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紅學的啟示
有的學者曾將本世紀的紅學分為三個時期，即1921年前的舊紅學時期，1921年至1954年的新紅學時期和1954年之後的當代紅學時期。然而我們卻不難發現，新紅學的建立並不意味著舊紅學的終結。同樣，1954年之後，舊、新紅學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其地位與影響也未可小視，紅學似乎呈現出一種「無時序狀態」。因此，依照時間順序將紅學劃分為若干個時期的作法似乎意義不大。依筆者之見，百年紅學之爭。實際上是觀念之爭與方法之爭，而觀念與方法也正是今後紅學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有鑒於此，本文擬從觀念與方法人手，對百年紅學略作剖析，以就正於諸位方家。
一
20世紀初，新紅學的創立者胡適與舊紅學索隱派的代表蔡元培之間曾有過一場激烈的論爭。當時雖然誰也沒有說服誰，但索隱派佔據紅學主導地位的局面卻由此打破了。人們原以為索隱派從此會銷聲匿跡，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就在新紅學不斷發展的二三十年代，又出現了闞鐸的《紅樓夢抉微》、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辯證》和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等索隱派的論著。直至八九十年代，有人仍宣稱「要理直氣壯地維護索隱派」〔1〕，馮精志則連續出版了三部索隱式作品：《百年宮廷秘史——(紅樓夢)謎底》(1992)、《大觀園之跡》(1993)、《曹雪芹披露的宮廷秘聞》(1995)，還有作者自稱是「索隱考證派」的《紅樓解夢》〔2〕等等。
索隱派前後綿延了近一個世紀，儘管上述著作各自的動機、內容、結論不盡_一致，但其觀念與方法卻有著共通之處。在索隱派看來，小說既然是「野史」，那麼其中肯定有著歷史的影子。何況曹雪芹開卷伊始便明確告訴我們「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再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說也的確隱含著真實的事件和人物。於是，他們千方百計地要求索出《紅樓夢》所隱含、所影射的「本事」或微言大義。他們從歷史著作、野史雜記、詩詞隨筆以及民間傳聞中，搜集有關的或似乎有關的資料，與《紅樓夢》中的描寫相互排比對照，猜測推想，穿鑿附會。儘管難以自圓其說，前後抵牾，甚至漏洞百出，他們卻自以為找到了《紅樓夢》的真諦。毫無疑問，索隱派的觀念與方法是不正確的，但是僅僅給他們加上主觀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帽子，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關鍵在於指明其觀念何以有誤，其方法何以不妥。
能夠從理論上闡明索隱派觀念與方法的還應首推蔡元培先生。他在1922年為《石頭記索隱》第6版所作的《自序》中，一方面為「索隱」辯護，一方面又反駁了胡適的「自傳說」。蔡元培先生認為：
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斷定《石頭記》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案書中既雲真事隱去，並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為真。又使寶玉為作者自身之影子，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鄙意甄、賈二字，實因古人有正統偽朝之習見而起，賈雨村舉正邪兩賦而來之人物，有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寶玉影宏光，賈寶玉影允礽也。)
蔡元培先生還以《兒女英雄傳》和《儒林外史》為例論道：「《兒女英雄傳》，自言十三妹為『玉』字之分析」，「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紀與年，唐與堯，雖尚簡單，而獻與羹則自『犬日羹獻』之文來。」「《儒林外史》之莊紹光既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目H朱草衣」。認為這種作法「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因此，他認為研究《紅樓夢》的思想主要應從推求書中人物人手，研究的方法可從三方面去推求：一是「品性相類者」，二是「軼事有征者」，三是「姓名相關者」〔3〕。
列於蔡元培先生的這種觀念與方法，胡適於同年在《跋(紅樓夢考證)》中曾給予了批評。胡適認為「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誌》，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又引用了顧頡剛先生舉出的兩個重要理由來說明這一點：
(一)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為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
(二)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黛玉為朱竹坨，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於是，胡適得出結論說「正因為《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裡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裡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4〕。
