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與《紅樓夢》比較
《紅樓夢》與《金瓶梅》在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可謂雙峰並峙。隨著海內外「紅學」和「金學」的蓬勃發展，兩書的思想、藝術等諸方面的價值愈來愈得到全面的認識和公正的評價。正如美國學者海托華在《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範圍之廣、情節之複雜、人物刻畫之細緻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１
那麼，這兩部堪稱中國小說之典範的煌煌巨著，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金瓶梅》成書於明代晚期，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紅樓夢》甫告問世，從時序和小說文本內容而言，兩書存在著較明顯的承繼關係。脂硯齋在《紅樓夢》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中云：《紅樓夢》「深得《金瓶》壺奧」，從而揭開了《金瓶梅》與《紅樓夢》比較研究的序幕。然早期評點多要言大略，良莠並存。經現代人當代，這項比較研究才逐步深入。如果說現代學者還多受到傳統思維方式的囿限，那麼當代研究無論角度之新穎獨到，還是論述之全面評備，都集中體現了當代學者的意識和眼光。縱覽這項比較研究的整體情況，它主要從二個層面展開，其一是注重兩書之間的承繼關係，表現為《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研究。其二是把《金瓶梅》和《紅樓夢》都視為相對獨立的小說文本，將兩書的思想、藝術等方面的價值和特色加以比較和闡發。
本文擬從題旨、形象、敘事、價值四方面，對自古及今的《金瓶梅》與《紅樓夢》的比較研究作一簡要述評，以期從一個側面檢視「紅學」和「金學」的共同成果，並為學界同仁提供歷史的借鑒與啟示。
一、題旨的比較研究題旨的比較研究集中反映了學者們對兩書思想內涵的不同認識，主要是圍繞「主題論」、「性愛論」、「色空論」等方面展開的。
(1)主題論
《金瓶梅》的主題自問世以來一直眾說紛紜，只有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徐州青年才子張竹坡開始評點《金瓶梅》，才對它的主題思想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張竹坡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撰有《竹坡閒話》、《冷熱金針》兩文，作者在文中大談財色、冷熱、真假等等：「問嘗論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而「此書獨罪財色也。」「《金瓶梅》以冷熱兩字開講，」為「一部之金鑰」，全書「點睛處乃在於溫秀才、韓夥計。」２張氏的這一「冷熱說」在清代頗為盛行，並直接影響了後來評點者對《紅樓夢》的評論。蒙古族評點家哈斯寶在《新譯紅樓夢總錄》裡，幾乎直接引述《竹坡閒話》中的原文來解說《紅樓夢》：「富貴則假可成真，貧賤則真亦成假。富貴是熱，熱則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貧賤是冷，冷則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３張新之在《妙復軒評石頭記》中也有類似說法：「《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此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４此類評論儼然都是竹坡的論調。從作品內涵觀之，以「冷熱說」評點《金瓶梅》和《紅樓夢》，顯然均失之於片面，未能把握住小說的要旨。
此外，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述及《紅樓夢》主旨時曾說：「作者胸中抹煞一切才子佳人小說，而仍有一《水滸》《金瓶梅》為其所不敢輕視，二書皆政治小說而寄托深遠者也。」５此說與舊以為《金瓶梅》「寄意於時俗，蓋有所謂也」６「指斥時事」７之說暗相契合，雖未為公論，也聊備一說。
真正把《金瓶梅》《紅樓夢》主題比較研究推向深入的是當代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之後。
