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與《 莊子》
《 紅樓夢》 與先秦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的各大流派幾乎都有明顯的關係，或融通、脈承，或有所針貶，都經作者的藝術創造而以人物、情節、氛圍、敘述方式和意態辭色表現或寓含在小說裡。最顯著的是「道」與「禪」。這裡，先零零散散地略說平常讀《紅樓夢》 時聯想到莊子學說和精神的一些感受。
一
《 紅樓夢》 第21 回有賈寶玉讀《 南華經· 胠篋》 而續之的情節；第22 回寫寶玉心理活動時引用《 列禦寇》 、《 人間世》 、《 山木》 諸篇的文句；第63 回借岫煙之口述妙玉的心性脾氣和對古詩文的評論時，說妙玉賞贊「文是莊子的好」，並且因而自稱「畸人」；第118 回寫寶玉細讀《 秋水》 篇，同時說他常看的書有《 參同契》 、《 元命苞》 、《 五燈會元》 等，引起寶釵的心理活動－ 「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群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 她就來勸寶玉，寶玉則引莊子語「不失其赤子之心」等，說赤子之可貴處在於「無知、無識、無貪、無忌」，人應該「跳出」那「污泥一般」的「貪嗔癡愛」之「塵網」，回到「赤子」似的精神境界，《紅樓夢》 中還有一些說到《 莊子》 或暗引其文的地方，還有更多的運用其語彙、典故之處。從這些現象即足見《 紅樓夢》 的作者是熟讀《莊子》 的，足見莊周的學說、思想、精神在《紅樓夢》 的創作中起了不同尋常的作用。
二
從《 紅樓夢》 最主要的人物賈寶玉來看，《 莊子》 的影響是其文化心理素質和精神風貌特點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寶玉對仕途經濟有強烈逆反心理，不愛讀應科舉考試的書，不願做時文，卻常備《莊子》 於案頭，篇篇「細玩」，讀得十分投入，聯想周圍的人事和自己的心事，而動真情、悟哲理，還不禁摩仿《 莊子》 而續之，或據莊子學說而與人辯論。他對《 胠篋》篇「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儷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一段的續文曰：「焚花散麝，而閨閣人含其勸矣。栽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巧，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 … 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在《 紅樓夢》 的作者，這續文或可算是遊戲筆墨，但讓十來歲的寶玉在生了點小氣、吃了些酒之後寫出，卻是寶玉被《莊子》 引發的一種真實心態的表現。這就是說寶玉潛移默化地受了些《 莊子》 的影響。他的理解自然帶著稚氣。林黛玉讀後批日：「無端弄筆是何人，作踐南華莊子文。不悔自家無見識，卻將醜語詆毀=他人。」這批文既是作者藉以說此時的寶玉對《 莊子》 的幼稚模仿；又是表現黛玉也熟悉《 莊子》 ，卻不像寶玉那樣心性裡有了莊子精神的潛因。到了寶玉與寶釵成婚之後，應試之前，書中第118 回寫他細讀《 秋水》 篇，寶釵認為他耽於「出世離群」之書，與「古聖賢」之訓、與「人品根抵」標準不合，他則以「聚散浮生」之說和「不失其赤子之心」對之，早打定了主意，在應試之後就跳出「污泥一般」的貪癡「塵網」。這就是說，寶玉最後的選擇，最後的精神歸宿，是與《莊子》 密切聯繫著的。
