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大戰的世紀回眸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曹雪芹
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有極大的普適性。故事裡那兩個騙子裝模作樣、煞有介事地日夜忙碌著趕製那件「精美絕倫」卻並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自皇帝到群臣誰都看不見這件「新衣」，卻誰都不敢說出這個真實，只是一股勁兒地跟著附和、讚美、搞得熱火朝天。最終讓個小孩子說出皇帝的「新衣」並不存在：穿著「新衣」的皇帝是「光屁股」的。這個故事可說令人發笑，笑後想來，故事雖荒誕不經，其理卻通於許多冠冕堂皇的大事。回眸本世紀的「紅樓大戰」，也彷彿有些相近的地方。
所謂「紅學」在世紀初葉就出現了種種千奇百怪的說法，魯迅諷刺說：道學家看見「淫」、經學家看見《易》、流言家看見「宮幃秘事」，革命家看見「排滿」……俞平伯說是「越研究越糊塗」的「夢魘」；張愛玲則把它稱作「紅魘」……沸沸揚揚的「紅樓大戰」迭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火十分。所謂「紅學」被說成「藏學」、「敦煌學」鼎足而三的「顯學」，又是「大中華文化學」云云。愈近世紀後期，怪論愈多，如忽而「曹雪芹不是作者」，忽而「作者」是曹（頫\、曹顏、曹碩，乃至是脂硯齋，是作品中的麝月，近又有人說是墨香……忽又說誰都不是，是「高廟」命和珅組成的「寫作班子」的「集體創作」；忽然出現「太極紅樓夢」說忽而出現「農民紅學家」，忽然出現「雍正被曹雪芹刺殺」說，忽然出現脂本脂評全系「偽造」以「騙胡適」說；乃至紛至沓來的偽畫、偽詩、偽衣箱，偽「廢氣齋稿」，等等，真令人眼光撩亂口難言，歎為觀止。有人於此浪得大名者，獲高俸厚祿，高職稱者……儼儼然，當世之士也。仔細想想，不能不浮上個不敬的念頭，這不是都在編織一件「皇帝」的「新衣」麼！
關於曹雪芹著作權的「編」與「撰」之爭
紅樓大戰中最為蹊蹺的是曹雪芹著作權的「編」和「撰」之爭。「小說」在中國歷來正統文人心目中是「稗官野史」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說作者一直不被人重視，作小說者也往往羞於申稱，往往不敢署名，或署假名，至今弄不清《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箋生」和《醒世姻緣》作者「西周生」確切為何人，《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因孤證難立，至今仍受到懷疑。《水滸》和《三國演義》的施耐庵、羅貫中，至今也弄不清他們的生平事略。《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因小說得名，朋友就說是「吾為斯人悲，竟以稗史傳」。
《紅樓夢》是幸運的，在第一回開宗明義的首章競署下了「悼紅軒」主人「營雪芹」的大名及「作者自雲」的一大段創作目的的動機談和創作經驗過程談，這正是其他說部少見的，自乾隆到嘉慶期中，《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少有不同說法。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用近代科學方法考證出曹雪芹不是「烏有先生」而是確有其人，為曹寅之孫，曹寅征江南織造數十年，其人能詩、善畫，精刻、收藏書籍，交遊名士，正符合創作《紅樓夢》小說的家庭環境，胡適還找到與曹雪芹交遊的敦誠、敦敏兄弟二人的詩集，集中均有與曹雪芹有關的詩。後來發現張宜泉、周春、永忠等人的詩及脂本脂評，均證實了胡適的論斷：《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
這是個學術已經解決不成問題的問題。當然曹雪芹的「著作權」決非禁區：不許人討論，誰也沒有這個權力，更無這個必要，許多千百年前的學術定案也可置疑，是或予以推翻，不過，它須要這樣的前提：即要麼新發觀了與原來論斷截然相反的資料，要麼產生了至少能言之成理的與前說相反的「說法」。具體到否定曹氏著作權作翻案文章的論者面前還有一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即必須把《紅樓夢》第一回中白紙黑字赫然在目大書「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等字全行挖掉，有膽證明這些字全是「衍文」方可立論，否則千言萬語，只能等於零，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遺憾的是自戴不凡、李平賢、楊尚奎等等不管名氣多大，聲望多高，每次發動否定曹氏著作權的勢頭多大，「風煙滾滾來天半」，都有「一棍子把所有紅學家打得趴在地上五年爬不起來」，或此後的「紅學研究」，均當「依此為式」或「從此開始」，雖然他們對這個人人皆見「悼紅軒中曹雪芹」等字樣巍然兀立的客觀存在，無能撼動它的分毫，卻均以為掌握了「最後真理」，所言均是「不刊之論」。一一他們的作法，或用「考證」或用「電腦」或用索隱、或用推論……方式多樣，共同特點是把作品中虛擬的「石頭之言」、「情僧之錄」乃至「空空道人」、「吳玉峰」、「孔梅溪」等人～認定為「實有其人」．都是《紅樓夢》的「原始作者」，乃至涉及的脂硯齋、畸笏叟、曹頫\、曹（？由頁）、曹顏、曹回直到小說中的「麝月」等也是「原始作者」。設如這些辛勤的大量勞力的投入，目的在探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過程，儘管所得不多，收穫不大，也不失為一種正常的學術活動。但他們不是這樣，而是用造聲勢．炒熱和索隱，猜謎乃至毫無根據，不合邏輯的方法，製造這樣一個虛假的結論：即《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不過是編者而已，他們花了這般「一龍二虎九牛」之力，只為爭這樣一個字：即《紅樓夢》非曹雪芹所「撰」只是所「編」罷了。
如果說論者這種不惜獅子搏兔的大力追求《紅樓夢》的所謂「原作者」的努力果然有成，即真能找到有根有據的「原型」蹤跡，於探討《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曹雪芹採擷生活，人物和情節、細節的方式方法和取捨標準，闡明這部小說的藝術創造，當是大有裨益的，即使勞而無功，毫無所得，也不失為有益的努力，它昭示了後人：「此路不通」。可是他們大張聲勢、大造輿論的目的在於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這就弄錯了目標，墮入了誤區。不幸的很：他們正是這樣作。如有個評論家按他們自己的常識與邏輯作出主觀的猜測的任意性論斷後說：「《紅樓夢》作者之謎，終於破解了」，「我們對」全書也就「有一個全新的見解」；另一位論者還為出版界規定了今後出版《紅樓夢》署作者名的樣式：