任訪秋的《略論<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藝術成就》是當代最早較詳論述《金瓶梅》與《紅樓夢》關係的論文。該文指出：「對封建社會的醜惡進行揭發，與對封建階級的罪惡進行控訴來說，這種現實主義的精神，《紅樓夢》與《金瓶梅》可以說完全是一致的。」８朱捷和蔡國梁在肯定《紅樓夢》對《金瓶梅》的繼承關係的同時，也較深刻地揭示兩書主題思想的同中之異。朱捷《<紅樓夢>與<金瓶梅>》一文認為：「曹雪芹既嚴肅地冷峻地剖析了現實世界污濁、朽敗的實質，又始終沒有放棄他對人世生活的執著和熱情。他既痛恨那窒息生命的桎梏，又渴望那解放人性的未來曙光」。而「沒有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樣絕望，消沉，冷漠。」９蔡國梁的《從<金瓶梅>到<紅樓夢>》則指出：「(《金瓶梅》)的典型意義暗示了天道循環，世道亦循環，難以引起人們對封建社會永存性的懷疑。」而「(《紅樓夢》)通過賈家這象徵著封建盛世的貴族家庭，」揭示出「由於『內裡蛀空』，自我霉爛，它的衰亡解體是必然的」。十
徐君慧、盧興基、鄭繼家、王永健主要是從文學史傳承嬗變的角度，論述《紅樓夢》在主題上對《金瓶梅》的繼承和創新。徐君慧專著《從金瓶梅到紅樓夢》，勾勒了中國古代世情小說從《金瓶梅》到《紅樓夢》的發展流程，其中討論了包括婚姻觀、科舉觀等諸多思想從《金瓶梅》到《紅樓夢》的發展變化。⑪盧興基的《從<金瓶梅>到<紅樓夢>——尋找小說史的一段軌跡》是一篇很有見地的論文。盧文依據脂批和「《紅樓夢》舊稿刪改的痕跡」、大膽指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早期階段，對它的思想主題，曾有過近似於《金瓶梅》的構思，後幾經刪改，提升了「思想境界」。《金瓶梅》和《紅樓夢》代表了小說史的不同階段，而中間作為過渡的是才子佳人小說。《紅樓夢》的思想精神與十六世紀以後產生的《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說是同屬於一個體系的。⑫鄭繼家和王永健都撰文討論《金瓶梅》——清代世情小說《林蘭香》——《紅樓夢》的發展演變歷程，指出三者主題和題材的相似性。⑬這種縱向考察無疑進一步強化了《紅樓夢》與《金瓶梅》主題比較研究的歷史深度。
(2)性愛論
《金瓶梅》曾被視為「淫書之首」，其不加掩飾、淋漓盡致的性行為描繪，驚世駭俗，表現了笑笑生帶著時代印記的性愛觀念。而在由作者揭示「大旨談情」的《紅樓夢》中，雖偶有涉及性的內容，都頗有節制，展示了性愛描寫嶄新的風貌。對於這一點，張新之曾稱之為：「《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⑭這對後代研究者不無啟發意義。
新時期思想解禁之後，一些學者開始涉足這一專題的比較研究，但在初期階段，有些觀點的偏頗失當比較明顯，如朱星《<金瓶梅>的文學評價以及對<紅樓夢)的影響》認為曹雪芹比笑笑生「更深刻」之處只在於性愛描寫，提出「意淫」、「風月寶鑒」與寫亂倫三者，以表明賈府「比西門慶家更亂。」⑮這顯然令人難以苟同。這方面研究比較全面也比較深入的當推傅憎享《<紅樓夢>與<金瓶梅>比較兼論性的描寫》與李建中《從「金瓶梅現象」到「賈寶玉情結」——中國古代性意識之美學嬗變》兩文。傅文首先批評闞鐸的《紅樓夢抉微》是用「骯髒的眼光，專門搜求書中的『不潔』之處，把《紅樓夢》與《金瓶梅》加以比並，認定是『引人墮落之書』。」然後從作者的立意，描寫性行為的形態，性描寫與主題、人物的關係，虛實不同的筆法，以及對傳統觀念、寫法的不同處理等方面，比較兩書的性愛描寫和觀念，指出：「《紅樓夢》是前此之小說不可以比並的，較諸《金瓶梅》『直是另一種筆墨』。」⑯李建中的論文則開宗明義地主張「不用道學而用性學的眼光重讀《金瓶梅》和《紅樓夢》，並透過那個『淫』字，追尋古人的性意識」，他認為完整體系的性意識，「至少包含三個子系統：性目的，實現目的的方式，目的無法達到時如何解脫。」「『金瓶梅現象』與『賈寶玉情結』，其性目的之演變，是從『傳宗接代』與『真個銷魂』的殊途不能同歸，到『情癡』；其性方式之演變則是從『禁慾』與『縱慾』的悖論效應，到『意淫』；「至於性解脫的途徑則是從肉體毀滅則「色空」。⑰李文以性愛觀為本位，並從歷史的角度探索了中國古代性意識的美學嬗變歷程，因而具有一定的歷史深度。
值得一提的還有美國學者史梅蕊的《<金瓶梅>和<紅樓夢>中的花園意象》。該文運用西方闡釋學的理論，在兩書中探尋以花園為中心的意象群落，認為兩書中的花園都是「『情』之具體化。」而「『情』一旦濫用就成為『淫』，」就意味著「違反既定秩序，最後必然導致西門慶花園和大觀園的毀棄。」⑱作為西方最新批評理論的成果，其獨闢蹊徑，解說了兩書主題的悲劇意蘊，思路和方法都可為我國學者所借鑒。
(3)色空論
較早指出兩部小說都有「色空」思想的是俞平伯。俞先生於1954年在《紅樓夢簡論》裡說：「近人闞釋《紅樓夢抉微》一書，雖不免有附會處，但某些地方卻被他說著了。如《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原註：色是色慾之色，非佛家五蘊之色)明從《金瓶梅》來。」又說：「《紅樓夢》的獨創性很不好講。到底什麼才算它的獨創呢?如『色』『空』觀念，上文說過《金瓶梅》也有的」。⑲這番議論點明了《紅樓夢》在色空觀上對《金瓶梅》的繼承性。
