實踐，體現著曹雪芹自己那修辭雖也重要，立意和意趣更為重要的創作原則。
寶玉 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熟濫的很，所以改個新樣……
黛玉 ……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我聽中間有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放著現成真事，為什麼不用?
寶玉 什麼現成的真事?
黛玉 咱們如今都系霞影紗糊的窗隔，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
寶玉 好極是好極，到底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只是愚人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句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實不敢當。(接連說「不敢」)
黛玉 何妨?我的窗即可作為你之文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異姓陌路者，猶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
寶玉 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越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她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她甚厚，故今寧可棄此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壟中，丫環薄命。」如此一改，雖於我無涉，我也是愜懷的。
黛玉 她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丫環，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
寶玉 這是何苦，又咒他。
黛玉 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
寶玉 又有了。這一改可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
寶玉這一改可不得了。看來寶玉的創作和黛玉的欣賞都和所謂「靈感」有關。「黛玉聽了，移神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外面卻不肯露出……」不過，從藝術創作上說，這一改不只使這一聯詞意俱新，而且在客觀上還包含著祭悼未死的黛玉的意思。且不管誄文的意境如何，我們可以把兩人這些議論當作曹雪芹的藝術論來讀。黛玉所指責的「未免熟濫些」，寶玉的論點「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只是愚人蠢子說不出想不出」和前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論點相同。就獨創性的重要性來說，這些議論在今天讀起來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本身就具有對於創作活動的指導意義。
六 果然威武
有些《紅樓夢》的情節可以表明，「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賈母對鼓書《鳳求鸞》等作品所發表的批評，就有鮮明的貴族地主階級的政治標準。儘管賈母象代表作者的石頭那樣發表過反對「千部共出一套」的藝術論，但她的藝術標準和反封建的作者的藝術標準並不相同。賈母這個封建統治的維護者，反對「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賈母主要不是反對它的藝術手段，而是反對它那反封建的思想內容。在日常生活裡，封建大家庭的請安問好「都是一個套子」，這一切符合鞏固封建秩序的需要，因而賈母並不反對。相反。賈母對於有反對舊婚姻制度傾向的《西廂記》感到恐懼。不論曹雪芹是否自覺，不論表達形式是否直率，《紅樓夢》寫人物的藝術觀和藝術創作、藝術欣賞，都反映了封建末世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鬥爭。
黛玉回瀟湘館路過梨香院，偶然而又並不偶然地聽見正在練習的小演員們所唱的曲文。當她聽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時．心裡想：「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接著，當她聽到「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她自己便進入了角色，「不覺心動神搖」。她聽到「你在幽閨自憐」等句，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黛玉沒有從理論上發揮，為什麼「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但她這話指出了創作與欣賞的矛盾，合理地強調了藝術欣賞的主觀性。黛玉作為曲文的欣賞者，她的「細嚼」所體現的審美感受，和她修改《芙蓉誄》的表現先後呼應，流露出她在生活上的追求，也體現了曹雪芹對於文藝欣賞的特殊性的重視．不妨當作他對文藝與社會作用的關係的間接的論證來讀。黛玉進入戲中境界這一欣賞活動表明，她在藝術趣味等方面，和賈母的政治標準相對立。她在寶玉面前不得不壓抑她的真情實感，終究壓抑不住她那發自內心的，對進步文藝的共鳴。如果說黛玉和賈母之間發生著意識形態的鬥爭，儘管這種鬥爭不像紅娘與崔母的鬥爭那樣是面對面的，而是很間接的，但是就鬥爭的深度來說，不決定於鬥爭形式的直接與間接之分。
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不是一個東西，所以我們不能機械地認為，代表貴族地主階級的賈母的藝術論，「顯然」全部都是錯誤的和反動的。當賈母看見黛玉的綠色紗窗舊了時說： 「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進而指令鳳姐：「明兒就找幾匹來，拿銀紅的替她糊窗子。」如果說色彩代表什麼階級，那就很荒唐。關於形式美的規律，例如色彩的對比、和諧、變化等等，各個階級都可以利用，只不過它所體現的思想感情各不相同罷了。賈母看了寶釵房裡的陳設太樸素，而提出應當收拾得「又大方，又素淨」，以免「倘或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可見人們對色彩的感受不是一視同仁的。不用說，藝術知識對賈母來說，服從她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需要，仍然是藝術標準第二，政治標準第一的。
講究排場的賈母，她的藝術論得不到務實的劉姥姥的同情。當劉姥姥看見賈母這麼講究排場時議論說： 「我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這個來賈府打抽豐的劉姥姥，當然不是想要和賈母論戰。也許她不過是為了誇獎賈府的豪華，而不是代表窮困的勞動者對於寄生階級的美學觀的譏諷。但這也是一種論美的爭鳴，爭鳴在小說裡的表現形式並不簡單。劉姥姥看見賈府的大箱大櫃，說：「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還高……。」劉姥姥未必懂得，使她感到「果然威武」的賈府的陳設，體現著地主階級的審美觀。但是可否認為，這是曹雪芹借劉姥姥的贊晤，在論證藝術的思想傾向呢?