《紅樓夢》；刨始者：曹淵(方回)
增刪者：曹沾(雪芹)
近來某教授又提出作者是「墨香」說，宣讀論文，接見記者，炒得十分熱火，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這些論者對現代著作權，改編權等等有關「知識產權」法律方面的知識達到專家以上水準，筆者是深信不疑的，可惜對中外文學作品的創作狀況及當時「著作權」狀況的理解卻與其遠遠不相侔。毋須遠征古籍，請看《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雲」：
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靠天下人。
請問諸君：假定這個「自雲」的「作者」是「石頭」「曹頫\」或「曹淵」等等，你們化如許力氣替他與曹雪芹爭「著作權」，卻自稱「編者」、「述者」，豈非「枉費了意念懸半世心」乎?須知：古人並無今日這樣「知識產權」觀念，為幾百字幾行詩在法庭上舌劍唇槍地爭得你死我活。即在改革開放前，咱們這樣「知識產權」觀念也不強，整篇整本被抄耆不足奇怪。六七十年代流行這樣的說法：工人、農民的產品都不署名，知識分子的作品為什麼要著名?影響之下，除了個別特許者，各式名號的「精神產品」不都署上某某、某某「寫作組」麼?古代文人，尤其是被士君子目為「小道」而「倡優視之」的小說，對此莫不如此。大都不署名，即有署名者也並不將「編撰」分開，如《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明署「晉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次」未見誰署「創始者：陳壽、增刪者，羅貫中」，均把羅貫中視為「作者」。《水滸》故事源自《大宋宣和遺事》《西遊》故事源自《唐三藏取經詩話》；《王西廂》來自《董西廂》，《董西廂》又來自《會真記》，等等，均未有「創始者」某某，「增刪者」某某之說，這些中國文學史上的A、B、C，自是常識範圍內的「知識」。
外國文學著述情況也不例外，如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故事來源於意大利的民間故事，並有英國詩人亞瑟，勃普克寫成了同名的長篇敘事詩；《哈姆萊特》取材12世紀丹麥編年史家薩克·格蘭馬狄的《丹麥史》中王子復仇故事，並參閱法國作家貝爾福德《悲劇故事集》對這個傳說為改寫稿及托馬斯．基德所作為父復仇的劇本。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故事是普希金提供的；歌德的《浮士德》則根據有關浮士德的傳說及多人作的浮士德故事寫成……這些都沒有妨害莎翁，果戈理及歌德等人的「著作權」，沒有誰產生過「置疑」，更沒有誰在出版書署什麼「創始者某某」或「增刪古某某」。這不僅僅因為當時的「知識產權」觀念不同，更主要的是：那怕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或活資料，往往經過長期輾轉傳播。衍演傳遞，乃至寫成若干原始書面材料，然後經過偉大作家的生花妙筆一點方可像傳說中的法師那樣地魔杖一指將頑石立即化成了純金——將那些材料魔法一般地變成了「傳神千秋」的佳作。這恐怕也算是屬於A、B、C性的不算專門的文學常識。所以。我們歷來承認羅貫中，王實甫和莎翁、果戈理、歌德等人的「著怍權」，因為經他們之妙手《三國演義》。《西廂》乃至《羅密歐與朱麗葉》等等作品方成為傳神_十秋、風靡全球之佳作的。他們的「著作權」，大家只有尊敬，並不懷疑。——假使曹雪芹真得到個如「石頭」，「空空道人」或曹顏、曹什麼的「原始著作」如《百頭記》、《風月鑒》或其他什麼的「書面材料」，經過他「技閱十載，增刪五次」的」一字一滴淚，一字一滴血」(脂評)「十年辛苦不尋常」的「編纂」，這不是「撰」(創作)是一個「編」(編輯)字所能盡之麼?不能不使人懷疑：諸君與曹公何仇?這樣一麗再、再而三地定要否定他的著作權並有不達目的誓不休之溉，究竟是為甚?如俞平伯所說：《紅樓夢》是非常有個性特徵的作品：「添之一字則太多。減之一字則太少」；戚蓼生說它的行文是「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永忠說它是「傳神文筆足千秋」。這樣的才人是不世出的。和中外一切偉大的作品一樣：看一片葉子就識得它的所屬是什麼樹及其植物學的科目，看一行文字就識得它是那個作家的作晶。裕瑞早就認出了《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非一色筆墨」(《棗窗閒筆》)。太平閒人張新之說：「即萬金賞，父兄命，閒人續半回也不能」，(太平閒人評《紅樓夢》)。整個作品，渾成一體，字字珠璣，忽說這個所作，忽說那個所作，甚至是「寫作班子」的「集體創作」，即使曹雪芹從地下站出來證明也難以令人置信，何況諸公所考證，索隱破譯或電腦計算種種方法所求的所謂「創始者」又均是空谷來風、查無實據的「想當然」的「烏有先生」，推斷的方式方法又有些近乎兒戲的性質呢?——舉例如下：例一，甲戌本第一回「未卜三生願」詩前脂批云：「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這裡明言「雪芹撰此書」(是撰不是編)，論者說在「中字下當漏詩詞二字」，意思是說書中「詩詞」乃曹氏所撰，「文」則不是。請問君何以知之?「中亦謂傳詩之意」者，乃因中國土君子歷來重視詩，視為上品，故借小說以「傳」也，毫無歧義，可加字曲解以附已意平?未免太霸氣也太不科學了。例二：第13回有條脂評：「三十年前作者在何處耶?」論者設問題：此「作者」是「曹頫\乎?脂硯乎?」按他們說法：曹頫\、脂觀與作者「一人而已」，那麼「作者」正在這裡批書，要問什麼「在何處耶」，這豈非太奇怪麼!例三，同回脂批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因有「托魂鳳姐後事」令人「悲切感慨，故赦之，因命芹溪刪去」，論者問道：「假如曹雪芹是作者，脂硯齋怎能命他刪去?」實在問的太奇怪了。請問：「假如曹雪芹不是作者，脂硯齋又怎能命他刪去?」脂硯是「作者」，自己動手刪去即可。何必「命芹溪」?別人是作者，也不能「命芹溪」，只是芹溪所作，方可以長者身份「命芹溪刪去」!論者的設問：反而「證明」了「芹溪」是「作者」。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有關這類的論證簡直是小兒之語，與生活常識相距甚遠的。不幸的是：這些一波又一波來勢洶洶氣焰熏天，自以「真理在握」可令所有紅學家船首稱臣的宏論，大率如此。既無足證曹雪芹非作者的新發現材料，又乏可以自圓其說，言之成理，持之以故的，並符台生活邏輯常識的說法，為此大張旗鼓，大造聲勢而且煞有介事和鄭重其事，怎能不使人產生「皇帝新農」之感?難道這也算「學術論爭」麼?