王平的《<紅樓夢><金瓶梅>色空觀念之比較》表明兩書「色空」研究的突破性進展。該文顯然已包含了更多文化哲學意義上的當代思考，文章所理解的「色空」也不再是「色慾之色」，而是佛教的重要觀念。佛教有「色受想行識」共「五蘊」，其中「色蘊」總括了時間和空間的一切現象。王文進行了三方面的比較：造成由盛而衰的原因，由色至空的過程，「色」的實質和「空」的結局。如在第三方面比較時認為，《金瓶梅》的「色」是「財色」，而「空」則是「輪迴轉也。《紅樓夢》的「色」是「美好情感」，而「空」則是「遭到毀滅」，「宣告了身心俱滅的徹底死亡。」⑳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充滿哲學風味的文化闡釋。
此外，還有研究者討論了兩書在其它思想觀念上的相互聯繫。如李裴《<金瓶梅>與<紅樓夢>的時間觀念及其審美效應》，從時間觀念的差異來把握兩書的思想內涵。[21]董芳的《已見寒梅發，復聞鳥啼聲——試論<金瓶梅><紅樓夢>的美學分野》和《女性自我的失落與蛻變——簡析<金瓶梅><紅樓夢>的婦女觀》兩文則分別討論了兩書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的生命觀、情慾觀、死亡觀和婦女觀。[22]
二、形象的比較研究文學是人學，《金瓶梅》與《紅樓夢》都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少已成為中國小說形象畫廊中不朽的藝術典型。
民國時期，闞鐸、靈犀比較關注《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形象的比較研究，但由於他們沒有正確的藝術觀作為指導，只是對兩書人物機械地進行對勘比附，因而走人了索隱的歧途。闞鐸在《<紅樓夢>抉微》序中闡明撰書的起因，認為「《紅樓》全從《金瓶》化出，」「每讀《紅樓》，觸處皆有左驗」，所以他在書中認定：「黛即金蓮」，「賈珍與可卿，即花太監與瓶兒」，「李紈即孟玉樓」云云。[23]墮入惡趣無法自拔。靈犀的《<金><紅>勝語》所論幾與闞鐸相同。[24]這種以考證比附為能事的研究多遭後代學者的批評。
相對而言，癡雲《<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之衍變》一文較為中肯。在談到兩書的人物形象時，該文認為：「《金瓶梅》注重實際，個中人物貪財好色，趨勢嗜利之狀，不論何時何地，皆能遇到。」「《紅樓夢》則不然，其寫富貴驕侈，雖悉在人耳目，其主要腳色如寶玉釵黛諸人，完全出於理想，恐欲界之中千古不易一見。」[25]這段論述不僅指出兩書人物迥然不同的精神品性，更把握了兩書藝術表現的實質。在具體人物比較時，作者一方面認為：「寶釵、黛玉亦從金蓮、瓶兒變化而出，」另一方面也指出「西門慶之嗜淫慾，貪貨財，寶玉則談情愛，薄利祿，撰著之人，命意不同，各逞其才藝。」[26]癡雲的這些見解可以提醒人們：在兩書人物比較研究時，一方面應該看到彼此存在著驚人的相似處，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加以等同。
孫遜《<紅樓夢>與<金瓶梅>》是新時期較早專門論述《金瓶梅》《紅樓夢》兩書關係的論文。孫文認為：「《紅樓夢》的人物描寫，正是直接繼承了《金瓶梅》的現實主義傳統，同時又遠遠超越了後者。」首先，「《紅樓》和《金瓶》都敢於寫『真的人物』，因此它們在寫及人物的命運時，沒有採取瞞和騙的態度，而是嚴格遵循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如實地寫出了這些人物的悲劇命運和命運的悲劇。」其次，「《紅樓夢》不僅在典型的數量上要大大高出《金瓶梅》，而且同是塑造得比較成功的藝術典型，前者的思想藝術容量也要比後者更加豐富和深刻。」此外「《紅樓夢》在人物描寫上還有一個最主要之點是《金瓶梅》所根本欠缺的」，那就是它不僅寫了「骯髒的人物」，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閃爍著理想的光輝和洋溢著生活的詩情的藝術典型。」[27]孫文能較早地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兩書人物塑造的藝術成就，客觀公允的立場是值得肯定的。
在八十年代初期，還有曦鍾發表了《「深得(金瓶>壺奧」——略談曹雪芹對<金瓶梅>的藝術借鑒》和《從人物形象看<金瓶梅>與<紅樓夢>》二篇文章，重點闡述了對兩書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在後文中，作者緊扣住前文已述及的「《金瓶梅》的人物描寫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即某些人物性格往往前後矛盾」的觀點加以延伸，通過分析比較，認為《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已經在努力追求從單一的「扁平」性格發展到複雜的「凸圓」的性格，但是它並沒有能夠完成這個發展，而只有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實現了這一小說史上的飛躍，即如魯迅所說的打破了傳統思想和方法。曦鍾在文中還批評了那些誇大《金瓶梅》人物塑造成就的觀點。[28]