換一個角度來看，寶玉的秉賦內因加上環境和經歷的作用所形成的綜合素質和性靈特徵，在許多方面－ 尤其在真純、在生活態度上的隨意自適、在淡於物慾名利而重內在精神、在追求自由而討厭束縛、在與污濁世俗不合而於種種人生悲劇深有感觸並多予屬意以求解脫等方面，是與《莊子》 之要義一致而相愜的。因而他在對生活實境、人際關係等發生疑問時，在自己有難解的心理糾葛時，在思尋解脫之道時，就自然會想到莊子的學說，求助於莊子精神，依著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心理邏輯來使用《莊子》 這一精神拐棍。其心性底蘊和綜合精神特徵雖然和莊子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密切的聯繫卻是無可置疑的。例如，莊子深惡偽詐，其理想的人為「真人」；寶玉呢，其做人當得一個「真」字，其追求一旦形成就如癡如呆，至誠無偽，始終如一，也當得一個「真」字。他從心性的天真，到理智和情感發展過程的真實，雖然與莊子的「真人」並不完全吻合，但在與虛偽相對立、與欺詐屬兩路方面是一致的。他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真」來借助莊子這一精神拐棍。莊子的「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伎於眾」就是寶玉的精神拐棍之一。這大約是作者由於既熟諳和傾意於莊子哲學又在創作中注重寫真，就在有意和無意之間表現出了寶玉與《莊子》 的精神聯繫。
三
《 紅樓夢》 與《 莊子》 的關係遠不只是表現在賈寶玉及其他一些人物的塑造上，全書的思想內涵，作者的文化心理傾向和精神矛盾在書中的表現，也明顯地脈承著《莊子》 。
莊子看破富貴權勢、功名利祿，「物物而不物於物」，追求一無掛礙、自由自在的「逍遙」精神境界，《紅樓夢》也含此種精神，最明顯的是作為全書要義之一寫在第一回裡的《 好了歌》 和甄士隱之解，就是看破名位財富、人際關係和世事興衰而想像那「跋足道人」似的飄然無礙的境界。還有石頭的「自去自來，可大可小」, 「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清醒超然，賈寶玉所屬意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也都與《 逍遙游》 的要旨相通。
莊子認定任何人都有其獨異之處，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意義，由此而立其「齊物」觀，論價值之平等，價值判斷的相對性。《紅樓夢》 對此也有所承。例如賦予賈寶玉一種出於真純心性而平等待人的特點，在他心目中周圍的人不過是各有特異之處的人而無尊卑貴賤，對奴婢也一樣付出真情實意，對晴雯、襲人、金釧、香菱等等都如此。又如作者描寫各種人物都是美惡並陳，而無絕對的褒或貶，諸事評價上的相對性更是明顯的。
莊子認為生命之「主」是精神，因而重視人的「內在」精神的充實，「養」精神而使之達於高境界之道在於因順自然，反對那種重外形、修表面和耽於一隅的「德」，主張人之美德即在心靈的完善，純樸，「內保之而外不蕩」。《紅樓夢》 最突出的思想內涵之一就是人的內在精神追求，其中評贊人品德性，寫詩作文評詩評文都突出地講究「自然」, 這也不能不說是與作者受惠於《莊子》 有關的。莊子筆下最高境界的「真人」以「大道」為師，其「大道」乃是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之道；認為人和萬物宇宙大生命聚氣而生，以大道為師就是合天人、通生死，「安化」（安於自然之造化）、「相忘」（消解貪慾偽詐），敞開心靈而無系無礙地與宇宙自然大法相通。《紅樓夢》 也嚮往「真人」境界，持天人合一觀。賈雨村論各種人的本源即持聚氣之說。石頭歷世，終於返本，太虛幻境與人世相通，神瑛施露、絳珠還淚等等，凡寫精神至境之處都消彈了生死界限，超離塵世人生的各種偏執和人倫的各種習俗之念，這些也都與莊子學說、莊子精神的影響有關。