脂本的真偽與脂、程的先後之爭
在沸沸揚揚的「紅樓大戰」中，脂本脂評的真偽、先後之爭，也是炒得極為熱鬧的一個論題，其爭論劇烈盛況不亞於曹雪芹「著作權」之爭。
曹雪芹貧居北京西郊，窮到如敦氏兄弟詩中所說的「舉家食粥酒常賒」，甚至「日對西山餐暮霞」的境地，致「書未成，芹淚盡而卒」(脂評)，所著《紅樓夢》(一名《石頭記》)無力刊行，只能以手抄的方式由脂硯齋加評在極少數友好親朋中流傳，雖因作品「膾炙人口」，經人傳抄，價至每部「數十金」也「不脛而走」，只限在少數讀書人範圍內。咱們歷來有「但觀大意」並「不求甚解」的傳統，何況「小說」這樣「小道」，乃酒後茶餘消遣之物，不曾弓l起士林的注意。曹雪芹卒於壬午(一說癸未)除夕，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762—1763)之間。據過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殘本，是年即「重評」，初評當前推起碼一至二年；即曹雪芹逝世前這部《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即已流行，大都只有八十回。直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120回本(有程偉元、高鶚序，簡稱「程甲本」)出版，取代了流行的手抄本，這是很為自然的，第一，木活字印刷本比起手抄本來，要快速無數倍價值自也便宜無數倍．能以低價買到此書，「昂其值數十金」的抄本就無人問津，也就少人去抄了。第二，中國歷來有追求「全」的心理，什麼都想「完全」，魯迅曾說過咱們這個民族有「十全病」。當然，大家都買120回的「全本」，而不要只80回的「殘本」了。於是木活字印刷本出，手抄脂本漸漸退出了市場，也是個極為正常的現象，毫無值得奇怪的地方。脂抄本流傳即以「甲戌殘本」計，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達四十多年。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
程本《紅樓夢》出。數量多，回目全，流傳廣、影響大，開始引起了士林的注意，出現了評「紅」的專著和附本書以行的評注，逐漸形成了所渭「紅學」，出現了所謂「擁林派」或「擁薛派」，以及各種看見「淫」、看見「易」、看見「宮幃秘事」、看見這個那個的諸家學說，等等。這就是所謂「舊紅學家」。在這些「舊紅學家」中，上焉者，即較正常者將《紅樓夢》當作消遣性、趣味性的小說閱讀，以評點或評論方式發表他們的見解與感想，在這些評點或評論中，雖有不少迂腐的，臆想的不高明或很不高明說法，但因他們將《紅樓夢》當作普通、正常的小說，而非蘊藏著無數大謎的猜謎之書，或無窮神秘玄機的，或有重要的「政治內容」和「宮幃秘事」的「治理之書」，所論比起索隱猜謎的宏論來要正常得多，因而有關人生感悟的「一得」，比較高明，或很為高明的見解還是時有所見的，雖然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之憾。在本世紀初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在五四運動的新潮下，小說又從「稗官野史」的「小道」即不是不足稱道的地位，提到了文學正宗的首席，《紅樓夢》研究，也開始提到了科學考證、探討的議事日程上。胡適用近代科學考證方法，考定《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及版本流傳情況，並從他所購得的「甲戌脂本」十六回，參照以成本、庚辰本，初步考定了脂本的原來面目和其流傳的脈絡，開創了「新紅學」。魯迅、俞平伯等，再從這個基地上探討了《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與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以及八十回與四十回之間的關係。《紅樓夢》的價值、作者、版本、原著與續書的真實面目方始大白於人間。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也就以近代科學威力掃蕩了種種猜謎索隱的「悠謬之說」與「揣測之言」而將所建立在辛勤的科學基礎上的「新紅學」取代了所謂「舊紅學」。半個世紀來雖經批俞評紅熱的風風雨雨，這個胡適考證奠定了新紅學框架依然屹立，那些作文以「批胡說(適)開路」的評論家所操的仍是胡適的槍法，沒有什麼新招，雖千彈並發、萬炮齊鳴，對胡適、俞平伯等建立的「新紅學」的框架未能造成多大的損害，許多紅學家仍是沿著脂本程本、脂硯、雪芹這條線路作文章的。
不過，索隱猜謎方式在中國自孔子的「春秋經」到「公羊說」到「今文經學」到《猜謎大全》到《推背圖》…萬代一系，源遠流長．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中國文人目為必如此猜謎，方有價值，方算「學問」。「索隱紅學」不過其支流而已，雖遭掃蕩，潰不成軍，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時被掃出大陸，港、台尚存，他們還處心積慮想方設法要打翻身仗，推翻胡適建立的「新紅學」，捲土重來。很明顯，在《紅樓夢》研究領域打倒胡適、推倒「新紅學」的最大障礙、最難以克服的困難，就是胡適發現的脂本及其有關材料。如本文前章所述欲推翻曹雪芹「著作權」諸公——他們實際上屬於「索隱猜謎」一派行列，其使用的穿鑿割裂，曲解原文，作出牽強附會推論等等方式方法，全然相同一一費盡心力，扭捏百端，只會出洋相麗無任何效果。他們必須另闢蹊徑，別想招法，香港有李知其其人者，是個退休教師，十分熱中猜謎索隱紅學，他異想天開，苦思冥想出個絕「好」的主意：即有關胡適當時發現的「甲戌殘本」及其有關脂本，脂評等等，都說成是「當時書商」為了賺錢目的「偽造出來」以「欺騙胡適」而胡適則被其「蒙騙」的。這樣一來，自然索隱猜謎「有理」而科學考證「全錯」，可以得勝回朝了。然而，「根據」安在?「作偽」何人?可以拿出證據來，或者至少找到些蛛絲馬跡麼?不幸得很，李君一絲也拿不出來，他的長達數十萬言的《紅樓夢謎》就建立在這樣的空中樓閣之上。此書即極有耐心的讀者也難以硬著頭皮讀上一頁兩頁，大約也難找到出版場所，他就自費印刷，普贈海內外紅學家，筆者也獲一部，真是與有榮焉。這應該也算是紅壇的奇事一樁。