在《金瓶梅》《紅樓夢》人物塑造的比較研究中，往往是以《紅樓夢》作為參照系來評判《金瓶梅》人物塑造所達到的藝術高度。除曦鍾外，還有張俊等學者都提到《金瓶梅》中某些人物形象性格前後有相矛盾之處，典型即如李瓶兒，也不如《紅樓夢》人物之豐滿圓潤。對此，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厲平《<金瓶梅>與<紅樓夢>審美價值比較》在「有無內在機制的人物性格層遞」一節中明確指出「李瓶兒與林黛玉的形象塑造，前後都有著明顯的層遞變化。」[29]這一點顯然與曦鍾等意見相左，代表了對於《金瓶梅》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種理解。
當代學者除了在整體上比較評價兩書形象塑造的藝術成就外，也有學者側重於討論兩書共同採用的藝術手法，張俊《試論<紅樓夢>與<金瓶梅>》將其歸納為：「既突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徵，也寫了他們性格的複雜性，」「運用白描手法描摹人物神態」，「人物心理刻畫，蘊藉含蓄，不露聲色，」「通過別人議論，介紹人物的性格特徵」等七個方面。[30]這七個方面基本上概括了兩書在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時採用的藝術技巧種種。
對兩書人物的群體形象和個體形象進行比較，是人物形象研究的主要內容。馮子禮側重於兩書中群體形象的比較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亦豐。1989年、1990年、1992年連續發表了《善惡殊途，美醜判然——<金瓶梅>與<紅樓夢>中女性形象之比較》[31]、《相悖互依，逆向同歸——<金瓶梅><紅樓夢>主人公比較》[32]、《「大家風範」與「小家子氣」——<紅樓夢>與<金瓶梅>中兩種不同的主婦群的形象之比較》[33]三篇論文，分別從思想高度和審美品格，生命哲學，文化教養的不同角度比較評價兩書中的群體人物形象，昭示了兩書不同的審美取向。
關於個體形象比較。徐君慧在專著《從金瓶梅到紅樓夢》中對鳳姐與潘金蓮，王夫人與吳月娘，焙茗與玳安等都進行分析比較。[34]牧惠在《金瓶風月話》也論述了潘金蓮性格與鳳姐、黛玉的相似之處。[35]這些都豐富了《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形象比較的研究成果。
三、敘事的比較研究敘事研究體現研究者關注文本、回歸文本的傾向，通過對《金瓶梅》《紅樓夢》兩書文本的全面考察，研究者們圍繞文學母題、情節、結構、語言藝術等諸方面展開了敘事的比較研究。
《金瓶梅》被公認為是中國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在小說發展史上具有多種「首次」的意義，就小說敘事而言，這種創新及其對《紅樓夢》的影響主要包括文學母題、情節結構和語言藝術三個方面。
在《紅樓夢》問世後不久，清代的許多學者就直覺地感到了《紅樓夢》在文學母題上對《金瓶梅》的繼承性。張其信《紅樓夢偶評》認為《紅樓夢》「從《金瓶梅》脫胎，妙在割頭換象而出之。」[36]諸聯在《紅樓夢評》中云：「《紅樓夢》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37]蘇曼殊在《小說叢話》則認為：「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雲，當是的論。」[38]惜於這些論者雖感覺到兩書在題材內容上的相似性，但未經過理性的過濾，所下的論斷也不準確恰當。如上述評點中多用「脫胎」二字，顯然是清人受宋代黃庭堅詩論影響較深的緣故，細察兩書，雖可言「化出」，終非「脫胎」，更無論「倒影」了。
進入當代以後，任訪秋、孫遜、張俊等學者都認可《金瓶梅》與《紅樓夢》在文學母題上有繼承關係的觀點，認為《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日常家庭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它直接影響了《紅樓夢》這部現實主義偉大作品的產生。同時又指出，比較而言，《紅樓夢》所描寫的封建貴族家庭，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反映封建末世的時代特徵。[39]
正如《金瓶梅》第一次把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寫引入長篇小說領地，《金瓶梅》在敘述上又是第一次擺脫了此前英雄傳奇、神魔小說、歷史演義的單線結構，展示給人們的幾乎是一種全新的結構風貌。它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紅樓夢》。民國時的三行已經注意到《金瓶梅》在結構上的進步。三行在《金瓶梅》一文中認為：「《金瓶梅》之所以能夠有結構，而不同於其它疊湊而成底說部者，因為他把範圍縮小，集中於西門慶，正如《紅樓夢》之集中於賈寶玉。」[40]這段話揭示了《金》《紅》兩書結構的相似性，但在理解上尚屬感性層次。