應當承認，胡適、顧頡剛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為什麼卻說服不了索隱派以至於索隱派的論著繼續出現呢?筆者以為原因有這樣幾點：首先傳統的小說觀念根深蒂固。究竟什麼是小說，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已不成為問題。但是在古代，卻是一個長期處於模糊狀態的概念。其中影響較大的一種觀點，便是將小說視為正史的補充，所謂「羽翼信史」、「補正史之不足」、「稗史亦史」等說法，就是這種觀點的簡略表述。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認為小說創作必須依據歷史，只能作有條件、有限制的虛構，人們閱讀小說也必須注重其史鑒功能，因而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明清興亡史」，是一部「有價值的歷史專書」也就理所當然了。其次某些小說的確有暗隱某事、影射某人的情形，如上面所舉《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孽海花》等，於是便極易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彷彿所有的小說背後都隱含著真實的事件和人物。再次，《紅樓夢》真假結合、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更給人們留下了猜測的餘地和想像的空間。作者自稱「將真事隱去」，究竟隱去了什麼樣的「真事」?書中經常寫到「判詞」、「謎語、「讖語」，其真實含義又是什麼?最後，從索隱派的主觀動機來看，或為某政治目的所支使，或為一己之興趣所左右，或為造成某種轟動效應所故為。客觀原因與主觀動機相結合，索隱派的長期存在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們搞清了索隱派存在的原因後，一方面可避免不再走索隱的路子，一方面可對索隱新著的出現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不但不為所謂的「新發現」所迷惑，甚至不必花太多的筆墨去與之糾纏。因為當代的索隱派正希望有人去反駁、去批判，這恰好符合了他們要造成某種「轟動效應」的初衷。
二
新紅學之所以能夠將《紅樓夢》研究納入科學規範的道路，為紅學的發展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首先因為新紅學運用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新紅學的創始人之一胡適對方法問題有著明確的意識與主張，他曾說道：
我這幾年做的講學的文章，範圍好像很雜亂，——從《墨子(小取)篇》到《紅樓夢》——一目的卻很簡單。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故這些文章．……都可說是方法論的文章〔5〕。
40年之後他又說道：
我是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來考證最普遍的小說，叫人知道治學的方法〔6〕。
胡適將其治學方法歸納為十個字，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曾引起人們的許多非議。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設，但是這種假設應當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應當憑空設想。胡適實際上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歸納出的十個字之後緊接著說道：「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7〕聯繫到《紅樓夢》的研究，他說：「要解決『《紅樓夢》有什麼用意』這個問題，當然就有許多假設。提出問題求解決，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這些假沒是否能夠得到證明。……從事實上照極平常的做學問的方法，我提出一個很平常的假設．就是《紅樓夢》這本書的作者在開頭時說的，他是在說老實話，把他所看見的可愛的女孩子們描寫出來，所以書中描寫的人物可以把個性充分表現出來。」〔8〕
胡適在提出這個「平常的假設」時，是依據了不少的材料和事實的，並非向空虛構。如關於曹家任江寧織造的情況，關於曹雪芹與敦誠、敦敏交往的情況，關於脂評本《石頭記》的情況等等，他都有相當的瞭解和認識。在證明這個假設時，他對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對《紅樓夢》的版本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新紅學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俞平伯、顧頡剛以及眾多的紅學家運用考證的方法也都取得了纍纍的碩果。誠如顧頡剛早在20年代所指出的那樣：
……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我希望大家看著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9〕
一種科學方法的運用，便可以從根本上扭轉紅學的方向，這的確能夠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考證的方法過去是，將來也依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如果把考證方法引向極端，遠離了文學研究的目的，甚至於鑽牛角尖、為考證而考證，那就失去了考證的意義。或者認為考證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其他文本研究都是無根之談，恐怕電非確論。有的紅學家便宣稱，不知道曹雪芹是誰的兒子，不知道脂硯齋是何人，不知道續書為準所作，就無權研究《紅樓夢》，這種說法本身就暴露出了對文學研究目的的模糊認識和狹隘理解。說到底，作者生平的考證也好，版本的考證也好，都是為文本研究打基礎的，是文本研究的前期準備。沒有這種基礎固然難於對文本作出深入研究，但僅僅停留在此基礎上。研究工作不過剛剛起步而已。考證需要有材料．由於種種原因，材料不完善或不具備的情形常一常發生，考證工作難以向縱深進展。但絕不應因此就終止文本的研究。在更多的情況下，基礎的考證與文本的研究是同步進行的。那種堅持認為只有將全部問題都考證確實之後，才能進行文本研究的觀點，只不過是癡人說夢。