大陸的考證紅學家雖操胡適、俞平伯輩的槍法，比起胡適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不能不為遜色。比方說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所作為「以前八十回以後四十回」的區別，雖顯出崇脂貶程的傾向，但根本大意在用八十回的情節、人物、故事發展的脈絡與後四十回相對應的部分相比較，從其異同得失處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絕非一人所作」，以闡明作品前後不同非一人所作這個公案。後來的考證紅學家則是也只在貶程崇脂上大作文章：凡脂皆優、凡程皆劣，有如熱帶風暴發展為十二級颱風一樣地將崇脂貶程發展到所謂「申討高鶚」，斥續作為「狗尾續貂」乃至是「高廟」與和珅的「存意砍貂」，將高上綱上線到政治陷害的高度，恨不得將其從地下揪出來，「踏上一隻腳，再踏一隻腳」，電視劇《紅樓夢》就是這個宏論的實踐，目的在「取高鶚而代之」。然而一兩個世紀來，千百萬讀者接受的是程本百廿回《紅樓夢》，是個以寶黛愛情為中心，黛死釵嫁置並於同日同時為結局的完整故事。曹雪芹的「原意」究竟是怎樣，還未弄清，所謂目前發現的「原意」究意好不好，這是須以事實為依據和審美實感為準繩，不能鑽人「凡曹俱佳，凡高俱劣」的「凡是」怪圈。
紅學家這種極端崇曹貶商論及其實踐已遠遠離開了求真求實精神而陷於政治偏執性的主觀意氣的狂熱之中，這就不可能不引起廣大讀者的逆反心理。電稅劇「後六集」(即接所謂「原意」〔1〕〔2〕改編意在取代高鶚)的「失敗」，作家李國文即說是「脂硯齋與高鶚較量」的「失敗」。有人提出了「保衛高鶚」的口號，武漢地區興起了「高勝於曹」的「當代紅學運動」，等等，都是屬於紅學家這種極端崇曹貶高論的反動。程本《紅樓夢》流行兩個多世紀，影響巨大，深入人心，寶黛愛情刻骨銘心，家長「調包計」破壞致男女雙為一死一出家的悲劇結局感人肺腑，這般愛情自由、婚姻自主，遭專制家長破環的事例千千萬萬，普遍同在，如看「焦仲卿」、「釵頭風」和「梁山伯」等等即為其側。這種愛情、婚姻的文學的永恆主題情真感人魅力也特別強烈，格外感人，即使脂本「原意」那「黛玉還滴而亡」和寶玉貧窮潦倒方「撒手懸崖」而去以及「丫環慰主」等等如何「悽惋動人」所謂「子孫不肖，後繼無人」、或「罵死寶玉卻在目悔」的題旨確為曹雪芹「原意」，也確實高於「程本」的「下里巴人」的故事，只能被少數有「怨而不怒」高級審美情趣的士君子所賞識，其為「廣大讀者」不賞識何?他們認為脂本這樣寶黛還淚、寶玉討飯的不算《紅樓夢》、只有一死一出家雙雙「殉情」如程本這樣方算《紅樓夢》——《紅樓夢》的讀者有多少，《紅樓夢》的魅力有多大，這股對紅學家極端「崇脂貶程」的反撥力量也存就有多少、多大。於是，在「脂硯齋被高鶚打敗」，「保衛高鶚」、「高勝於曹」的所謂當代紅學運動之外，湧起了一個更高的逆反浪頭，即出現了歐陽建提出並被稱作所謂「震驚宇宙」大發現的「脂本偽造」、「程本是曹雪芹的初稿本」說，此說和李知其的「脂本偽造」論靠近起來，不同的地方，其一，李氏目的在推倒胡適「新紅學」張揚「索隱猜謎」論；歐陽氏則為推翻「脂優於程」、「曹優於高」論，自然也包括了推翻胡適諸多論點。其二，李氏空口白談，毫無依據，歐陽氏則稱先從「版本研究」脂程兩本對照所不同處得出「脂本」是「抄程本」屬於「後出偽造」的「新發現」。並寫成了數十萬言的論文和專著，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稱作這次掀起的「紅樓大戰」乃「最高哲理層次」的決戰雲等等，其聲勢之浩大，來勢之兇猛，李氏所不能及其萬一者，跟著出現了不少與其「嚴肅」地「商榷」的文章，拉開了「大戰」的架勢。
這又不能不產生這樣的佯謬：第一，脂程之不同，不僅在於某些字句行數乃至章節的異同，其根本不同處乃在兩種版本的情節顯示的根本性質，即題旨的不同，思想品格的不同，這屬於兩個系統、兩種人生觀、價值觀，藝術觀的不同，根據若干字句、行數、章節異同乍出的論斷，不管如何看來「有理」，就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而論，也只能是「無補其事費精神。」第二，《紅樓夢》版本流傳情況有些像鵲巢鳩佔現象：脂抄本流傳雖在前卻因流傳少，只八十回，非「全本」，未曾引起士林注意，即有注意者也在程印刷本出現後與其比較字句的不同處，如不少評紅專著中常有」此處舊抄本作××」字樣．而匱乏整體性的考察，未能形成「脂奉理念」——這個「脂本觀念」是紅學界在胡適《紅樓夢考證》問世後方始形成的一一程印刷本出現雖在後，因數量多、流傳廣、影響大，並因是「全本」，黛死釵嫁於同日同時和寶玉出家的愛情婚姻故事激動人心，形成了「釵、黛鬥爭」為中心的「程本觀念」。迄胡適發展脂本並經俞平伯們等研究後方得知脂本和脂評提示中還有「後之三十回」的佚文，並且這些佚文所顯示的作品情節，即全書的人物、故事的結局和當前流傳的程本大不相同，並且大異其趣的，故俞平伯深知這個新發現的「脂本觀念」的提出會「得罪讀者」、「開罪世人」。這就是說：脂本雖流傳在前，因非全本，未曾引起學者注意，迄至胡適、俞平伯的科學考證，探研得出的「紅樓夢新觀念」，即「脂本觀念」卻在程本流行一百數十年並在讀者、專家中形成固定的「程本觀念」之後，這個陰差陽錯的事實，就造成了這樣的顛倒：即「脂本觀念」的出現，卻和「程本觀念」相互水火，不能被接納、被認同，而大家對這樣一個客觀歷史性事實，不客氣的說，迄今為止，尚未被紅學大家所看清，這就產生了以脂論程或以程評脂的種種糾葛和紛爭，這種以斤評尺或時速論里程的論爭也就越爭越亂，無法得出共同的結論，並出現意氣和情緒，形成了派別和壁壘。歐陽氏之論，正是這個整體「紅樓大戰」中的一個分支，他是立足於「程本觀念」的基地企圖一舉將「脂本觀念」打倒並在根本上予以掃除的，正如蔡義江先生所指出：此乃「史記抄漢書」，立論謊謬，無法成立，自不能達到目的。第三，自胡適發現「甲戌殘本」前，戚本已經印行，並受到魯迅、俞平伯等的注意，文字評注，與甲戌殘本也多相同。後出現了已卯、庚辰、蒙府、列藏、戚序、戚寧、甲辰、己酉、鄭藏、夢稿諸脂本，達十多種之多，故不論脂本獨特面目，俞平伯發現的「新觀念」會「得罪諸者，開罪世人」——很少人能接受，即從這先後大量發現的脂本均說是「偽造」而「騙胡適」．不能不說是天方夜譚，不但「旨在牟利」的「書商」造不出來，即當今高水準的學者、專家要造一頁、半頁，恐怕也是「難於上青天」。君不見，偽畫、偽詩、偽《廢藝齋稿》乃至「弧證難立」的「靖本」的一句詩、文，一條評注雖扭捏百般仍如此拙劣並謬誤百出，說明「偽造」之不易，況予百十萬言之「脂本脂評」乎?那也只能是「超人」「神人」，或外星來的「異人」，「吾誰欺，欺天乎?」這也是「嚴肅」的值得「商榷」的「科學研究」嗎?