深入全面的比較是在當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後。許多學者認為，《紅樓夢》「像《金瓶梅》那樣，以事件為綱，一個波瀾接著一個波瀾地向縱深開掘。」[41]但是，比之《金瓶梅》，「《紅樓夢》作者已將網狀結構使用得爐火純青了，」「《金瓶梅》疏虞之處，魚網編織中的粗陋之處，《紅樓夢》一一補正過來。」[42]另外「《金瓶梅》主要寫的是西門慶家庭的興衰史……《紅樓夢》則沒有具體寫賈府的發家過程而主要寫了它衰敗的經過……體現了封建『末世』階級的時代的特徵。這是《紅樓夢》的藝術構思超過《金瓶梅》之處。」[43]顯然，當今學者在論述中更著重於《紅樓夢》全篇結構在繼承《金瓶梅》後的創新意識。
結構包括了整體和局部敘述，後者構成了情節內容，因而結構的比較直接關涉到情節內容的比較。在對兩書情節內容的比較中，評論者的傾向性是比較明顯的。清代的脂硯齋在《紅樓夢》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中寫道：「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44]他言下之意是讚賞前者的。哈斯寶則在他的《新譯紅樓夢》第九回回批裡比較《金》《紅》兩書有關預言結局的情節，認為「《金瓶梅》中的預言，浮淺；《紅樓夢》中的預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45]這兩位評點家的觀點在當代幾乎得到了有關研究者的一致呼應，他們大多辯證地指出：「《紅樓夢》的場面描寫，同《金瓶梅》有許多類似之處。或倣傚，或借鑒，或暗合，痕跡宛然。不過，兩相比較，從形式上說，《紅樓夢》的場面描寫更為千姿百態，章法多變，揮灑自如。」[46]
當然，兩書在情節敘述中，由於側重點不同，有時也各有特色，甚至「《紅樓夢》也有不如《金瓶梅》的。」徐君慧就指出：「如鮑二家的和賈璉通姦，被鳳姐撞見，大鬧了一場，鮑二家的上吊自殺。這情節當是從《金瓶梅》裡宋惠蓮上吊自殺而來。」但前者「只一筆帶過了事」，後者卻「把這一段寫得很精彩。」[47]
最後簡略談談兩書的語言藝術的比較研究。
《金瓶梅》與《紅樓夢》都以風格鮮明、特色顯著的語言藝術而著稱於世。早在脂評中即已寫道：「《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48]此處說明《金瓶梅》與《紅樓夢》都善於吸取民間的方言俗語，然後通過藝術轉化成為新奇的文學用語。兩書對俗語的借鑒，民國時就有人指出：「所謂俗者另為一種語言，未必儘是方言。至《金瓶梅》始盡用魯語，《石頭記》仿之，而盡用京語。」[49]說明了兩書共同具有以民間口語為本的藝術創作傾向，以及兩書的傳承關係。當然，兩者的高下之別還是至為明顯的。當代學者把這種差別歸納為「一個缺乏提煉，不免失之雜蕪；一個善於提煉，顯得精細凝煉。」《金瓶梅》是「下里巴人」，而《紅樓夢》則是「陽春白雪」。[50]此外，還有一些論著討論了兩書的白描手法，如牧惠的《金瓶風月話》認為《金瓶梅》與《紅樓夢》兩書都具有「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的藝術表現力，但比較而言，《紅樓夢》則「是更高一級的白描，是《金瓶梅》裡沒有掌握到的。」[51]再如董芳《<金瓶梅>對比藝術探微——兼談<紅樓夢>的嬗變》、[52]於承武的《<金瓶梅><紅樓夢>在小說創作中的模糊手法》[53]則分別討淪了兩書的對比手法和模糊手法，使人們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對兩書語言藝術的異同的理解。
四、價值的比較研究關於《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價值比較研究是與以上題旨、形象、敘事的比較研究密不可分的。實際上，在以上三方面的比較研究中，已不同程度地蘊含了研究者的價值評判。但是，價值的比較研究重點是直接圍繞對《金瓶梅》、《紅樓夢》兩書價值與成就的評判而展開的，由於學者的視角，觀點，方法不同，難免會各持一端，造成歧見叢生，眾說紛紜的局面。從清代開始，歷經民國，直至今日，隨著研究的深入，才逐漸取得比較統一的認識，下面分階段述之。
清代學者大多強調《紅樓夢》對《金瓶梅》的繼承關係，最為流行的是「脫胎說」和「倒影說」，大多偏頗失當(前文已述及，此不贅述)。當然，也偶有切中肯綮的論斷，如諸聯在《紅樓夢評》中一方面主張「脫胎說」，一方面又能夠較中肯地指出《紅樓夢》對於《金瓶梅》「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54]這種比較評判對後代研究者有啟發作用。