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運用考證方法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其「自敘傳」的觀點卻又難以讓世人苟同。為了證明賈府即曹家、賈寶玉即曹雪芹，而作的種種考證，更令人感到有膠柱鼓瑟、牽強附會之嫌：對此，胡適、俞平伯在以後的論著中都有所修正。這就告訴我們，考證應有正確的觀念作指導。「自敘傳」與「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雖相差僅有一步之遙，但卻是兩種不同的小說觀念。如果一定要證明《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那就必定會陷入自造的泥淖而無法自拔；如果將《紅樓夢》視為飽含作者經歷與酸辛的「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那誰又能不舉雙手贊成呢?就是這樣一個觀念上的修正，新紅學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而其造成的影響，恐怕至今仍未消失。
新紅學在方法上的成功與在觀念上的失誤，都同樣值得我們深思和記取。
三
將《紅樓夢》視為一部小說並對其進行文學的研究，儘管被某些紅學家所不齒甚至於將其排除在紅學領域之外，但在百年紅學史上，其地位與影響仍不可低估。與考證方法不同，文學批評方法與時代思潮、與審美意識等觀念形態的東西聯繫更為密切。考證以資料為依據，文學批評則以理論為工具。考證得出的結論有可能成為終極真理，文學批評則很難畫上一個最終的句號。但並不能因此就說，文學批評既無必要更無價值。全面正確地評價百年紅學史上的文學批評的是是非非，對於今後紅學的發腱，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近來，有論者撰文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紅樓夢》文本的意義始終在雲籠霧罩之中，從來沒有真正地『敞開』過」〔10〕。紅學領域常常有石破天驚的觀點冒出，這或許又是一個。我們不禁要問，《紅樓夢》莫非是部「天書」嗎?何以「始終在雲籠霧罩之中」呢?這種表面上要抬高《紅樓夢》、甚至於要將其抬人云端的作法，願望或許是好的，但實際上卻將《紅樓夢》打入了冷宮。我們認為，如同所有的文學名著一樣，對《紅樓夢》文本意義的認識和把握，需要歷代研究者的不斷努力，不斷探索，每一位認真嚴肅的紅學家都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淪》是紅學史上第一篇運用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紅樓夢》的專論王國維根據叔本華的理論，認為《紅樓夢》在美學方面的價值，主要表現為它是一部「眩惑之原質殆絕」，「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的悲劇，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他進而分析。蠢黛的悲劇原因「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11〕。在索隱派佔據紅學主導地位的光緒年間，王國維便能指出《紅樓夢》的悲劇性質，顯然是新觀念與新方法的引入所致。儘管王國維的這篇專論還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但無論如何它標誌著紅學的一種發展與進步，表明著對《紅樓夢》文本意義的一種理解和把握，而且這種理解和把握自有其深刻之處。
「五網」時期，不少學者運用西方的學術文藝觀念和批評方法，使紅學領域又出現了新的面貌。吳宓將《紅樓夢》與但丁的作品相比較，認為《紅樓夢》廣泛地反映了社會面貌〔12〕。佩之則進一步指出：「一部《紅樓夢》，他的主義，只有批評社會四個大字。」「書裡面的社會情形，正是吾國社會極好的一幅寫照。」「生在幾百年前的人，居然想到這許多重大問題，是很不容易的。書中攻擊社會的地方，正是現在的人所竭力攻擊的地方。」〔13〕由於觀念和方法的更新，這些評論文章對《紅樓夢》文本意義的見解與說明都有其合理之處。但與此同時．西方文藝觀念的過分搬用，也使其產生了某些不切實際的評論。
魯迅先生也是位受到西方文藝觀念深刻影響的文學家，然而他卻沒有機械地照搬西方的觀念與方法。魯迅指出：
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14〕。
《紅樓夢》的寫實性、真實性、創造性被魯迅一語道破。對《紅樓夢》的悲劇特徵、對寶玉形象的社會內容，魯迅也都作_，鞭辟入裡的分析。在論及《紅樓夢》後四十回剛，魯迅沒有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而是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比較和評析。
到了40年代，許多紅學家進一步集中研究《紅樓夢》的文本，並且取得了新的成績。1942年正中書局出版了李辰東的《紅樓夢研究》，這是一部較全面研究《紅樓夢》的論著。假如我們稍微留心一下便不難發現，凡是論者借鑒一些新觀念、新方法時，往往能夠有新的見解出現。例如他運用「缺陷論」、「補償論」來解釋《紅樓夢》的創作成因，運用「移情說」來分析《紅樓夢》的人物描寫，運用泰納的「意象說」來評論《紅樓夢》的情感表現，運用德國美學家鞏都爾富的理論來規定曹雪芹在世界文學裡的地位，都是頗富新意的觀點，對於打開人們的思路，幫助人們認識《紅樓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還有一些評論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並運用了新的觀念和方法，認識到了人物形象的重要性，於是他們集中討論《紅樓夢》的人物。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和張天翼等人的《賈寶玉的出家》便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的人物評論集〔15〕。我們先不談他們觀點的正誤和分析的深淺，僅從他們採用的人物分析方法這一點來說，已經具有了開拓性的意義。