上述可知，所謂「高廟和王申」的「寫作班子」說，「砍貂」說乃至「脂本脂評」均「偽造騙胡適」說，儘管大張旗鼓，煞有介事，仔細考察均雷聲大，雨點小或空雷無雨，均有些「皇帝新衣」的性質。
脂本與程本的優劣、得失之爭
脂本和程本的優劣、得失，原是《紅樓夢》論爭的關鍵問題，也是紅樓大戰中熱門話題。如能實事求是地對這個論題作出科學考察，許多問題是不難解決的，但是「紅樓大戰」中也未能爭個明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原因在於：首先，此論題的前提建立在意氣與想當然的猜想之上，自發現脂本起，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裡「以八十回論四十回」的主張，原是不錯的，對二者之間的主要差異作出的探討，雖在若干具體問題上不無商榷之處，但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並能夠科學地證明了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之間，並非一人所作，證明了程偉元序說「既有原百廿回之目」不能證明為一人所作。這是取得的成績。但俞氏由此作出的「脂優程劣」的推論，即已顯出強烈、鮮明的崇曹貶高的傾向，後繼者由此作文章，愈演愈烈，造成俞氏臨終時所書「腰斬《紅樓夢》有罪」的後果。後繼者愈來愈意氣化、情緒化、想當然化，造成的諸多鬧劇、喜劇，俞氏確有「始作俑」之責的。
其次，迄今為止，紅學界對脂、程兩本的各有其重大情節處理根本思想品格上的差異，始終未弄明白，致在有關的「紅樓大戰」中往往是或就「程」論「脂」，或就「脂」論「程」，或夾雜而論，往往出現此以斤論，彼以尺量，此以俄裡計，彼則以英尺量，越爭越亂，也越爭越遠，永遠也取不到共識。紅學家往往從版本字、句、行和章節的某些差異上作出種種驚人的推論：某本源於某本，某本優於或劣於某本，卻極少從經過學者、專家辛勤考證、探討乃至破譯的種種可信材料和明顯可以看出脂、程二本的整個故事、主要人物、總體結構和重大情節的處理上探討問題。比方說，釵、黛關係，寶、政關係和寶玉出家這三項關係是總體性作品的重申之重和關鍵之關鍵。它們關係到作品主題、結構和人物之大局和根本思想價值取向的。這三者不同的處理方式必然造成板本的不同面目與不同的思想性格，這比任何字、詞、句乃至整個章節差異，有著更為明顯地、根本性質的決定意義。
釵、黛關係論，在寶黛、釵的愛情角逐中，釵、黛處於不可兩存的敵對性的地位。釵嫁、黛死並置於同時同日，正是作品中心的矛盾衝突和這部偉大的「悲劇中之悲劇」(王國維語)的最高潮，寶黛決別，觀堂先生目為「壯美」之一例，贏得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同情熱淚，這是個人所共見的不以主觀意願的轉移的存在。兩百多年來的讀者都是這麼看待的，歷來的紅學家也都是這般看待的，已形成牢固、堅定的不可置疑也無人置疑的「紅樓觀念」。歷來的「紅樓」爭論，不過在這個範圍內的左釵右黛或右黛左釵之爭而已。故云：一部紅學史就是釵、黛鬥爭史，這是「鐘鼓樂之，乾坤定矣」的大局，——然而，胡適、俞平伯的《紅樓夢》考證和脂本、脂評的出現，大出人意料之一是：作者原意並非寫釵、黛之間你死我活，不可並存的鬥爭，而是寫他們之間和好，合一「儼似同腹共出」並「金蘭契互剖金蘭語」即所謂「釵、黛和好」，「二美合一」。
「惡，此何言也?」
許多人拍案而起了!大家先以為這是胡、俞的「造謠」，一場轟轟烈烈的「批俞」運動，排除其政治性的因素，單就其「評紅」觀點而言，「群眾性基礎」正建立在「廣大讀者」將胡、俞發現的「紅樓夢新觀念」的所「得罪」和「開罪」上面。稍微冷靜些，方發現不能完全怪胡、俞，而是「反動」脂硯齋的「破壞」，並有人寫成了專著。但是，稍安毋躁，排除成見、冷靜地，不帶意氣、情緒地考察作品文本，就不能不發現：俞氏所提「二美合一」並非胡、俞捏造，在作品的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是：第一，作者的寫黛玉這樣「絳珠仙草」原為報寶玉這個「神瑛侍者」的「雨露之恩」——「還淚」而人世的。在中秋筵凹晶館聯詩回和湘雲同臥時，黛玉就說到自己奇怪的感到「淚」已漸少，是「還淚」將盡徵兆。當然它是不經之談，但作者早就明言這是「大荒山無稽崖」的故事!怎能以近代「現實主義」框框來套他!第二，黛、寶愛情之間，黛玉明說：「你縱為我自己，奈何病以漸成」。她在群芳筵掣的詩籤詩句是「莫怨東風當自嗟」；「芙蓉誅」經她提議修改的詞句是：「茜妙窗下，我本多情；黃土垅中，卿何薄命?」脂評是「誄晴文即誄黛玉也」，作品是也明寫「窗」即黛玉的「窗」，黛玉聽了「滿腹狐疑」，這正是「讖語」。當時人並不是「徹底唯物主義者」，有許多迷信思想，曹雪芹也不能例外。肺病是當時的不治之症，不僅賈父、王夫人，即現代任何一個家庭長輩也決不會同意選這個晚期肺病的林姑娘作媳婦的，即寶玉鍾情不計一切，冰雪聰明的黛玉也早知自己「病已漸成」，不會拖累意中人，和寶釵爭那把「寶二奶奶」的「寶座」的。按作品人物情節作具體分析，就不可不承認：這種黛玉「淚盡夭亡」比起「黛釵爭婚」來，倒是更合情理，更合「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發展邏輯的。這不但不能怪胡、俞，倒是他們「發現了真理」；不能怪脂硯齋，因這個構想不僅出現他(或她)的「評語」中，而且主要是出現在作品的「正文」顯示的總體構想之中；也不能怪脂評中出現的「後之數十回佚文」，因為他在八十回中已大量出現，這就不能怪脂本，只怪歷來「但觀大意，不求甚解」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過於粗心，沒有看懂而已。