在民國時期，研究者貶《紅樓夢》和拔《金瓶梅》的傾向殊為明顯。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譯本》在西學東漸的肇始期就貿然給兩部小說定性：「我認為《紅樓夢》與《金瓶梅》都系自然派的作品，不過前者是研究貴族階級，後者是研究平民階級罷了。」[55]貶《紅樓夢》揚《金瓶梅》之意至為明顯。鄭振鐸在《長篇小說的進展》中更是明顯地表現了他對《金瓶梅》的偏愛：「在始終未盡超脫過去舊的中世紀傳奇式的許多小說中，《金瓶梅》則將這些『傳奇』成分完全驅出於書本之外。它是一部純粹寫實主義的小說。《紅樓夢》的什麼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脫盡一切舊套。唯《金瓶梅》則是赤裸裸的絕對的人情描寫，不誇張，也不過度的形容。」[56]阿丁也說道：「我覺得《金瓶梅》之意識，實是反抗的，積極的，不若《紅樓夢》意識之腐化與消沉。」「我還覺得《紅樓夢》完全是模仿《金瓶梅》的」，「世謂《紅樓夢》是人情小說的傑作，那末《金瓶梅》更是《紅樓》之師了。」[57]如果說，鄭文在貶《紅》揚《金》中尚有對文學史發展的深刻認識的話，那麼後者則完全是一邊倒的溢美之詞了。
進入八十年代之後，《金瓶梅》的固有價值重新受到學界的重視，有關《金瓶梅》《紅樓夢》價值高下的爭論亦隨之日益激烈，較早的一次是因重新審視晚清「脫胎說」、「倒影說」而引發的。1980年，朱星發表了《<金瓶梅>的文學評價以及對<紅樓夢>的影響》，重新提起晚清的「脫胎說，」並表明自己贊同「《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的觀點，結果引起朱捷等的批評，朱捷認為這是不妥當的，不恰切的，並且還指出「不能為了給《金瓶梅》昭雪，就不惜歪曲貶低《紅樓夢》。」[58]其後，吳小如在《我對<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幾點看法》裡也發表類似意見：「《紅樓夢》之於《金瓶梅》，絕對不是照搬。我們不能因《紅樓夢》的偉大來為《金瓶梅》的嚴重局限進行彌縫掩飾，《紅樓夢》和《金瓶梅》兩者之間並不能劃等號。」[59]此外，葉朗所著《中國小說美學》在談到《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時，對同出於晚清的「倒影說」也提出批評意見，但他同時認為「如果沒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紅樓夢》，這是可以肯定的。」[60]然而另一位學者曦鍾則通過推斷得出了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他認為「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只能是社會生活……而『過去的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金瓶梅》對於《紅樓夢》而言，當然也只是流而不是源。」他的結論是：「即使沒有《金瓶梅》，曹雪芹仍然會寫出《紅樓夢》這部傑作。」[61]就中國世情小說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看，《金瓶梅》作為開山之作，也就是《紅樓夢》相對的源，這由《紅樓夢》中許多借鑒的痕跡可證，曦文似乎過於強調生活之於文學創作的重要性而輕視文學本身的源流繼承關係了。
因重提「脫胎說」、「倒影說」引發的以上爭論，主要是從《金瓶梅》《紅樓夢》源流觀的角度評判兩書價值之高下的，而寧宗一，宋謀瑒之間另一次爭論則是集中於小說觀之更新上展開的。1984年寧宗一發表了《<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一文，他在文中認為：「《金瓶梅》小說的作者探索了小說的新觀念，」「小說再不是按類型化的配方演繹形象，在藝術上更加考究、新穎，比較符合生活的本來面貌，從而更加貼近讀者的真情實感。」[62]這種說法引起宋謀瑒的批評，認為《金瓶梅》人物還未達到性格化的程度，只有「《紅樓夢》中的人物典型是性格化的典型，」宋謀瑒在對寧文分析之後認為寧文是拔高《金瓶梅》，「用《金瓶梅》來取代《紅樓夢》在小說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並不惜貶斥包括《水滸》在內的所有明代小說。」[63]
寧宗一抱著「為《金瓶》一辯」的宗旨，在《說不盡的<金瓶梅>》中提出了反批評，批評宋文批評的「蹊蹺」，並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金瓶梅》代表了「小說觀念的重大更新」，佔了「小說史的一半。」[64]於是，宋謀瑒再度反駁，指出「中國小說觀念的重大更新的最終完成「應該」記在《紅樓夢》帳上而不是記在《金瓶梅》的帳上。」[65]