就在紅學領域不斷嘗試著運用新觀念、新方法的時候，新紅學派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先生卻依然故我地在原地踏步，這集中表現在《紅樓夢研究》與《紅樓夢簡論》兩部論著中〔16〕。這兩部論著的觀念與方法並非一無可取，但平心而論，其提供的新東西的確是微乎其微，顯示出一種觀念的陳腐與方法的僵化。拋開政治的原因不談，僅就其缺乏生機的觀念與瑣屑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批評，也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李希凡、藍翎兩位青年學者運用新的觀念和方法，力求對《紅樓夢》作出新的解釋，實際上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紅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在這之後進行的《紅樓夢》討論和發表的若干論著中，何其芳的《論(紅樓夢)》和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17〕影響最為廣泛，而它們恰恰是運用了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藝觀念與方法。
80年代以來．觀念與方法問題再度成為紅學界關注的焦點，1982年在上海召開的紅學會上，部分青年學者就提出了這一問題。各種新觀念與新方法的引進，使紅學領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紅樓夢》文本的意義正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逐步得到揭示。但是電應看到．觀念與方法問題是一個永久性的問題．許多研究者習慣於靜止的和純微觀的研究方法，重視資料的發掘、編纂和考訂工作，忽視新觀念與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因此，就當前研究狀況來說，新觀念與新方法不是太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
總結以往的經驗與教訓，在運用新觀念與新方法探討《紅樓夢》的文本意義時，有幾點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一是對新觀念與新方法不能機械照搬，要盡量將其消化吃透，變成自身肌體的養料，而不是附在表面的皮毛。當然，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需要對中西文化的全面深刻瞭解，需要深厚的理論素養。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被其嚇倒，任何學術研究都是累積型的，都是循序漸進的，我們的研究不要求、事實上也不可能達到終極的真理，只要做出了開拓性的嘗試，其意義就遠勝過穩健的原地踏步。二是在運用新觀念與新方法時，應該有一種「自我否定」的精神。就是說這種觀念與方法能否行得通，自己要先打上幾個問號。要尊重其他的觀念與方法，不要錯誤地認為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要善於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比較，要具備擇善而從的心理素質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三是要盡量避免或減少非學術性思潮與因素的影響。蔡元培的索隱顯然受到了排滿反清的政治影響，胡適的自傳說也與其政治觀點相聯繫。
實際上他們這些人的學問不可謂不深，識見不可謂不高明，然而一旦被非學術性的因素所干擾，就難免產生謬誤和偏差。我們的研究既要體現出時代的特色，又要避免時代的局限，這是一個悖論，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的兩難問題。
面對21世紀的挑戰，我們必須認清《紅樓夢》文本的研究乃是紅學的當務之急．這就需要我們掌握科學的觀念與方法，這是紅學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註：
〔1〕許寶騤：《抉微索隱，共活紅樓》，載1981年5月2日《團結報》。
〔2〕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紅樓解夢》，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韌版，中圖文學出版社1995年增訂版。
〔3〕《石頭記索隱》第6版《自序》，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6頁
〔4〕《跋＜紅樓夢考證＞》，同注〔3〕137－139頁
〔5〕《胡適文存·序例》
〔6〕〔7〕〔8〕〔9〕胡適1961年5月6日的談話，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374頁，第227頁，第229頁，第246頁。
〔10〕見粱歸智：《紅樓夢研究的意義》，載《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l期。
〔11〕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靜庵文集》，光緒三十一年印本。
〔12〕吳宓：《紅樓夢新談》，載1920年《民心週報》第11卷第17、18期。
〔13〕佩之：《紅樓夢新評》，載1920年《小說月報》第11卷第6、7號。
〔14〕《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載《魯迅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頁。
〔15〕太愚：《紅樓夢人物論》，國際文化服務社1948年印行；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爾南Ⅲ版社1945年版。
〔16〕《紅樓夢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紅樓夢簡論》，載《新建設》1954年3月號。
〔17〕何其芳：《論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蔣和森：《紅樓夢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