莊子在他那個諸侯割據、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的時代，看到的現實人世處處是污濁、昏亂、偽詐、險惡的，不平等、不合理、無光明的。他認為物慾權欲迷蔽了人的靈明，虛假的正統仁義聖智束縛和扭曲人的真性，唯位勢名利是趨，以巧偽之智互傾互害，致人生之患無窮無盡，生命力遭到嚴重破壞。處此人生，他主張「自處」遠害，其法在於心境曠達，「爵祿不入於心」, 「死生不人於心」，像天地大自然那樣「有大美而不言」, 「有明法而不議」, 「有成理而不說」，恬淡空明，「以恬養知」, 「返其真」或「保真」。於是他實際上又不可能無言無議，不能不對現實污濁社會、現實的昏亂人生，不能不對被扭曲的人性給予全面的極其深刻透徹的批判，不能不對「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的孔儒學說和其他巧偽迎合昏亂現實而謀爵祿爭功名的學派給予抨擊。《紅樓夢》 所寫的時代雖被稱為盛世，並無諸侯割據和連年戰禍，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封建社會裡的其他時期還高一些，但其現實人生在作者寫實的筆下也像《 莊子》 裡似的禍患無窮，血淚斑斑的悲劇接連不斷。書中所寫的幾百個人物，其真性不是被戕害就是被迷蔽，不是被扭曲就是被毒化。寶玉在人們都熱衷於仕途經濟、「祿蠹」成群的環境裡，在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帶著傳統式興家繼業、榮宗耀祖、忠順賢孝期望和要求的疼愛與嚴責之下，在寶釵、襲人等帶著寄托終身的心理以柔情和勸說結成的網羅之中，仍要保其真純的赤子之心，順任自然、空明曠達以自處，最後決然撒手－ 作者這樣寫，無論是有意識還是不知不覺之間的藝術創造（包括《 芙蓉女兒誅》 中自然而然對莊子語「反其真」的運用等），都不能不說是遠承著莊子的。黛玉的物質生活不能算差，或者可以說還是相當優越的，但她在「風刀霜劍嚴相逼」之下喪生，這悲劇是精神戕害的悲劇。其他那麼多女子，各有其特異之美，各有其可愛的自然性情，也都在那個污濁險惡的人世塵網之下落得各種悲慘結局。這「萬艷同悲」，淋漓血淚，這社會批判，精神文化批判，雖不完全是莊子式的，卻不能不說是對莊子批判精神的某種繼承。對於在《紅樓夢》 的時代已變成思想統治工具和精神戕害毒劍的、「官方化」了的儒派之學，小說也明顯是持異見的，是多有否定性描寫的。這當然並不能只歸因於《 莊子》 的影響，但可以說與莊學遺惠不無關係。
此外，莊子有「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等深含人生辯證法的議論；在物像人事因其本然的相對性而並呈、而矛盾的情況下，莊子不取偏執一方的態度；在對人生的哲思上莊子有「無己」「無我」之論，即捨棄小我的嗜欲、名利，私情而追求與天地宇宙統一相諧的大我之通達；如此等等的思想方法、理性觀念，在《紅樓夢》 裡，在其對各種人物和事物的描寫中，在借人物（尤其是寶玉）之口所發的議論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體現。這也不能單看作作者與莊子思想的巧合，似應看作因傾向於莊子之學而流露於寫作之中的。
四
《 紅樓夢》 的作者和莊子都不是那種身在帝王將相統治集團之中「官化」了的知識分子，也不是那種想爬上高位爭做王者工具或「王者之師」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上流社會」深有瞭解，卻厭惡其偽詐污穢，他們對歷史文化，尤其對精神文化諸層面有很高的辨析、認識和思考能力，卻主要用於內在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創造上；更因實際上「在野」，在社會底層，而與那些權勢者精神文化大異其趣，與民眾更近一些，他們的著作客觀上某種程度地與「小民」聲氣相通。莊子只做過社會基層的漆園吏，生活簡素，甚至貧寒，大約自知難與上層統治者相合，或者為了遠害而拒絕去做高官，而遠離爵祿功名之爭的人群，寧做一個獨立自由的觀察者、思考者，清淨「自處」精神境界的追求者。《紅樓夢》 的作者，少年時代曾賴祖輩之蔭而「錦衣紈褲」、「飲甘饜肥」，到寫《 紅樓夢》 時則已經「半生潦倒」, 「蓬墉茅椽，繩床瓦灶」。他雖然沒有像書中的寶玉那樣出家脫塵，卻也遠在權勢圈、名利場外，唯以著書寫「夢」、賦詩作畫而自居其精神世界之中。他與莊子在社會角色上，在與世事的關係上，在文化素養的深厚上，在精神家園的選擇、維護和自立上，應該是多有一致或相似之處的。因而，他熟讀《莊子》 並在《 紅樓夢》 的創作中引用，在全書的立意和多方面的精神文化內涵上取莊子之思想而與之相承和相通，都是不奇怪的。