第三，釵、黛之間，雖在作品四十回前寫了釵、黛之間的矛盾衝突，但細按起來，這表現在寶、黛之間因而發生的試探性的口角，意氣之爭上，並未寫釵、黛間的正面衝突．即在寫黛玉有意尋釁時，寶釵也裝作不知不聞，處處退卻。讀者把她看作「有意藏奸」。黛玉在「解疑癖」回中自已否定這個看法，說她「真是個好人」。讀者又說黛玉是「天真受騙上當」和寶釵的「心理攻勢」，這是「深文周納」的「有罪推定」一一很多冤假錯案正是這種「誅心」的方法造成的。--_縱觀全書，有「還淚」故事，有太虛境中釵、黛二人合在一冊、同在一詩、一曲，作者稱她們一為「世外仙妹」一為「山中高士」，一為「芙蓉」、一為「牡丹」，一為「飛燕」、一為「楊妃」，太虛夢中警幻許給寶玉的「可卿」就「風流裊娜有如黛玉．嫵媚鮮妍又如寶釵」，且名「兼美」，明寫兼有釵黛之美等。如果說這還是暗涵在詞意之內，一般讀者不太注意的話，在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癖》與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兩回大書中彰明昭著地寫出釵、黛二人通過在筵會上黛玉說，「西廂」、「牡丹」艷句犯忌寶釵不予揭露、擴散反予勸告、教導這個具體事件，互釋嫌疑，達到「互剖金蘭」的「和好」境地，脂評中指出作者特寫此回，使「二人合二為一」。何謂「合二為一」?即「娥皇女英同侍舜帝」的意思，故黛玉這樣少女竟有「瀟湘妃子」的稱號，回目中並有「飛燕泣殘紅」之語，寶釵這樣少女也有「楊妃戲綵蝶」之喻。不管這些說法涵有何等意義和顯示何等思想，得有勇氣承認：它們在作品裡中確鑿存在的，而且明明白白，白紙黑字地出現在《紅樓夢》八十回之中。這顯示出了脂評系統中，不是寫釵、黛衝突，不可共存，而是寫二人和好，黛先逝，釵後嫁，在愛情獨木橋上「讓路」。這不怪脂硯，它不只是出現脂評而且是出現正文之中；也不怪程偉元和高鶚，它不僅出現在脂評預示的「後之三十回」佚文而且是出現在前八十回的正文中。這是個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如果說以前讀者受程本百廿回的誤導，對這個現象不曾注意，還情有可原，而今經胡適、俞平伯及其他學者的考據、論證、解釋，還對這個現象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或繞道而行，不予探討，就很難以理解並使人感到有些奇怪了。
其次，在寶玉和賈政關係處理上，歷來都把他們父子關係解讀作是對立的、不可相容的兩代人「思想立場對立和衝突」，代表「進步」「叛逆」思想的寶玉與代表「封建」、「保守」思想賈政的兩個時代，兩種思想對立。意味著「兩條路線的鬥爭」，稱寶玉為「新人」。這與釵黛對立一樣：是構成全書矛盾衝突的另一條結構情節線。這是歷來、現在不少人物抱這般看法的。然而。脂本第七十八回卻有大段與程本不同的異文——請問「脂抄程」論者，此段異文從何處抄來?——寫出賈政年邁「名利大灰」，又因祖母「溺愛」，並見寶玉「八股文」雖作不好，「詩詞」卻佳，就「不再強他舉業」，任他「自由」的作「詩詞」去了。如說這段「異文」是「孤證」不足憑信以?請看看《姽嫿詩》回賈政執筆，寶玉寫詩段，父子相契，其樂融融，順著這個思路再讀《試才題對額》回，方知賈政動輒訓斥寶玉處脂評連批「愛之至，喜之至」，「嚴父大展歡容也」等處正與此「草蛇灰線」相為一致的。即「不肖種種，大受答撻」回，也是「嚴酷其刑以訓子，不情中十分用情。」(戚本回前評)——這才是作者「原意」。原來咱們都解讀錯了，黑字白紙如此，不信也得承認；原來咱們都沒有讀懂《紅樓夢》，包括諸多有名的「紅學家」在內，不能怕難為情，要有勇氣承認這個有些尬尷的事實。
還有，寶玉的「出家」，歷來讀者都是從程本看到：寶玉在中「調包計」誤娶寶釵致黛玉「魂歸離恨天」後，聽了寶釵的「博一第以報親恩」並「及此而止」的話．讀「八股」，在考中「第七名舉人」出場後，跟著「一僧一道」，披著「大紅猩猩斗篷」在賈政前叩了幾個頭就飄然「出家」去了，償了他在黛玉生前多次表示的「你死了我做和尚去」的誓言，首尾呼應，無可置疑，也無人置疑，寶玉的「中舉」後「出家」是對自由愛情、自主婚姻遭破壞的抗議，是對「仕途經濟之道」的拒絕和富貴紅塵的唾棄。我們都這般解讀的。脂本脂評中卻預示出「後之三十回」回還有寶玉曾被囚獄神廟、淪於「擊拆之流」、「寒冬咽酸?、雪夜圍破氈」「總無可吃之物」並曾受出嫁後襲人夫婦「供養」，窮斯濫矣，方「棄寶釵之妻麝月之婢」撒手懸崖「出家」去。這樣的「出家」與黛玉愛情無關、「仕途經濟」無關，只是「眼前無路想回頭」或乾脆「讞飯」之道而已。它的「思想性」不去說它，事實是如此，否認不掉的。寶玉「出家」的這種處理和跟黛玉所說「你死了，我做和尚」誓言不直接相關，卻與寶玉出場詞的「貧窮難耐淒涼」和「好了歌注」的「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等語相呼應，同樣符合「樹倒猴散」的賈府敗落子孫流散的大勢所趨。這樣處理也是前後呼應，首尾一貫無懈可擊的。