繼「源流觀」、「小說觀」二次論爭之後，有關《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第三次論爭則進一步轉到「文化觀」上。1988年5月，周中明在「全國第六次《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並印發了《論<紅樓夢>與<金瓶梅>是兩種文化》的論文，批評人們「大有把《金瓶梅》的成就捧到《紅樓夢》上面之勢」，他認為《金瓶梅詞話》是隸屬於「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作品，「作者的思想出發點，是要恢復傳統的封建秩序，作者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屬於封建傳統文化。」他比較《紅樓夢》與《金瓶梅》後的結論是：「《紅樓夢》與《金瓶梅》是民主文學和封建文學兩種不同文化在我國小說中的典型代表。」兩者的思想體系有「民主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樣兩種文化性質上的區別。」周文發表後，張兵即撰寫《論<金瓶梅>研究中的「封建說」》予以反駁，張兵通過引證小說中大量的情節內容，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和「對婦女的態度問題」兩方面人手反駁周文的觀點，指出「封建說」的產生是由於「邏輯上的混亂，使正確的前提導致了錯誤的結論。」[66]
以上三次論爭標誌著《金瓶梅》《紅樓夢》價值比較研究在新時期的逐步深化。
近年來，在對《金瓶梅》《紅樓夢》比較明確褒貶的爭論外，有一種意見頗引人注目，季學原《<金瓶梅>與<紅樓夢>對讀二題》一
文，[67]在《金瓶梅》與《紅樓夢》關係上提出一個新的看法，即「認為《金瓶梅》和《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如同雙峰並峙，前後輝映，形成一個不可相互取代，不會相互掩蓋，不能隨意軒輊的互補性的關係。」這種觀點雖有較強的現實參考價值，但也不免帶有濃烈的折中主義色彩。
縱覽對《金》《紅》兩書的價值比較，人們可以看到，其中明顯地呈現為三種傾向：一是貶《金》揚《紅》，二是貶《紅》揚《金》，三是折中調和，但就總體而言，儘管有些研究者挾帶著偏愛，或是對歷史進行反撥的情緒，為《金瓶梅》正名，但《紅樓夢》作為小說最高峰的地位畢竟是無法撼動的。歷史的天平有過搖擺，但最終總傾向於《紅樓夢》，這是歷史的公論。
《金瓶梅》與《紅樓夢》同有「奇書」之譽，「紅學」和「金學」也都是顯赫的專學，相比而言，《金瓶梅》與《紅樓夢》比較研究的領域還未得到兩支研究隊伍的充分關注，在學術成果上也還未達到應有的廣度和深度。此外在兩書比較研究中還存在著不少亟待克服的認識誤區，正如傅憎享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因為對比較的目的認識不清，於是偏執於「去摘滴血認親之舉，」用「靜觀靜態的比較」代替「動態的比較，」用「庸俗的比附」取代「整體的比較。」[68]這都是當代研究者在比較研究中應該注意的。我們希望，隨著「紅學」「金學」的深入發展，對兩書的比較研究會更全面、更廣泛、更深入，並由此開拓出更為開闊的學術空間。
注 釋：
１ 轉引自王麗娜《<金瓶梅>在國外》，載《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58頁。
２ 見陳昌恆整理《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錄》，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8、9、11頁。
３４⑭[37][38][44][45][48][54] 見侯忠義、王汝梅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l2月版，第468頁，第469頁，第469頁，第470頁，第480頁，第463頁，第467－468頁，第463頁，第470頁。
５ 轉引自王永健《<林蘭香><金瓶梅><紅樓夢>》，載《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3輯。
６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７ 沈德符《野獲編》。
８ 載《開封師範學院學報》1962年第2期。
９[58] 載《山西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3期。
十[41] 《從<金瓶梅>到<紅樓夢>》，載蔡國梁著《金瓶梅考證與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4—75頁，第85頁。
⑪[34][47] 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28－233頁，第244－248頁，第243頁。
⑫ 載中國金瓶梅學會編《金瓶梅研究》第4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0、11、22頁。
⑬ 鄭繼家《論<金瓶梅><林蘭香><紅樓夢>題材、主題的繼承和發展》，載《鹽城教育學院學刊》1988年3／4期；王永健《<林蘭香><金瓶梅><紅樓夢>》，載《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3輯。
⑮ 載《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6—88頁。
⑯ 載蔡國梁選編《金瓶梅評注》，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53－173頁。