五
《 紅樓夢》 所取所含《 莊子》 之道，與所取所含佛禪精神密切聯繫著。在《 紅樓夢》 中，老莊之道的刺取和表現的文學手段之一是寫那在世外飄然雲遊、往來自如、洞察一切、溝通人神、消除了生死界限而達到「真人」境界的道人。得道的渺渺真人是和佛家的高境界人物茫茫大士一同行動的，他們一同干預「風流公案」，一同把石頭「攜人紅塵」，安排在「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化生為寶玉其人，讓他經歷從極其富貴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過程，經歷從懵懂到徹悟的過程，並時時洞悉其命運和情狀，最後仍舊帶他自然而然地反本歸真。在此過程中，真人與大士並無什麼異樣之處，一切都是和諧一致的。這就是說在《紅樓夢》 中佛道合一，被作者用於體現同一意向、同一精神境界。
「空空道人」讀《 石頭記》 之後「由色生情，傳情人色，自色悟空」, 竟改名「情僧」，這一過程更直白地說出了道與佛在作者心中的聯繫。佛與道，包括社會化、民間化的莊子學說和精神，在《 紅樓夢》中不是死的哲理，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作者從其在現實生活的體驗中形成的活的心性出發，尤其在「情」的糾葛中悟得的精神成果上作文學的表現。
此外，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寶玉的「你證我證」之揭，借談禪說「情」，但其所悟之「空」在作者的理解中實乃並非般若性空之「空」，而是與老莊學說中的「無」相近的。作者把老莊的「無」當作佛禪的「空」而將佛道合而為一用在寶、黛、釵關係的藝術處理上了。
六
《 莊子》 是中國古代諸子百家學術中文學性最強的書。書中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之說；又謂：「莊周… …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著成其書，相當「態縱」。後人，尤其是文學家，往往因其「有托物寓意，為字光洋怪誕之詞」, 而更愛讀；因其以豐富的想像虛構故事，「縱橫馳騁」, 「若河漢而無極」, 「指事類情」，自態自適而在創作中多有借鑒。《 紅樓夢》 在這方面也顯然是受惠於《 莊子》 的。所謂「真事隱」，同時也是真意隱，我們可以說整部《紅樓夢》 就是一個大寓言，其中又有不計其數的小寓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首詩說「荒唐言」中有深深隱寓著的「味」－ 包括思想上的要義和心理上的隱憂悲懷，與其說是用語和意思上與《莊子》 的巧合，不如看作是因熟讀《 莊子》 而自然而然地化用。此外，上有太虛幻境之奇，下有陰曹地府之怪；靈石歷世之荒誕中含著深意，絳珠還淚之幻想中寓有精思；還有體現小說「本旨」的各種「夢幻」：這些固然是作者在長篇人情小說已發展到成熟期的條件下天才的創造，但這創造性的發揚無論在意象底蘊還是在藝術特徵上都可溯源到《莊子》 。文學創作的虛構想像，可以看作作者的自目之夢，而多寫夢幻，以夢寫真，更是這種特點的體現。莊子的夢蝶及其他似夢的奇異想像成為後來以虛構為特點的小說的早期源頭之一；《紅樓夢》 之「夢」與之相脈承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