這就可知：程本、脂本相較，僅就釵、黛關係、寶政關係、寶玉出家這三項犖犖大者的有關全書主旨、主軸、主線和主要人物，主要情節的不同處理方法、方式而言，各有特色，各有個性，各有不同的思想品格和審美情趣的，也就是說各有個性，不可取代的。這脂本與程本不同之處正是俞平伯先生「發現」的「得罪讀者」、「開罪世人」的「紅樓夢新觀念」，即所謂「脂本」體現的「作者原意」兩非俞氏「願意」。五十年代紅學界把這個俞氏「發現」的「原意」當作俞氏的「原意」大批一通已屬荒唐，八十年代俞氏「改正」時仍稱「局限」留「尾巴」尤屬荒唐，迄今而面l臨新世紀的「紅樓大戰」中，這兩種版本的不同思想品格的「不同原意」仍糾纏在一起，相互糾葛、難解難分，此以「程」論，彼以「脂」辯，自也就越爭越亂，猶如一團亂麻，清不出頭緒來，亂扯一氣，只能愈扯愈亂，越爭越不得要領，而對程、脂這樣主要情節、人物、故事的差異及造成題旨、結構、思想、審美的差異這樣重中之重，關鍵之關鍵的足以說明程、脂兩本和作者真思想面貌、審美情趣的重大論題卻避而不談，只在若干詞、字的異同上大作文章，這只會棄實就虛，棄西瓜抓芝麻，棄大是大非而斤斤爭論於瑣屑，並爭得那麼氣勢洶洶，將小作大，將無作有，自不能不貽「皇帝新衣」之誚。
《紅樓夢》有無「罵雍正」或「政治路線鬥爭」之爭在中國這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王權至上、王權唯一的政治文化系統裡，「文人難過皇帝關」，他們的目光是盯著皇帝、宮廷，或有關王權的「政治鬥爭」。這是因為讀書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最高目的是「守則為真儒，出則為王佐」，為文著書是「代聖人立言」。「聖人」是「天」生來「作之君，作之師」的，自也不能離「政治」。紅學家從屬於這個文化系統，自也「難過皇帝關」，故「高廟」一言，就觸動了紅學家這極敏感的政治神經作出了數十萬言為種種離奇的設想，如和王申的「寫作班子」之類。面對著《紅樓夢》這部大書，焉能不想到它與「皇帝」、「皇家」的關係嗎?何況它寫的又是帝王一般富麗繁華的生活呢!豈有與「皇家」無關之「理」麼!所以，王夢阮、沈瓶庵代表的索隱紅學家就死死咬定它「一定」是寫順治皇帝與董鄂妃的所謂「順治出家」一或「康熙朝的政治歷史」，或「明珠之子納蘭成德」，或「張侯家事」等等，等等。
儘管曹雪芹先生一再申稱：他著此書「只是著意於閨中」，是自己將「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是讓那些「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使其不致「泯沒」。為此，他不拘於「朝代年紀」，不寫「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的「理治之書」，只是寫「幾個」並無「班姑、蔡女的德能」「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等等，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揆諸作品實際內容是與作者的「夫子自道」符合，無特殊嗜好的正常的讀者自可作出正常的判斷。可是，一經「專家」看來就有些異樣了，他們自作聰明、十分自信地認為：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作者說不是「真話」，乃是為「掩蓋」其「重大政治內容和政治目的」的。在他們看來，只有寫「政治」才「偉大」，寫「愛情」就「渺小」，如說《紅樓夢》寫寶黛愛情，豈不將這部「偉大作品」看的「過於渺小」了麼?實質上，這是一種「看見『淫」』的「道學家」的觀點。當然，這也不足奇怪的，在特殊的歷史時代，「政治衝擊一切」，按當時的經典解釋：「政治」是「階級鬥爭的活動」。毛澤東說過，《紅樓夢》應「當作歷史看」，並勸人「最少要讀五遍以上」。這樣，「君子之德風」，帶著放大鏡在《紅樓夢》裡找「政治鬥爭」和「政治內容」，也就成當時紅學家至高無尚的「研究任務」。胡適曾考據出曹家因被抄沒而敗落，曹雪芹方流落到北京西郊的，曹寅又曾因得玄燁寵愛發跡的，抄沒曹家者乃雍正。這又斷定為曹雪芹必然咬牙切齒在把雍正恨入骨髓。恰巧左氏理論家又「發明」了一部中國史貫穿著「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宏論，並推斷康熙為「法家」，乃「革命派」，是被「儒家」的雍正奪權「進酖死」的，他是「儒家」乃「反革命派」。這樣，曹氏撰寫《紅樓夢》乃站在「法家」的「革命立場」對「儒家派」雍正「反革命派」的「政治鬥爭」。一部署名洪廣思有代表性的專著《紅樓夢是形象的階級鬥爭史》就是按此藍圖「創作」出來的。其問是非得失毋須再談，但終究太有按圖索驥的氣味了。紅學家們還須從作品中找出更「紮實」些證據。於是，他們發現了曹氏「罵雍正」的「鐵證」：其一，脂評在寶玉給「四兒」取名下批云：「此『四』字誤人甚矣」，蓋雍正是「四皇子」，非「罵雍正」而何?其二，寶玉將麝香串給黛玉時，她罵道「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皇帝」也是「臭男人」，她罵的就是「皇帝」，證明作者有「反皇權思想」。其三，元春詞「虎兔相逢大夢歸」，乃康熙、雍正交接之時，暗涵著喻示這次「儒法鬥爭」。近來更出現了曹雪芹與其被選入宮的情人「合謀」有如近代「地下工作者」那樣的「刺殺」了「雍正皇帝」說，真是愈出愈奇匪夷所思了。這樣的論說早經批駁，不能成立：所謂「四字誤人」者乃指書中介紹四兒時的「聰明靈巧」四字也，乃「聰明反被聰明誤」之意，於雍正「四皇子」不搭界的。黛玉之罵「臭男人」乃泛指，說是「皇帝」極為牽強。虎兔之說指元春，扯上康、雍交替也只能是巧合，即令真正「原意」，也無甚意義。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裡「忽啦啦大廈傾」——一個家族敗落——與「綠紗今又塗在蓬窗上」——另一家族的興起乃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經過兩千多年儒生年年講、日日講的「君父大義」深入人心，透達骨髓，「娘打兒子不記恨」。