⑰ 載《華中師大學報》(哲社版)1994處第4期。
⑱ 載徐朔方編選《金瓶梅西方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75頁－187頁。
⑲ 見《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6頁，第850頁。
⑳ 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2輯。
[21] 載《貴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10期。
[22] 載《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內蒙占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
[23][24][25][26][40][55][56][59] 見周鈞韜編《金瓶梅資料續編(1919－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年1月版，第9—15頁，第219—228頁，第215頁，第218頁，第35頁，第64頁，第65頁，第176頁。
[27] [50] 見孫遜、陳詔著《紅樓夢與金瓶梅》，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2－16頁，第23頁。
[28] 前文載《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後文載《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l1月版，第174—181頁。
[29] 載《社會科學輯刊》1990年第3期。
[30][43][46] 載《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9～104頁，第94～95頁，第96頁。
[31] 載《青海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
[32] 載《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1期。
[33] 載《紅樓夢學刊》1992年第3期。
[35][51]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版，第61～68頁，第204、208頁。
[36] 轉引自張俊《試論<紅樓夢>與<金瓶梅>》，載《金瓶梅研究》第110頁。
[39] 參見註釋８[30]。
[42] 祁和暉《青出於藍一論<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載《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王利器主編，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90頁。
[49] 蠻《小說小話》，轉引自張俊《試論<紅樓夢>與<金瓶梅>》，載《金瓶梅研究》第107頁。
[52] 《人文雜誌》1990年第3期。
[53] 《棗莊師專學報》1992年第1期。
[59] 見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4頁。
[60]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62頁。
[61] 《從人物形象看<金瓶梅>與<紅樓夢>》，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第174頁。
[62] 原載《南開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2期，後收入《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l2月版，本文所引據後者，第17頁。
[63] 《略論<金瓶梅>評論中的溢美傾向》——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第187頁。
[64] 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5月版。
[65] 《再論<金瓶梅>評論中的溢美傾向——與寧宗一同志商榷》，載中國金瓶梅學會編《金瓶梅研究》第4輯，第64頁。
[66] 中國金瓶梅學會編《金瓶梅研究》第2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06－112頁。
[67] 載《寧波師院學報》1993年第3期。
[68] 《<紅樓夢><金瓶梅>求同比較異議——兼再論曹雪芹的借鑒與創新》，載《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1期。