七 可以悅世人之目
曹雪芹沒有簡單地把人物當作自己見解的傳聲筒，但是很明顯，有些人物的藝術見解，不妨說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藝術見解。第一回裡的石頭和空空道人論辯，指斥了那些以才子佳人為題材的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石頭指責這種傾向：「……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之小丑然。」
這種指責很值得注意。因為形式主義的創作方法，現在也不願自動退出藝壇。石頭所指斥的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人為的「胡牽亂扯」的關係，何嘗只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說和戲劇裡才有的。不少傳統的歌頌英雄的小說，彷彿兵卒不過是給砍殺著的大將吶喊助威，或跟在大將馬屁股後面跑跑的龍套，甚至成為歌頌大將的功績而被斬殺的數目字而已。這類作品代表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對歷史的荒唐的夢囈：「他們描繪出人類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時卻要求我們拜倒在個別特權人物的神聖形象面前。我們知道個人是微弱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體就是力量。」[2]曹雪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沒有象某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論客那樣，主張突出彷彿從娘肚裡一出來就成了英雄的人物，而把群眾寫成愚昧無知的群氓，結果所謂主要英雄人物卻不免成為根本不可相信的抽像符號。
不把對話當作教訓讀者的手段來使用的曹雪芹，那最使我感興趣的，是他以平等態度對待讀者的作風。即使是以作者身份說話時，他也並不濫用斷語，而是和和氣氣地誘導讀者由自己來作出判斷的。比如《紅樓夢》的創作動機，作者只這樣說：
……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叉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以悅世人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寫作動機當真只是為了「悅世人之目，破人愁悶」嗎?「我師何必太癡」。前人指出，「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的詩句，並非「志在經世」的屈原真有「出世」和「輕舉」的本意。這部反映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小說，它的社會作用不因為它的假語、反語、佯語而失去效力。從政治思想內容方面看，《紅樓夢》絕不是什麼只不過為了供人消愁解悶的東西。從藝術形式方面看，《紅樓夢》是富於魅力的讀物。我們知道：文藝作品作為戰鬥的武器，它是不是可能產生戰鬥作用，主要看它是否為讀者所喜聞樂見。適應讀者讀小說而不是讀論文的特殊需要，悅人耳目可以說是藝術手段應有的特點。在十八世紀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裡，《紅樓夢》的作者使小說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統一，給我們以很好的借鑒。只要藝術形式和健康的思想感情是結合在一起的，那麼它在悅人耳目的同時，也能產生一種良好的潛移默化的政治作用。
讀者接受小說的思想，從過程和條件來說，都是既被動又主動的。讀者面對小說，除了感覺、知覺，還有聯想、想像、觀察、思索等等精神活動。這一切是由某一小說特定的生活內容所引起的，因而應當說這種活動是被動的。但讀者的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變化，以至對於小說中的人物的政治判斷，卻必須有讀者的主動性。因為有主動性而有所發現，讀書才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也才可能更深入地認識作品的生活內容。一個藝術趣味低級的庸人，其思想感情不可能是崇高的。只有立場觀點進步的讀者，他才能接受作者正確的判斷，也才能否定作者錯誤的判斷。曹雪芹這樣善於運用藝術形式的作家，懂得讀者在被動中求主動的需要。因而一方面規定了和限制著讀者的欣賞活動，一方面不忽視怎樣促使讀者發揮主觀能動性，使其更好地接受作品反封建的思想內容。
讀者的政治思想傾向在藝術欣賞中的作用不能忽視，賈雨村作為一個藝術欣賞者，他對對聯的感受就與眾不同。當他散步到了智通寺，廟門前那副對聯對他來說，格外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對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這副對聯不是專為賈雨村創作的，它是佛教「回頭是岸」的教義的宣傳。但它能夠引起這個「待時飛」之人的注意，因為他自身有條件對此產生格外的敏感。正如賈寶玉看見秦可卿客房的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而引起反感，急得說「快出去」那樣，藝術欣賞的主體的主觀條件，在欣賞活動中有重要作用。重視讀者的曹雪芹，那「可以悅世人之目」的說法，從藝術形式上如何調動讀者讀小說的主動性這一點來說，正如石頭反對形式主義創作方法那樣，不是自作聰明的蠢才所能說的出的藝術見解。
[1]迎春強調對具體的客觀對象的感覺觀察的重要，寶釵強調主觀想像在特定命題中的重要作用；兩人的見解都有道理，兩種主張的差別和兩人不同的個性密切聯繫。
[2] 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