不說雍正抄曹家並未斬盡殺絕或像其他家那樣老小震怖死，還「憫然」，諭「稍留房屋，以資瞻養」，只能看作那是「受命於天」的「聖人」，倘「不聖不仁」，那「天」斷不會把這「萬幾的重任」交授於他。這才是當時的「統治觀念」。連那反上梁山的宋公明都「不假稱王」。雪芹這個深受「嚴父明師之訓」的「大家子」或「世家子」(脂評)，竟敢有這樣的「斗膽」和「不臣之心」麼?他只會「眼前無路想回頭」地「感恩戴德」，即有「腹誹」，也不能發展到如此「儒法路線鬥爭」的所謂「親不親，線上分」的高度，不能不說是有些用當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了。實則中國歷史上的專制皇帝都是「內法外儒」「雜用王霸之道」的。儒法兩家乃列寧所說的「牧師功能」與「劊子手功能」的「兩家」，均是為歷來專制王朝服務的，正基於此，故「儒表法裡」、「法儒合抱」乃中國士君子「王佐之才」必具的「素質」。大名鼎鼎，為千古士大夫君子所奉為最佳楷模的「萬下雲霄一羽毛」的諸葛亮孔明先生，即為「儒法合抱」的人物。儒法兩家在維護王權至上，君權唯一的目標是一致的，不過手法不同而已。唯其如此，故兩家方可互為「表裡」而「合抱」。所謂「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純屬空中樓閣，也是「皇帝的新衣」。這樣，根據這樣思想指導方針「研究」出來的「紅學結論」——如罵雍正、罵皇帝及其賈政、寶釵、襲人為代表的「儒家路線」與寶玉、黛玉、晴雯為代表的「法家路線」的「鬥爭」，乃至如漫畫家丁聰先生諷刺的「刺殺雍正」說之類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的荒唐之言為「紅樓夢囈」。這都不能不顯出了「皇帝新衣」的意味，細想起來，又怎能不令人啞然失笑呢!
爭到幾時方罷休
此外，有關曹雪芹的偽像、偽詩、偽畫、偽「廢藝齋稿」、偽書箱與偽「芳卿悼亡詩」及「拙筆畫蘭」之爭，研究《紅樓夢》是否算「紅學」之爭、祖籍遼陽或豐潤之爭，石碑之爭，大觀園何處之爭、脂硯齋其人及硯石筆山之爭，等等等等。大都是每次均反覆「商榷」，動輒數十萬言，又都是誰也不肯認輸，即理窮詞拙，也硬扯蠻纏，刺刺不休，甚至訴諸法庭，相互威嚇，如在偽像的爭論上，造偽者親自供認系自己「偽造」，一方也不肯承認，還「饋以銀兩，許以俸祿」，誘其「翻供」，甚或誣陷對方「政治罪名」層層上告，直到中央，實為本世紀來「紅樓大戰」中目睹的種種怪現象。好像每個人都是真理在握，唯我獨「紅」，聽不進去半點不同意見。並且一遇不同意見立即產生了不共戴天的敵愾，比起世紀初葉前輩，他們儘管爭得面紅耳赤，乃至拍桌大罵，如胡適和陳叔永、梅光迪、章士釗的關於新詩之爭，與蔡元培的關於「索隱」之爭，莫不爭歸爭，彼此主張，誰也不肯相讓，卻不曾影響到私誼，交往如故。
至於後期的「兩個半紅學家」說、「紅壇一掃光」說、「脂抄程」說、「太極」說、「刺殺雍正」說、「作者墨香」說，等等，俞出愈奇，愈來離開邏輯知識、生活常識，正如程四益先生所說：「愈東扯西拉，信口開河，只需大膽，全無憑據，這幾年的『紅學』研究也正是花樣百出，而且愈是離譜，愈有人捧場。我擔心，這樣『突破』下去，『紅學』將成一種夢囈」。他作出了這樣的推論：
夢囈出而紅學亡，希望不要被我而言中，詩曰：
荒唐滿紙說紅樓，
東扯西拉信口謅。
夢囈出而紅學死，
可憐無地哭曹侯。
(《文匯報》1996年5月4日)
這樣的「紅樓大戰」產生了「紅學消亡」，「曹學終結」和「紅學之路怎麼走」的喟歎。每次「大戰」雖然都是轟轟烈烈、震天撼地，勢如風雨，先聲奪人，動輒是「震驚宇宙」的「大發現」或「亙古未有」的「大突破」最終卻是空空洞洞，實無一物，無疾而終。難道這樣的「紅樓大戰」還將繼續下去，進入未來的世紀麼?這樣的爭論爭到幾時方罷休?
應該說明，本文論及範疇側重於本世紀內的所謂「紅學」。「紅樓大戰」實即「紅學大戰」就《紅樓夢》本文的研究來說，本世紀是大有建樹、大有突破的。王國維、胡適、俞平伯、魯迅、王崑崙、李辰冬、何其芳、蔣和森、王蒙，等等，可以開出一串長長的名單，他們在不同視角，不同側面和不同程度上，對闡釋這部偉大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和輝煌的業績。在《紅樓夢》研究史上樹立起一座座豐碑，留下了一串長長的足跡。這些真實的、有價值的聲音儘管一時被所謂「紅樓大戰」的噪音所淹沒，卻能經得起時間考驗而存留下來的。據名紅學家說：研究《紅樓夢》本身「不算紅學」，確也如此，前述種種奇談怪論，大都和《紅樓夢》作品無關或不大相關的。有人說，要知道莎士比亞偉大麼，請看他的劇作；要想知道評注家的無聊麼，請看莎士比亞作品的評注家。一一同樣，要知道曹雪芹的偉大麼，請看《紅樓夢》；要知紅學家的無聊麼，請看「紅樓大戰」中的種種宏論。這些宏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均有「皇帝新衣」的意味。雖然那些顯示本世紀《紅樓夢》研究實質性進展內容的作家和作品，才是應該論述的對象，本文未免有捨本逐末，「丟了西瓜，撿了芝麻」之誚，那也只能另作補償了。
註釋：
〔1〕筆者看法：後四十回不應將程偉元排除在「作者」之外，請參閱拙著《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54—559頁)
〔2〕實則這個「原意」距目前可靠研究得出的「原意」也是很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